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钟斯·霍华德(Lily Jones Howard)在加州南部一所拥有发展迅速的儿童和青年部的教会里长大。 这教会在下午和晚上有AWANA俱乐部,还分别进行初中及高中的青年小组。 她以此与她和丈夫以及两个孩子现在参加的教会作比较。 她猜测,成员的中位年龄大约是65或70岁。 霍华德说:“牧师已经明确指出,儿童是教会的命脉。” 会众特别热切欢迎像她这样的年轻家庭。

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的美国福音派教徒会发现自己有类似霍华德家庭那样的教会经历,而主要的原因是:越来越难找到有孩子的福音派教徒。

总的来说,美国人今天比两代以前生育较少孩子。 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 ,二战的高峰后,生育率在80年代下降到每名妇女只生育两次左右,此后生育率一直在这点徘徊。 然而,根据奥克拉荷马大学社会学家撒母耳·佩里(Samuel Perry)和赛勒斯·施莱弗(Cyrus Schleifer)的说法,直到最近,福音派一直保持高于平均的生育率。

佩里和施莱弗分析了几十年 普及社会调查 (GSS)的数据,发现在1972年至2016年间,保守的新教徒由比主流新教徒多生6%的孩子降至大致相同的人数。 总的来说,这似乎意味着福音派现在拥有孩子的数量其他美国人大致相同。

随着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及总统选举的临近,人口统计学家、政治家和各权威都在关注人口数字。 有些人关注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负担,另一些人则关注每个新人的碳足迹。

福音派也权衡看似矛盾的重点。 一些人看上帝在《创世记》中的命令“你们要生养众多”为至高无上,而另一些人则从创造故事中看到管理万物的责任,这可能意味着要生育较少的孩子。

生育孩子如何配合上帝国度这更广阔的视野? 哪些价值观在影响——哪些价值观应该影响——我们家庭人数的决定?

全面下降

佩里和施莱弗着手探讨,对宗教的委身和信仰的差异如何与宗教派别一起影响生育的决定。 他们连续44年每年向大约1500名过了生育年龄(45岁或以上)的人进行抽样调查,比较了天主教徒、主流新教徒和保守新教徒所生育子女的数量。 然后,他们问理解《圣经》字面意义和定期参加教会活动等因素如何影响家庭人数。

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无论是甚么基督教宗派,生育率都在下降,从1972年平均出生的2.7个孩子,下降到2016年的2.3个孩子。 研究人员观察了教会的出席率和对《圣经》有字面理解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家庭人数。 如果主流(mainline)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定期上教会的话,生育人数略有增加。 但是,在保守新教徒中,无论出席率如何,生育率都下降了。

佩里推测,这种差异与福音派如何定义自己有关。 “如果你是福音派,你已经相当保守了。”他说。 作为一个福音派,自然对教会委身和更字面上理解《圣经》。 然而,在主流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中,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佩里说,在这两个组别中,经常出席教会和相信《圣经》的字面解释,表明更传统的价值观,这与更高的生育率有关。

然而,经济学家莱曼·斯通(Lyman Stone)认为,那些更虔诚的人仍然比其他人生更多的孩子。 “当你注意某些信条或宗教行为时——虔诚的人变得更与众不同。 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巨大的转向。 生育率仍有一些下降,但是温和很多。”他说。

斯通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他指向一项调查:2014年皮尤宗教景观调查(PRLS)。 福音派平均生育2.3个孩子,比全国平均水平2.1个孩子高出8%。 与佩里和施莱佛的调查相比,皮尤调查使用了更大的一次性样本(超过35000名成年人),这可以更准确地估计最近的生育率。

尽管结果不同,佩里和施莱佛的研究和皮尤调查都与最近的新闻标题一致:人们生育越来越少的孩子。 福音派也不例外。

福音派基督教的“主流化”

曼迪·科布(Mandy Cobb)和她的丈夫为怀孕而苦苦挣扎多年,并接受了多次生育治疗。 2015年他们儿子的出生是令人痛苦恐惧的,包括紧急剖腹生产,以及母亲和婴儿都曾留在深切治疗部。 科布说,由于健康理由,他们不会生更多的子女,讨论过收养问题,而收养数目应该也只是一个。 “有超迥两个或三个的话必会影响我的精神健康。”

科布是一名有全职工作的母亲,负责协调乔治亚州一所技术学院的放射科。 “我绝对喜欢我的工作。”她说。 了解她想继续工作的话,生育很多孩子便不符合经济原则。 她说:“我生越多孩子,我就要工作越多以应付照顾孩子的费用。”

虽然科布的故事不能归为社会趋势,但它让人看到福音派关于生育的思想如何改变。

在20世纪后期,福音派开始从分离主义、基要真理的根源转变,在社会中更广泛地参与。 贝勒大学历史学家菲力浦·詹金斯(Philip Jenkins)说,妇女角色的变化是影响生育率下降趋势的最大因素之一。 研究 表明妇女的教育程度和家庭人数有相反的关系。 随着像科布这样的福音派女性越来越多在家庭以外工作,她们对家庭人数的微积分改变了。

另一个相关因素是婚姻状况和结婚年龄。 皮尤的数据显示,在2007年至2014年间,福音派的 结婚率 从59%下降到55%。 他们跟随整体美国人的模式:晚婚,有时甚至完全放弃婚姻和生孩子。 斯通说,晚婚可能可以解释过去20年大部份的生育率下降, 因为已婚妇女比未婚妇女生育更多的孩子。

这一切都表明佩里所提出的大趋势——自70年代以来福音派的“主流化”。 简言之,福音派正在吸收周边文化的许多价值观,而周边文化是越来越不虔诚(2019年,26%的美国成年人 被认定为“无宗教”, 高于2009年的17%)。

改变对儿童的观念

维多利亚·里奥拉诺(Victoria Riollano)和她的丈夫住在弗吉尼亚北部,有六个孩子,由1岁到12岁。 当他们离家外出时,都会吸引很多目光。 “一旦你到了有三个孩子,人们开始注视你,就像你有三个头一样。”她说。 随着孩子人数的增加,里奥拉诺感到上帝呼召她去维护家庭,而不是接受这些假设。 当人们说,“你看你手忙脚乱。”她回答:“我很有福气。”或指著年龄较年长的孩子说:“是的,但他们是好帮手。” 她不想让她的孩子得到这样的信息:他们是令人讨厌的。这就是她作为两个孩子之一成长的感觉。

对里奥拉诺来说,抚养孩子是她作为基督徒的召命的必需部份。 她回到创世记1:28,当上帝祝福亚当和夏娃时,告诉他们,“要生养众多。” “这是我们对上帝的承诺的一部分。 养育孩子们是为了在世上保留名字和遗产。”她说。

里奥拉诺将她的观点与她那一代人的观点进行了对比,他们认为生育孩子是一个选择,“假如对我来说方便的话”,就生孩子。 事实上,与过去的几代人比,儿童观发生了剧变, 以往,儿童是家庭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在农场帮忙还是工作赚钱。

避孕的广泛使用也改变了我们对生育的看法。 贝勒研究员詹金斯指出,一个世纪前,不论任何宗教,每个家庭都有相约的孩子数量,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虽然某些避孕方法 较早已出现,但直到70年代,可靠、可长期使用的节育措施(如避孕药和宫内节育器)才变得普遍。

惠顿学院的神学家艾米丽·麦戈温(Emily McGowin)说:“新教徒不经思索便参与了避孕和节育运动。 我们没有想清楚我们究竟相信了甚么。” 麦戈温毫不奇怪我们仍在拼力去说明对儿童和家庭一致、忠诚的愿景。 她说,从神学上说,“要真正接受这一点,需要用上百年的时间。”

与此同时,生育率的下降给这些问题带来了新的紧迫性:为甚么要生孩子? 家庭有甚么作用?

生育孩子是《圣经》的命令吗?

许多福音派信徒会同意里奥拉诺的意见,如果你做得到的话,生育是圣经《创世记》其中一个命令。 “我们知道儿童是上帝的祝福和礼物。”经济学家斯通说。 “基督徒正在发生文化变革——我们选择不阅读《圣经》中关于大家庭喜乐、美丽和卓越的段落。”

另一些人质疑上帝对亚当和夏娃的命令今天是否仍适用于我们,或者甚至它究竟是否是一个命令。 乔治福克斯大学的社会学家和作家丽莎·麦克明(Lisa McMinn)说:“我们已经生养众多了。” 她在2010年 告诉CT: “人口和资源问题已经存在,爱我们的孩子、爱未来的孩子、爱所有人或全部孩子的最佳方式,是限制我们的家庭人数。”

Article continues below

免费时事通讯

更多时事通讯

梅根·罗杰斯-沙尔内茨基(Meghan Rogers-Czarnecki)有两个亲生子女和一个领养孩子,她认为这是上帝创造人类来管理和照顾万物的故事。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已经把它变成了只关心人。”她说。 她补充说,即使是关心人,也涉及为后代管理资源。

罗杰斯-沙尔内茨基在俄勒冈州的贵格教会长大,关心万物是他们信仰的核心。 她说,如果她和丈夫在刚结婚时花时间更彻底地思考,她就只会领养。 她说,在不可再生资源迅速枯竭、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影响日益显现的时代,“增加人口似乎是不负责任的。” 这尤其适用于美国,因为美国消耗了如此不成比例的世界资源。 而且,罗杰斯-沙尔内茨基补充说,“许多孩子需要家。”

斯通认为这种想法 是被误导了。 他说,碳排放才是问题所在,人口却不是。 这是一个“政策、资源配置和创新... ... 问题。 它本末倒置了,试图通过减少人口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这些人正正就是会去享受我们拯救的世界的。”他说。 斯通看到我们应该为家庭去管理地球和财政,而不是反过来。

但是,麦戈温指出,在整本《圣经》中,没有牢不可破的家庭观。 《旧约》的愿景与《新约》不同,《新约》本身对家庭并不太友善。 “耶稣为了门徒,会淡化他的家庭闗系。 保罗对家庭是模棱两可的。”麦戈温说。

从麦戈温的角度来看,在与教会闗系的新契约中,家庭得到了意义。 “教会就是身体,就是那将持续到新天新地的载体。 基督的身体是首要的。 作为神家的一部分,家庭的主要工作是门徒训练——使父母和子女都成为门徒。 这并不意味着你一定应该要生育更多(孩子)。”麦戈温说。

创造关怀组织“祝福地球”的创始人马修·斯莱思(Matthew Sleeth)认为,耶稣的命令“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太28:19),比《创世记》的更重要。 斯莱思在《服事神,拯救地球》一书中写道:“我们要‘教导’万民而不是过份生育。”。

老龄化和缩小的社区

《华盛顿邮报》 最近刊登 了一篇关于缅因州使人沮丧的报导,缅因州是全国拥有最多长者的州份,五分之一的人口年龄超过65岁。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需要更多的家中医疗照顾和护老院,但没有足够的人手。 结果,越来越多老年人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照顾,而家庭难以填补这些空缺。 文章认为,缅因州的情况是国家未来的预演。

福音派教会正在与全国其他地区一起老化。 皮尤的数据显示,2007年至2014年间,福音派成年人的中位年龄从47岁上升到49岁。 虽然福音派人数继续增长,但它占全国人口的百分比却开始下降。 佩里和施莱弗预测,如果生育率继续沿着同样的趋势下降,福音派人口将会开始减少。

有些宗派已经在萎缩。 例如,皮尤的数据显示,2007年至2014年,美国最大的教派,美南浸信会损失了1.4%成员。 路德宗密苏里区会(Lutheran Church-Missouri Synod)减少了0.3%。 佩里说,虽然离开宗派的成年人起了一定作用,但大多数的下降数字可能与孩子人数减少有关。

斯通使用皮尤数字计算当前生育率,以及成人离开和进入宗派的比率,计算了妇女需要生育子女的平均数量以维持现有的数字。 浸信会每名妇女至少需要有2.58个孩子。 2014年,每个45岁以上的妇女实际生育子女人数为2.27个。 相比之下,五旬宗通过皈信而引进的成员比因离教而失去的成员多,每个妇女平均只需要生1.89个孩子,以保持他们的宗派不会萎缩。 2014年,她们每名妇女有2.7孩子。

有些人看到这些数字,会认为有必要更努力传道,让更多人皈依信仰,以弥补生育率下降带来的损失。 斯通指出,需要实事求是。 他说:“据统计,大约需要30-40名基督徒向一位成人传福音。”

北园大学(North Park University)神学家罗松城(Soong-Chan Rah,音译)看到了另一条路。 “教会成长的标准方法是生育孩子和使人皈信。”他说。 然而,第三个因素是移民。

罗指出,虽然许多白人福音派教会的成员人数正在减少,但移民和少数民族教会正在蓬勃发展。 “有一个令人很好的趋势是,世界各地的人来到我们这里。 增加移民是减少人口减少的临时办法之一,能够填补后繁荣时代欠缺的人口数量。”

罗说,许多移民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填补了属灵上的空缺。 “我们正在寻找这个上帝给我们的答案。 但由于我们的本土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移民立场,许多基督徒并没有接受它。”

詹金斯说,虽然移民可能是部份答案,但应该还不足够,尤其是从长远来看。 移民的出生率通常较高,但在一两代人之后会与其他一般人口同步。 来源国的生育率也在急剧下降。 例如,墨西哥 的总生育率 从1960年代的每名妇女有7个孩子下降到今天的2.2个。

深入探讨其价值

麦克明说,无论一个人的道德论据倾向于多生或少生孩子,都会“很容易二元地把它概括成是全坏的或是全好的,而不是去思考推动(这些趋势)的核心价值。”

福音派生孩子越来越少,当中有很多重叠的原因。 佩里鼓励基督徒思考世俗价值观如何影响我们,比如消费主义是否驱使我们为了拥有更多东西而多工作,以至更难拥有一个大家庭。 他说:“我是被其么影响?是耶稣要我做的事,或是我如何内化或反省广泛社会告诉我该怎样考虑优先?”

佩里说,与此同时,许多家庭正在限制其人数,因为妇女希望在抚养儿童以外,在社会中发挥更广泛的作用,他肯定这一点。 他说:“如果扭转这种趋势,需要求妇女不上大学、不上班。要在教会面前去斥责女人赚钱、运用她们的恩赐和把孩子送进日托所都是很困难的。”

虽然欧洲长期以来一直以慷慨的家事休假政策而闻名,但近年来,一些欧洲国家开始提供更积极的经济诱因,以鼓励妇女生育,扭转人口下降的趋势。 例如,匈牙利极右派总统维克托·奥本(Viktor Orbón)最近提出了“生育,而不移民”的政策,给予大家庭大幅减税和无息贷款。 佩里说:“这些政策的核心是担心(白人人口)被外族人超越。” 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孩子是为了“击退会改变国家文化和架构的棕色族群”,基督徒便需要以先知的声音去反对这种价值观,同时仍然支援以家庭为导向的政策。

面向未来的养育

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丹尼尔·霍尔科姆(Daniel Holcomb)和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住在一栋有一个大院子的900平方尺的房子里。 从社交和情绪方面考虑到自己的抚养能力以及家庭对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后,他们有计划地决定自己需要多大的房子和孩子的数量。

霍尔科姆在东非长大,是传教士的孩子,他到过很多地方旅游,目睹了拥有超大家庭的经济压力。 他也看到,在短短一两代的时间里,他们从有八或十个孩子缩小到只有一个甚至没有子女时,家庭所面对情绪及长者照顾的缺口。

在波特兰,他经常与反人类情绪抗争,他们认为人就是世界的问题所在,因此,羞辱那些生育孩子的人。 他跟他由3到9岁的孩子谈论这些信息。 他希望他们“理解他们是以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但同时知道“人类确实可以是环境的坏管家。” 他们谈论濒危物种,生态系统如何运作,甚至蜘蛛和蚂蚁如何发挥其作用。 在自己的家园中,他们造了一个森林花园,有植物和鲜花去维持蜜蜂的数量。

霍尔科姆和他的妻子努力解决孩子们为环境带来的影响,但得出以下结论,他们的孩子可以为后代带来正面的影响。 霍尔科姆说:“我们竭尽所能,即使是在年少时,已鼓励每个孩子成为自然界的保护者和好管家,而不是仅仅把它看作是可以利用和开发的资源。”

最近,他亲眼看到,当没有足够年轻人来填补职位时,服务和照顾如何产生问题,他便开始从作为好邻居的角度来看生育问题。 霍尔科姆说,这种方法使“基督徒可以有他们足够的人数照顾自己或是其他主内肢体的父母。”

霍尔科姆承认他无法控制结果。 “我们不能紧紧抓住他们的未来。 他们是自主的。” 他说,不是每个人都被召作此,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 但对于那些可以做到的,“它可以是人生中最长的门徒关系之一。 生育孩子可以是祝福世界和他人的一种方式。”

柳安·胡斯卡(Liuan Huska)是一位住在芝加哥地区的作家。 国际华文出版社即将出版她关于慢性疾病的书。

翻译:季小玲

责任编辑:吴京宁

[ This article is also available in English and 繁體中文. See all of our Chinese (Simplified) (简体中文) cover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