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Keith Negley的插圖

在找我的耳機。 不是那種白色的小東西,而是深藏在我包裏的頭戴式大耳機。 狹窄的咖啡館裏離我一桌遠的地方,有兩人正在用適合演講廳的音量對話着。

我的手突然停了下來。 我發現自己在偷聽。 當我這麼做時,我的惱怒化爲了同情。

一個女人用力靠牆坐着,好像椅子本身不夠支撐。 她說的是癌症和醫療破產——那種當身體和財務同時崩潰時的分崩離析的生活。 “有時我懷疑是否是上帝和撒旦在我身上打了個賭,”她在講述的末了如此感嘆。

知道不該繼續往下聽,我戴上了耳機。 但她的那句,我懷疑是否上帝和撒旦在我身上打了個賭,卻耗盡了我的注意力。

在《約伯記》第一章,照我們現有的英文譯本,撒旦走進了天庭。 上帝指出約伯的義——地上再沒有人像他敬畏神、遠離惡事。 撒旦卻說,這只是因爲上帝賜予約伯如此多的財富和健康。 把這些東西從他身上拿走,撒旦說,他就會“當面詛咒你”。

“那麼,很好,”上帝迴應說,“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伯2:5-6)。

歷史上無數的讀者讀到這段話時都會撓頭。 爲何撒旦會被允許站在耶和華上帝的面前,並向他發起挑戰? 如果撒旦能奪走約伯的一切,爲什麼他不能對我們做同樣的事? 撒旦和上帝會打賭嗎?

這是在說魔鬼嗎?

當代的《約伯記》註釋——包括保守的福音派註釋——幾乎都不贊成把《約伯記》中的這個角色翻譯成“撒旦”, 《舊約希伯來文亞蘭文詞典》(The Hebrew and Aramaic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簡稱HALOT)也沒有。

以色列鄰國的文學作品中,經常會有智者在君王的宮廷中建言獻策的故事。 一個常見的角色也就出現了:“對手”、“控告者”,或者“挑戰者”。 他不是躍過柵欄闖進來的,他當然也不是不請自來的客人。 他是受聘從君王收取報酬的諫言者——儘管他的職分與其他智者略有不同。

與今天一些戰略家和顧問的角色不同,對手的工作是使君王的計劃得以開展,找到其中的疏漏,並預見可能出現的失敗。 重點是要在君王的宮廷中、在實戰之前就發現錯誤。否走不僅君王會失去顏面,甚至會失去整場戰鬥。 如果以色列的所有鄰邦都有這樣的故事和角色,希伯來人會沒有嗎?

《舊約》中稱呼這個和其他控告者的詞是 hassatan “哈-撒旦”(ha,音譯“哈”,希伯來語中的定冠詞,類似英語中的“the”——譯註)。 這不是一個名字,而是一個職分(office)。 就像“先知”、“勇士”皆非具體的人名,而是《聖經》中的角色,所以 哈-撒旦 是一個在不同的情境中由許多不同的人物扮演的角色。

有時惡者扮演對手。 有時義者擔當此角色。 在《民數記》第22章中,耶和華的一位使者(angel,直譯“天使”——譯註)就爲了上帝的榮耀,扮演 撒旦 的角色,與巴蘭對着幹。 那麼在《約伯記》中,這個角色也不是魔鬼,而是一位“魔鬼代言人”。 他對約伯沒有特別的宿怨。 他的出現不是因爲上帝可能會犯錯,而是爲了讓上帝能回答爲什麼義人會讚美祂並且行善。

正如麥克馬斯特神學院(McMaster Divinity College)舊約教授奧古斯特·康克爾(August Konkel)告訴我的那樣,“把 哈-撒旦 當作魔鬼,會給人一種二元論的感覺,即上帝和魔鬼同時爭取一個人的生命主權。有時魔鬼甚至會贏。” 他說,在《約伯記》中,重要的是“聖潔和擁有獨一主權的上帝掌控着我們生活中的所有事件”。

然而,幾千年來的翻譯者(甚至是將《舊約》翻譯成希臘文的猶太拉比)都認爲 哈-撒旦 這個詞是指魔鬼。 所以其中的定冠詞被刪去,撒旦(Satan)作爲一個專有名詞被大寫了。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那些早期的譯者基本上沒有意識到古代近東法庭中常見的對手角色。 然而真正令人困惑的是,今天在聖經註釋中寫道控告者“並非魔鬼”的約伯學者,也正是我們最流行的英文聖經譯本翻譯委員會中的約伯學者。 而在這些《聖經》中,控告者仍然以大寫的 專有名詞“ 撒旦”的方式出現。

到底是怎麼回事?

一個關鍵原因,翻譯委員會本質上是保守的。 《新國際版聖經》(NIV,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翻譯委員會副主席馬克·施特勞斯(Mark Strauss)說:“我們有一種深層的動機。 長期以來,教會一直是真理的庫房。保持這種傳統很重要。”

在處理上帝的話語時,我們不想輕率地推翻自耶柔米(Jerome)的《武加大譯本》(Vulgate)以來整個世界已選擇了的解釋,即使當一些學者在一些烏加里特語手稿中發現了一個類似的詞語。

所以需要翻譯委員會的超級多數成員同意才足以改變以前版本的翻譯。 即使委員會中的約伯學者同意,他們也必須說服精於其他書卷的學者投票支持他們的觀點。 這意味着違背傳統的變化並不經常發生。 而一旦發生,就可算是一件大事了。

《聖經》與噴槍

在《欽定版聖經》(KJV,King James Version,又譯《詹姆斯王版聖經》)使用了三個半世紀以後,對1952年全新的英文譯本的炒作是可想而知的。 許多人堅稱《修訂標準版聖經》(RSV,Revised Standard Version)將通過一個現代語言的《聖經》版本將說英語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聯合起來。

但事實上,這個翻譯卻狠狠地激怒了許多基督徒。 這場爭論的焦點關乎《聖經》中最著名的經文之一,以賽亞書7:14:“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 童女(virgin)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相關詞語以下皆以斜體字着重標記。)

這段寫於耶穌之前許多世紀的經文,早早就預言了童女生子和道成肉身。

但在RSV版本中,這節經文是:“看哪,一個 年輕女子(young woman)將懷孕生子,並要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

醜聞席捲了整個國家。 從各出版社飛出了各種傳單、小冊子甚至書籍形式的激烈爭辯。 一位牧師拿着噴槍把一本RSV版《聖經》燒掉,把它的灰燼殘骸郵寄給了高級譯員布魯斯·梅茨格(Bruce Metzger)。 RSV被貼上了“共產主義聖經”的標籤,美國衆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對翻譯委員會成員的共產主義關係進行了調查。 美國空軍甚至在1960年的培訓手冊中警告不要使用RSV版本的《聖經》,因爲它存在所謂的共產主義承諾。

但這處經文翻譯成 年輕女子 並沒有錯。 從技術上講,它和 童女 一樣正確。 希伯來語 alma 代表一個發育成熟但未婚的女人——基於文化上的顯然預期,她應該是個處女。 正如阿斯伯裏神學院(Asbury Seminary)的約翰·N·奧斯華(John N. Oswalt)所說,英語中最接近的詞可能是 maiden(“少女”之意)。 但是,歡迎設身處地考慮一下譯者的困境:如果要使用當代表述,maiden 不會是一個你會選擇的英語詞彙。 所以你必須在兩難中做一個選擇: 年輕女子 還是 童女。 正如美南浸信會神學院(Southern Baptist Seminary)的約翰·D·W·沃茨(John D. W. Watts)所言,一種翻譯會因過於寬泛而錯,另一種則因過於狹隘而錯。 耶穌由童女所生,這是基督教的核心教義。 但以賽亞更直接應許給亞哈斯王的跡象是,一個女人會給一個孩子取名叫以馬內利,而不是在公元前八世紀會有一個童女生子。

對許多讀者來說,省略這一個詞就足以讓人認為RSV是在否認超自然現象。 《聖經》出版商們卻收穫了另一種的經驗。

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舊約教授約翰·沃爾頓(John Walton)說,翻譯委員會 是“在夾縫中找出路”。 “福音派的翻譯致力於服從良好的學術研究,但他們也受到市場的挑戰。 如果翻譯過於明顯地偏離傳統,人們就會說它‘激進’或‘自由主義’而不買賬,在這種情況下,出版商的所有努力、金錢和好意都會白費。”

所以現在許多《聖經》翻譯委員會不僅僱傭《聖經》學者,還聘請了市場終端的專業人士,他們主要關注的是市場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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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並非所有的翻譯委員會都這樣做。 例如,《新國際版聖經》NIV的委員會就沒有這樣做。 “我們不和出版商同席而坐,” 惠頓學院教授、NIV聖經翻譯委員會(CBT)主席道格拉斯·穆(Douglas Moo)說:“他們無法影響我們把什麼放在文字中。” 這使得譯者能夠保持學術上的獨立性,不受市場壓力的影響。

但是,無論市場專業人士是否坐在翻譯桌前,市場都有辦法讓人知道它的意見。

昨日的今日版本

為了按照現代英語表達性別的方式翻譯《聖經》,CBT在2002年推出了《今日新國際版聖經》(TNIV,Today's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在希臘原文稱呼基督教會為“弟兄們”的地方,他們翻譯成“弟兄姐妹們”。 RSV中的“所以我們看定了,人(a man)(“man”現通常僅指向男性——譯註)稱義是因著信,不在乎遵行律法”,TNIV卻譯成“所以我們看定了,人(a person)(“person”不含性別指向——譯註)稱義是因著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羅3:28)。 這類變化可以更好地反映最初這些經文的聽眾和讀者對這些表述的理解。

譯者們卻因此受到了抨擊。 他們遭到了抵制。 他們被指控制造出一本性別中立的《聖經》。 NIV翻譯委員會迴應說“絕非如此”,這實則是一版“性別準確”的《聖經》翻譯。

到了千年之交,南方浸信會的大多數教會都基本採用了NIV版《聖經》。 但也因著這個訊息,他們開始了自己的翻譯工作。 南方浸信會神學院(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院長阿爾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認為《霍爾曼基督教標準聖經》(HCSB,Holman Christian Standard Bible)將使南方浸信會“擁有一個我們可以控制的重要翻譯版本”。

經過抵制和不良媒體的報道,TNIV的銷售異常慘淡,終於停止出版。 市場的聲音被聽見了。

這並不是說TNIV沒有問題。 例如,希伯來書12:7中的“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的呢?”變成了 “焉有孩子不被父母管教的呢?”——這違背了上帝是一位、且上帝是父親的形象。

2011年,NIV翻譯委員會出版了一個修訂版,更新了一些癥結所在,如《希伯來書》中的那節經文(現在改成了“焉有孩子不被父親管教的呢”),但保留了TNIV背後的許多決定。 這一次,騷動的聲音小了很多。 一些批評家也已經被征服。 另一些已經投身到其他的論戰或其他的翻譯中。 但潮流也發生了變化。 性別準確的翻譯正成為標準。 他們正在成為傳統。

事實上,儘管南方浸信會HCSB版本的誕生,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對抗TNIV版翻譯採用的主張,但其最新版本《基督教標準聖經》(CSB,Christian Standard Bible)卻做了許多與NIV的譯者在2011年時所做一致的決定。 當教派內的反對者批評這些決定時,南方浸信會領導人迴應稱CSB“性別準確”而非“性別中立”,這聽起來很熟悉。

神學與訓詁學(exegesis)

翻譯是複雜的。 一種語言中的一個詞在另一種語言中往往找不到一個完全對應的詞。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譯者們總是小心翼翼地選擇最接近的單詞和短語。 當可能出現混淆時,他們有時會新增一個腳註。 當這些還不夠時,聖經研修筆記可以對文字作進一步的澄清。 但這些方式都會帶來各自的麻煩。

2009年,一本研修版《聖經》有史以來第一次贏得了福音派基督教出版商協會(Evangelical Christian Publishers Association)的年度基督教圖書獎。 十架路出版社(Crossway)的《英語標準譯本研修版聖經》(ESV Study Bible)賣得太快,庫存都無法保證。

如果你翻到這本暢銷《聖經》的《路加福音》,你會發現文字下面的研修筆記體現了世界級的學術研究。 但撰寫了許多筆記的作者卻未被列在《路加福音》的貢獻者名錄中。

羅伯特·斯坦因(Robert Stein)現年85歲,在擔任伯特利神學院(Bethel Seminary)和南方神學院(Southern Seminary)新約聖經教授多年後退休。 他說,他的同事、負責ESV新約聖經研修筆記編輯的托馬斯·史瑞納(Thomas Schreiner)收下了他的《路加福音》筆記,並將它們轉交給《ESV研修版聖經》 的總編輯韋恩·古德恩(Wayne Grudem)。 斯坦因後來驚訝地發現,以系統神學教科書聞名、但卻並非符類福音學者的古德恩,對他的筆記做了一些重大的補充和編輯。 斯坦因告訴我,他對自己收到的東西感到“不安”。 經過編輯和補充的筆記仍以斯坦因署名,但他說他覺得這些註釋“不符合聖經”。

斯坦因,也是古德恩在伯特利神學院的前上司,就這些修改寫了一封八頁的信。 有些修改是次要的,或只關乎風格,但有些是破壞性的。 “這不能成立... ... 這根本不是事實,”他說。 “你改變了意思,它不再忠實於文字了。”

長期以來,系統神學家和聖經學者在整個神學領域的學術界一直爭論不休。 但斯坦因參與過其他研修聖經和跨學科專案的工作,他說他從來沒有像這樣被推翻過。 他想做進一步討論的努力被回絕了。 “我感覺[古德恩]的教條化神學統治了對《聖經》文字的理解,”他說。 “我致力於研究《聖經》,無論如何都要忠實於文字。”

古德恩在一份宣告中說, 《ESV研修版聖經》的研修筆記是“根據至少七位不同的編輯提出的建議,進行修改和補充的結果。 十字路出版社的一般原則是,對某些具體的編輯決定不做公開討論。”

斯坦因說,他寫信給其他那些編輯說:“我不會讓你們使用我的名字”。 他詢問支票如何退回。 但他們讓他留著支票,說他們希望留著他的研修筆記、編輯和所有內容。 他們會把他的名字從《路加福音》註釋者名單中去掉,但在《新約》顧問的總名單中加入他的名字,並一直到今日。

斯坦因接受了這一妥協,因為他相信他的研修筆記,即使經過古德恩的編輯,依然好過他們能找到的絕大多數其他作者能提供的《路加福音》註解。

斯坦因的經歷並不孤單。 奧古斯特·康克爾的《約伯記》註釋特別指出,《約伯記》1章中控告者的角色“不是魔鬼”。 《ESV研修版聖經》的筆記則恰恰相反,儘管康克爾名列作者之一。

“為ESV做研修筆記的感受非常負面,”康克爾在一封信中告訴我。 “他們不僅完全改寫了我的話,而且他們新加的內容從語言學角度來說就根本站不住腳。” 儘管康克爾不同意這些修改,但他最終還是在這些筆記上署了名。

死者的聲音

《聖經》出版商們認為他們的工作是對上帝話語的精心管理。 他們也知道這是一門大生意。 NIV自問世以來,已在全球售出超過4億冊。 而且,若不是因為RSV的翻譯用 年輕女子 代替了 童女,這個版本很可能永遠不會誕生。 若不是因為這一個字,這4億本《聖經》的銷售中,許多可能會流向RSV。

《聖經》銷售的大部分利潤都回饋給《聖經》翻譯、研究和宣教工作。 沒有人翻譯《聖經》是為了自己的腰包。 但市場仍然很重要。 而且譯者不僅要考慮市場。 他們還必須考慮過去。

“任何無視傳統的翻譯都是愚蠢的,”比爾·孟恩思(Bill Mounce)說。他是一系列頗為流行的聖經希臘語教科書的作者。 翻譯我們的《聖經》的學者們都意識到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 他們不會輕易地打破傳統。 正如著名的希伯來學者布魯斯·沃爾特科(Bruce Waltke)告訴我的那樣,“死者的聲音必須被聽見。”

但如果死者是錯的呢? 以前的時代只有我們現在所擁有的研究和資源的很小部分。 他們幾乎無法破譯任何希伯來民族鄰國的語言。 他們往往依賴《聖經》翻譯,而非原文。 他們很少或從未到過《聖經》中事件發生的所在地。 而我們現在所知的考古學只存在了大約200年。

我們想避免想當然地以為較新的理解總是更好的理解,但很難不這樣想——如果過去的譯者有機會獲得我們所擁有的證據,他們會怎麼說?

虔敬的對手

NIV聖經翻譯委員會的道格拉斯·穆經常告訴人們:“有兩件事沒有人想知道:一是香腸是如何製作的,二是《聖經》是如何翻譯的。”

儘管我們知道《聖經》透過翻譯走近我們,但如果能認為我們拿著的這本書的每個方面都是直接從天賜下的,那就更好了。 想到這些編纂、分析和翻譯文字的學者難免犯錯,這會讓人不舒服。 如果想到市場的力量、偏見和讀者的反應所起的作用,這可能更令人不安,儘管我們記得如何挑選併購買了手中的這本書。 知曉這種分歧和內在矛盾是令人沮喪的,即使我們知道最好的翻譯往往是“鐵磨鐵,磨出刃來”的結果。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翻譯我們《聖經》的學者們愛上帝,也愛《聖經》。 馬克·施特勞斯在給我的信中如此寫道:“每一位我認識的《聖經》譯者,都是被對上帝話語的熱愛以及想把它譯得正確的渴望所驅使。”

我們能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唯一原因,其實是因為我們擁有太多的選擇。

施特勞斯說:“就文字傳播和翻譯的準確性,古代世界的任何書籍都無法與《聖經》的可靠性相提並論。”

布魯斯·沃爾特科向我保證,所有主要的基督教譯本都是忠實的。 沒有一個版本把教會引向異端,而是引向十字架。

當我們把《聖經》從書架上取下時,我們捧在手中的是兩千多年來忠實和艱苦奮鬥的《聖經》學者們共同的輝煌成就。 而且我們可以信賴它。 儘管這並不是說工作已經完成了。

Jordan K. Monson是三一福音神學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的博士生。他曾在聖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擔任《聖經》翻譯顧問。他也是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首都教會(Capital City Church)的牧師。

翻譯:許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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