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生孩子越來越少，福音派也不例外。

莉莉·鐘斯·霍華德（Lily Jones Howard）在加州南部一所擁有發展迅速的兒童和青年部的教會裡長大。 這教會在下午和晚上有AWANA俱樂部，還分別進行初中及高中的青年小組。 她以此與她和丈夫以及兩個孩子現在參加的教會作比較。 她猜測，成員的中位年齡大約是65或70歲。 霍華德說：“牧師已經明確指出，兒童是教會的命脈。” 會眾特別熱切歡迎像她這樣的年輕家庭。

在不久的將來，越來越多的美國福音派教徒會發現自己有類似霍華德家庭那樣的教會經歷，而主要的原因是：越來越難找到有孩子的福音派教徒。

總的來說，美國人今天比兩代以前生育較少孩子。 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 ，二戰的高峰後，生育率在80年代下降到每名婦女只生育兩次左右，此後生育率一直在這點徘徊。 然而，根據奧克拉荷馬大學社會學家撒母耳·佩里（Samuel Perry）和賽勒斯·施萊弗（Cyrus Schleifer）的說法，直到最近，福音派一直保持高於平均的生育率。

佩里和施萊弗分析了幾十年 普及社會調查 （GSS）的數據，發現在1972年至2016年間，保守的新教徒由比主流新教徒多生6%的孩子降至大致相同的人數。 總的來說，這似乎意味著福音派現在擁有孩子的數量其他美國人大致相同。

隨著2020年美國人口普查及總統選舉的臨近，人口統計學家、政治家和各權威都在關注人口數字。 有些人關注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經濟和社會負擔，另一些人則關注每個新人的碳足跡。

福音派也權衡看似矛盾的重點。 一些人看上帝在《創世記》中的命令“你們要生養眾多”為至高無上，而另一些人則從創造故事中看到管理萬物的責任，這可能意味著要生育較少的孩子。

生育孩子如何配合上帝國度這更廣闊的視野？ 哪些價值觀在影響——哪些價值觀應該影響——我們家庭人數的決定？

全面下降

佩里和施萊弗著手探討，對宗教的委身和信仰的差異如何與宗教派別一起影響生育的決定。 他們連續44年每年向大約1500名過了生育年齡（45歲或以上）的人進行抽樣調查，比較了天主教徒、主流新教徒和保守新教徒所生育子女的數量。 然後，他們問理解《聖經》字面意義和定期參加教會活動等因素如何影響家庭人數。

根據他們的研究結果，無論是甚麼基督教宗派，生育率都在下降，從1972年平均出生的2.7個孩子，下降到2016年的2.3個孩子。 研究人員觀察了教會的出席率和對《聖經》有字面理解如何影響一個人的家庭人數。 如果主流（mainline）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定期上教會的話，生育人數略有增加。 但是，在保守新教徒中，無論出席率如何，生育率都下降了。

佩里推測，這種差異與福音派如何定義自己有關。 “如果你是福音派，你已經相當保守了。”他說。 作為一個福音派，自然對教會委身和更字面上理解《聖經》。 然而，在主流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中，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別。 佩里說，在這兩個組別中，經常出席教會和相信《聖經》的字面解釋，表明更傳統的價值觀，這與更高的生育率有關。

然而，經濟學家萊曼·斯通（Lyman Stone）認為，那些更虔誠的人仍然比其他人生更多的孩子。 “當你注意某些信條或宗教行為時——虔誠的人變得更與眾不同。 我們沒有看到一個巨大的轉向。 生育率仍有一些下降，但是溫和很多。”他說。

斯通是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員，他指向一項調查：2014年皮尤宗教景觀調查（PRLS）。 福音派平均生育2.3個孩子，比全國平均水平2.1個孩子高出8%。 與佩里和施萊佛的調查相比，皮尤調查使用了更大的一次性樣本（超過35000名成年人），這可以更準確地估計最近的生育率。

儘管結果不同，佩里和施萊佛的研究和皮尤調查都與最近的新聞標題一致：人們生育越來越少的孩子。 福音派也不例外。

福音派基督教的“主流化”

曼迪·科布（Mandy Cobb）和她的丈夫為懷孕而苦苦掙扎多年，並接受了多次生育治療。 2015年他們兒子的出生是令人痛苦恐懼的，包括緊急剖腹生產，以及母親和嬰兒都曾留在深切治療部。 科布說，由於健康理由，他們不會生更多的子女，討論過收養問題，而收養數目應該也只是一個。 “有超迥兩個或三個的話必會影響我的精神健康。”

科布是一名有全職工作的母親，負責協調喬治亞州一所技術學院的放射科。 “我絕對喜歡我的工作。”她說。 了解她想繼續工作的話，生育很多孩子便不符合經濟原則。 她說：“我生越多孩子，我就要工作越多以應付照顧孩子的費用。”

雖然科布的故事不能歸為社會趨勢，但它讓人看到福音派關於生育的思想如何改變。

在20世紀後期，福音派開始從分離主義、基要真理的根源轉變，在社會中更廣泛地參與。 貝勒大學歷史學家菲力浦·詹金斯（Philip Jenkins）說，婦女角色的變化是影響生育率下降趨勢的最大因素之一。 研究 表明婦女的教育程度和家庭人數有相反的關係。 隨著像科布這樣的福音派女性越來越多在家庭以外工作，她們對家庭人數的微積分改變了。

另一個相關因素是婚姻狀況和結婚年齡。 皮尤的數據顯示，在2007年至2014年間，福音派的 結婚率 從59%下降到55%。 他們跟隨整體美國人的模式：晚婚，有時甚至完全放棄婚姻和生孩子。 斯通說，晚婚可能可以解釋過去20年大部份的生育率下降， 因為已婚婦女比未婚婦女生育更多的孩子。

這一切都表明佩里所提出的大趨勢——自70年代以來福音派的“主流化”。 簡言之，福音派正在吸收周邊文化的許多價值觀，而周邊文化是越來越不虔誠（2019年，26%的美國成年人 被認定為“無宗教”， 高於2009年的17%）。

改變對兒童的觀念

維多利亞·里奧拉諾（Victoria Riollano）和她的丈夫住在弗吉尼亞北部，有六個孩子，由1歲到12歲。 當他們離家外出時，都會吸引很多目光。 “一旦你到了有三個孩子，人們開始注視你，就像你有三個頭一樣。”她說。 隨著孩子人數的增加，里奧拉諾感到上帝呼召她去維護家庭，而不是接受這些假設。 當人們說，“你看你手忙腳亂。”她回答：“我很有福氣。”或指著年齡較年長的孩子說：“是的，但他們是好幫手。” 她不想讓她的孩子得到這樣的信息：他們是令人討厭的。這就是她作為兩個孩子之一成長的感覺。

對里奧拉諾來說，撫養孩子是她作為基督徒的召命的必需部份。 她回到創世記1:28，當上帝祝福亞當和夏娃時，告訴他們，“要生養眾多。” “這是我們對上帝的承諾的一部分。 養育孩子們是為了在世上保留名字和遺產。”她說。

里奧拉諾將她的觀點與她那一代人的觀點進行了對比，他們認為生育孩子是一個選擇，“假如對我來說方便的話”，就生孩子。 事實上，與過去的幾代人比，兒童觀發生了劇變， 以往，兒童是家庭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無論是在農場幫忙還是工作賺錢。

避孕的廣泛使用也改變了我們對生育的看法。 貝勒研究員詹金斯指出，一個世紀前，不論任何宗教，每個家庭都有相約的孩子數量，因為他們別無選擇。 雖然某些避孕方法 較早已出現，但直到70年代，可靠、可長期使用的節育措施（如避孕藥和宮內節育器）才變得普遍。

惠頓學院的神學家艾米麗·麥戈溫（Emily McGowin）說：“新教徒不經思索便參與了避孕和節育運動。 我們沒有想清楚我們究竟相信了甚麼。” 麥戈溫毫不奇怪我們仍在拼力去說明對兒童和家庭一致、忠誠的願景。 她說，從神學上說，“要真正接受這一點，需要用上百年的時間。”

與此同時，生育率的下降給這些問題帶來了新的緊迫性：為甚麼要生孩子？ 家庭有甚麼作用？

生育孩子是《聖經》的命令嗎？

許多福音派信徒會同意里奧拉諾的意見，如果你做得到的話，生育是聖經《創世記》其中一個命令。 “我們知道兒童是上帝的祝福和禮物。”經濟學家斯通說。 “基督徒正在發生文化變革——我們選擇不閱讀《聖經》中關於大家庭喜樂、美麗和卓越的段落。”

另一些人質疑上帝對亞當和夏娃的命令今天是否仍適用於我們，或者甚至它究竟是否是一個命令。 喬治福克斯大學的社會學家和作家麗莎·麥克明（Lisa McMinn）說：“我們已經生養眾多了。” 她在2010年 告訴CT： “人口和資源問題已經存在，愛我們的孩子、愛未來的孩子、愛所有人或全部孩子的最佳方式，是限制我們的家庭人數。”

梅根·羅傑斯-沙爾內茨基（Meghan Rogers-Czarnecki）有兩個親生子女和一個領養孩子，她認為這是上帝創造人類來管理和照顧萬物的故事。 “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我們已經把它變成了只關心人。”她說。 她補充說，即使是關心人，也涉及為後代管理資源。

羅傑斯-沙爾內茨基在俄勒岡州的貴格教會長大，關心萬物是他們信仰的核心。 她說，如果她和丈夫在剛結婚時花時間更徹底地思考，她就只會領養。 她說，在不可再生資源迅速枯竭、氣候變化的災難性影響日益顯現的時代，“增加人口似乎是不負責任的。” 這尤其適用於美國，因為美國消耗了如此不成比例的世界資源。 而且，羅傑斯-沙爾內茨基補充說，“許多孩子需要家。”

斯通認為這種想法 是被誤導了。 他說，碳排放才是問題所在，人口卻不是。 這是一個“政策、資源配置和創新... ... 問題。 它本末倒置了，試圖通過減少人口來解決氣候變化問題，而這些人正正就是會去享受我們拯救的世界的。”他說。 斯通看到我們應該為家庭去管理地球和財政，而不是反過來。

但是，麥戈溫指出，在整本《聖經》中，沒有牢不可破的家庭觀。 《舊約》的願景與《新約》不同，《新約》本身對家庭並不太友善。 “耶穌為了門徒，會淡化他的家庭闗係。 保羅對家庭是模棱兩可的。”麥戈溫說。

從麥戈溫的角度來看，在與教會闗係的新契約中，家庭得到了意義。 “教會就是身體，就是那將持續到新天新地的載體。 基督的身體是首要的。 作為神家的一部分，家庭的主要工作是門徒訓練——使父母和子女都成為門徒。 這並不意味著你一定應該要生育更多（孩子）。”麥戈溫說。

創造關懷組織“祝福地球”的創始人馬修·斯萊思（Matthew Sleeth）認為，耶穌的命令“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太28:19），比《創世記》的更重要。 斯萊思在《服事神，拯救地球》一書中寫道：“我們要‘教導’萬民而不是過份生育。”。

老齡化和縮小的社區

《華盛頓郵報》 最近刊登 了一篇關於緬因州使人沮喪的報導，緬因州是全國擁有最多長者的州份，五分之一的人口年齡超過65歲。 越來越多的老年人需要更多的家中醫療照顧和護老院，但沒有足夠的人手。 結果，越來越多老年人得不到他們所需要的照顧，而家庭難以填補這些空缺。 文章認為，緬因州的情況是國家未來的預演。

福音派教會正在與全國其他地區一起老化。 皮尤的數據顯示，2007年至2014年間，福音派成年人的中位年齡從47歲上升到49歲。 雖然福音派人數繼續增長，但它佔全國人口的百分比卻開始下降。 佩里和施萊弗預測，如果生育率繼續沿著同樣的趨勢下降，福音派人口將會開始減少。

有些宗派已經在萎縮。 例如，皮尤的數據顯示，2007年至2014年，美國最大的教派，美南浸信會損失了1.4%成員。 路德宗密蘇里區會（Lutheran Church-Missouri Synod）減少了0.3%。 佩里說，雖然離開宗派的成年人起了一定作用，但大多數的下降數字可能與孩子人數減少有關。

斯通使用皮尤數字計算當前生育率，以及成人離開和進入宗派的比率，計算了婦女需要生育子女的平均數量以維持現有的數字。 浸信會每名婦女至少需要有2.58個孩子。 2014年，每個45歲以上的婦女實際生育子女人數為2.27個。 相比之下，五旬宗通過皈信而引進的成員比因離教而失去的成員多，每個婦女平均只需要生1.89個孩子，以保持他們的宗派不會萎縮。 2014年，她們每名婦女有2.7孩子。

有些人看到這些數字，會認為有必要更努力傳道，讓更多人皈依信仰，以彌補生育率下降帶來的損失。 斯通指出，需要實事求是。 他說：“據統計，大約需要30-40名基督徒向一位成人傳福音。”

北園大學（North Park University）神學家羅松城（Soong-Chan Rah，音譯）看到了另一條路。 “教會成長的標準方法是生育孩子和使人皈信。”他說。 然而，第三個因素是移民。

羅指出，雖然許多白人福音派教會的成員人數正在減少，但移民和少數民族教會正在蓬勃發展。 “有一個令人很好的趨勢是，世界各地的人來到我們這裡。 增加移民是減少人口減少的臨時辦法之一，能夠填補後繁榮時代欠缺的人口數量。”

羅說，許多移民也是虔誠的基督徒，填補了屬靈上的空缺。 “我們正在尋找這個上帝給我們的答案。 但由於我們的本土主義、種族主義和反移民立場，許多基督徒並沒有接受它。”

詹金斯說，雖然移民可能是部份答案，但應該還不足夠，尤其是從長遠來看。 移民的出生率通常較高，但在一兩代人之後會與其他一般人口同步。 來源國的生育率也在急劇下降。 例如，墨西哥 的總生育率 從1960年代的每名婦女有7個孩子下降到今天的2.2個。

深入探討其價值

麥克明說，無論一個人的道德論據傾向於多生或少生孩子，都會“很容易二元地把它概括成是全壞的或是全好的，而不是去思考推動（這些趨勢）的核心價值。”

福音派生孩子越來越少，當中有很多重疊的原因。 佩里鼓勵基督徒思考世俗價值觀如何影響我們，比如消費主義是否驅使我們為了擁有更多東西而多工作，以至更難擁有一個大家庭。 他說：“我是被其麼影響？是耶穌要我做的事，或是我如何內化或反省廣泛社會告訴我該怎樣考慮優先？”

佩里說，與此同時，許多家庭正在限制其人數，因為婦女希望在撫養兒童以外，在社會中發揮更廣泛的作用，他肯定這一點。 他說：“如果扭轉這種趨勢，需要求婦女不上大學、不上班。要在教會面前去斥責女人賺錢、運用她們的恩賜和把孩子送進日托所都是很困難的。”

雖然歐洲長期以來一直以慷慨的家事休假政策而聞名，但近年來，一些歐洲國家開始提供更積極的經濟誘因，以鼓勵婦女生育，扭轉人口下降的趨勢。 例如，匈牙利極右派總統維克托·奧本（Viktor Orbón）最近提出了“生育，而不移民”的政策，給予大家庭大幅減稅和無息貸款。 佩里說：“這些政策的核心是擔心（白人人口）被外族人超越。” 如果我們有更多的孩子是為了“擊退會改變國家文化和架構的棕色族群”，基督徒便需要以先知的聲音去反對這種價值觀，同時仍然支援以家庭為導向的政策。

面向未來的養育

在俄勒岡州波特蘭市，丹尼爾·霍爾科姆（Daniel Holcomb）和他的妻子和三個孩子住在一棟有一個大院子的900平方尺的房子里。 從社交和情緒方面考慮到自己的撫養能力以及家庭對環境所帶來的影響後，他們有計劃地決定自己需要多大的房子和孩子的數量。

霍爾科姆在東非長大，是傳教士的孩子，他到過很多地方旅遊，目睹了擁有超大家庭的經濟壓力。 他也看到，在短短一兩代的時間裡，他們從有八或十個孩子縮小到只有一個甚至沒有子女時，家庭所面對情緒及長者照顧的缺口。

在波特蘭，他經常與反人類情緒抗爭，他們認為人就是世界的問題所在，因此，羞辱那些生育孩子的人。 他跟他由3到9歲的孩子談論這些信息。 他希望他們“理解他們是以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但同時知道“人類確實可以是環境的壞管家。” 他們談論瀕危物種，生態系統如何運作，甚至蜘蛛和螞蟻如何發揮其作用。 在自己的家園中，他們造了一個森林花園，有植物和鮮花去維持蜜蜂的數量。

霍爾科姆和他的妻子努力解決孩子們為環境帶來的影響，但得出以下結論，他們的孩子可以為後代帶來正面的影響。 霍爾科姆說：“我們竭盡所能，即使是在年少時，已鼓勵每個孩子成為自然界的保護者和好管家，而不是僅僅把它看作是可以利用和開發的資源。”

最近，他親眼看到，當沒有足夠年輕人來填補職位時，服務和照顧如何產生問題，他便開始從作為好鄰居的角度來看生育問題。 霍爾科姆說，這種方法使“基督徒可以有他們足夠的人數照顧自己或是其他主內肢體的父母。”

霍爾科姆承認他無法控制結果。 “我們不能緊緊抓住他們的未來。 他們是自主的。” 他說，不是每個人都被召作此，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得到。 但對於那些可以做到的，“它可以是人生中最長的門徒關係之一。 生育孩子可以是祝福世界和他人的一種方式。”

柳安·胡斯卡（Liuan Huska）是一位住在芝加哥地區的作家。 國際華文出版社即將出版她關於慢性疾病的書。

翻譯：季小玲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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