1月初,一些暴徒衝進美國國會大廈高呼他們要 "絞死邁克·彭斯(Mike Pence) "的要求。 但有些人可能認為這位前副總統已經死了。

在前總統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基本盤的某些邊緣角落,特別是那些受QAnon陰謀論影響的人,有謠言彭斯去年已被川普掌控的軍事法庭處決了。 對於奧巴馬夫婦克林頓夫婦(Clintons)喬·拜登總統和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也有同樣的謠言。 按照這些故事的說法,那些顯示他們明顯是在對當前事件做出反應的新聞報道,不過是電腦生成的結果。 或者是全息投影(holograms)。 或者是演員? 或者是克隆人(clones)!

這當然是荒唐的, 但這也是無法一一辯駁的。我們不能帶著拜登到每個陰謀論者面前,去證實拜登還活著。 即使我們能做到,對於任何外在的證據,這種陰謀論都能找到解釋或否定的方法。

但最值得注意的是,持有這種信念的人中,有相當多比例的人將自己描述為福音派。 他們社交媒體上的個人簡介中,充滿了“保守派基督徒”、“堅信聖經的基督徒”、“為信仰而戰”、“約翰福音3:16”、“敬畏上帝”、“基督徒、妻子和母親”等短語。 他們有時在分享陰謀論的同一個推文里也分享《聖經》經文。 他們相信上帝會完成對美國政體的徹底改革,而想象中的處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們可能會去教會——也許是你的教會。

一般來說,大多數參與政治的美國人,特別是基督徒,都不相信如此瘋狂的事情。 但這種關於處決名人的理論並不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屬於少見的異常現象。 “根據我的經驗和與其他牧師的談話,對於人們相信陰謀論和牽強附會的政治觀點,(尤其是自大選以來)這種情況日益普遍,我們越來越感到擔憂”,丹尼爾·達令(Daniel Darling)說。他是一名牧師,也是全國宗教廣播協會(National Religious Broadcasters)的高級副總裁,《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的撰稿人,和《言語之道:利用我們的網路對話行善》(A Way with Words: Using Our Online Conversations for Good)等書的作者。

在一月份的電子郵件採訪中,達令與我分享的看法是基於“生命之道”(Lifeway)新的調查數據。 該調查發現,美國有足足一半的基督教牧師表示,他們“經常聽到會眾們重複他們耳聞關於我們國家為什麼會發生一些事情的陰謀論”。 生命之道研究機構(Lifeway Research)的執行董事斯科特·麥康奈爾(Scott McConnell)說:“在政治上保守的圈子里,這種趨勢似乎是最強烈的,而這在白人新教牧師牧會的教會中有較高的比例。”

“與我交談的大多數牧師表達,這些人只是他們會眾中的一小部分”,達令告訴我,“也許屬於教會裡政治參與度最高的人,或者是在網上最投入的人。 然而,這些人的狀況已足夠讓許多牧師擔心”,他繼續說,特別是“許多基督徒對他們喜歡的、越來越極端的媒體是那麼的著迷,而且許多人似乎十分抗拒合理的反駁。”

這帶來的影響是一種認識論的危機,它並不完全是一種極端邊緣現象。 越微妙的謊言可能效果越強——“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林前10:12)。 這場危機不僅僅是一個緊迫的政治問題,也是基督徒門訓的迫切問題,因為基督徒應該是真理的人(約8:31-32)。

簡單地說,認識論就是研究知識:我們知道什麼,以及我們如何知道? 什麼是值得信賴的知識來源? 世界真的如我們所感知的那樣嗎? 如果真理存在(如基督徒所肯定的那樣),我們能正確地獲得真理嗎? 我們正處於認識論的危機之中,因為我們在公共領域對這些問題的回應是災難性的混亂

過去五年的美國政治是一個“另類事實 ”和“不再真實的真理 ”的時代。 對“假新聞”的指責飛得又快又強烈。有的指責是公正的,有的卻是憤世嫉俗下的造謠中傷。 主流媒體因存在缺陷或偏見而被拒絕(這常常是一種應得的批評!),但取而代之的匿名網路謠言製造者則更糟糕。 太多的右派擁抱“夢想中的政治主義(dreampolitik)”——如果它讓人感覺是對的,就相信它——而在太多的左派中,完全強調個人經驗作為知識的中介者,使得跨越身份界限的溝通變得不可能。 結果是我們對那些不值得肯定的東西很肯定,而對基本事實卻很懷疑。 一種關於認識論的煙霧正通過自動播放無限滾動(infinite scroll)湧入我們的家庭和我們的頭腦

我想和達令談談,因為我認為我可以很好地描述這個問題。 當我看到這個現象時,我當然認得出它,包括——讓我失望地——在我自己家庭裡發生的事。 但我常常感到無所適從,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知道在我的生活中如何實踐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 )在《大西洋月刊》所稱的“精神衛生”的做法(我想說這也是一種屬靈衛生)。 伍德寫道:“這種掙扎是內在的,也是所有消費媒體資訊的人所熟悉的。”對我來說,這意味著對我的接受媒體訊息(media consumption)的時間和內容的限制(雖然時常被打破),以及每日固定在滑手機前讀經。

但其他人呢,他們可能甚至沒有意識到認識論危機的存在? 我不能把我的自我限制和慣例強加給他們。 吉爾伯特·基思·柴斯特頓(G. K. Chesterton)在《回到正統》(Orthodoxy)一書中建議不要與陰謀論者爭論,而是建議給他“空氣”,用以顯示“在單一論點的窒息之外,還有更乾淨、更有意義的東西”。 但是,在智能手機的時代,當無盡的爭議和困惑的源泉總是在我們的口袋里,這又是什麼樣子的呢?

達令告訴我,像這篇文章的公眾評論所能做的有限。 他寫道,這些文章“會有些幫助”,“但這些問題必須通過人際關係來解決”,而且是在各地的教會中解決。 他繼續說,太多的“福音派基督徒所受的教化(catechized)更多地來自於他們最喜歡的小眾政治播客(podcast)、專家和政客”,而不是《聖經》。我猜想這種描述可能不受歡迎,但如果我們考慮到人們分配給這些媒體的時間,這是無可辯駁的。

達令說:“因此,也許牧師們需要回到這種老式的講道,來警告人們不要受到不良影響,並敦促我們用聖經‘更新變化我們的心意’(羅12:2)。”同時在他們的門徒訓練中,“以持續、細微的方式強調以健康的方式參與政治的意義。” 教會可以利用小組來推薦書籍、學術研究播客,以及課程來訓練和鼓勵會友們。 達令認為,如果不能解決政治參與和內容消費上的問題,就意味著“把這塊地盤拱手讓給了那些靠博人眼球獲利的恐懼販子和媒體集團”。

而這一切都必須發生在基督徒的愛的前提下:在友誼中;在禱告、禁食和屬靈爭戰中(弗6:10-18);在“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中(西3:13)。 達令總結說,我們可能無法說服人們走出認識論的危機,但我們可以訴諸於基督徒的美德和使命,提出類似這樣的問題:這個真的值得我們花費時間和精力嗎? 它能幫助我們“行事為人與蒙召的恩相稱”(弗4:1)嗎? 它能讓任何人的心轉向基督嗎? 我們不需要去相信克隆人拜登(Clone Biden)的存在,回答應該就是:“不能”。

Bonnie Kristian 是《今日基督教》的專欄作家。

翻譯:Addison Lin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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