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會總是充滿意外,東京奧運的第一周比賽也不例外。 週二,美國奧運女子體操隊隊長、美國有史以來最傑出的體操運動員西蒙娜·拜爾斯(Simone Biles)在跳馬和自由體操上的不正常表現後退出了團體比賽。

到了周三,拜爾斯也退出了個人全能比賽,理由是需要關注她的心理健康。 在幾乎絕對有機會主宰比賽的情況下,拜爾斯的選擇體現了在競技體育和更廣泛的文化領域中罕見的舉動:說“該適可而止了”的謙卑和勇氣。

儘管許多人支持拜爾斯的決定,其他人認為她的選擇是一個失敗。 像查理·柯克(Charlie Kirk)、馬特·沃爾什(Matt Walsh) 和珍娜·埃利斯(Jenna Ellis)這樣的保守派媒體聲音,認為她是一個放棄者,把她對 “心理健康 ”的關注等同於軟弱或缺乏情感上的剛毅。 他們甚至指責她辜負了她的團隊、她的國家。 其他人回顧了凱麗·斯特拉格(Kerri Strug)在1996年跳馬比賽中的頑強表現。在那次比賽中,斯特拉格強忍著明顯的傷痛進行了第二次嘗試,最終帶領她的團隊獲得了金牌。

畢竟,競技體育的全部意義不就是要把人體推向極限,或者超越我們認為的極限嗎? 甚至使徒保羅也引用了使身體受到嚴格紀律約束的比喻,他在《哥林多前書》第9章中寫道:“凡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節制, ···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 (25–27節)。

雖然我們被要求約束我們的身體(也包括屬靈上),但將人體推到極限並不意味著極限不存在。 我們需要有尊重自己局限性的智慧和謙卑。

但如果你想從美國體操協會(USAG)的廣義文化中找線索,你是不會知道這一點的。 幾十年來,美國體操協會一直故意否認這種限制,而是選擇把運動員當作用完可棄的物件,讓他們挨餓,把年輕的身體逼到極限,當在其對團隊目標不再有用的時候把她們扔到一邊。

事實上,正是在這樣一種摧殘性文化中,斯特拉格實現了她現在著名的第二次跳馬。 正是在這種文化中,美國體操協會的教練貝拉(Bela)和瑪塔·卡洛里伊(Marta Karolyi)經營著他們臭名昭著的“牧場”——在受到虐待指控后已关闭的一所官方训练设施。正是這種文化將脆弱、受傷的體操運動員交給了隊醫和戀童癖拉里·納薩爾(Larry Nassar)。 正是這種文化掩蓋了納薩爾的性侵行為,讓他繼續性侵其他數百名年輕體操運動員,包括拜爾斯本人在內。

儘管花了幾十年的時間,但拜爾斯對這種文化說不的意願和能力代表了一種巨大的變化。 正如前奧運選手和斯特拉格的隊友多米尼克·莫瑟努(Dominique Moceanu)在推特上所说:“拜尔斯的决定表明,我们对自己的健康有发言权——作为一名奥运选手,我那时从不觉得自己有发言权。”

在為斯特拉格贏得歷史地位的同一屆奧運會上,14歲的莫西納在平衡木上撞到了頭,摔倒了。 她沒有立即接受醫生的評估,而是繼續參加比賽。 與此同時,斯特魯格自己在跳馬上的受傷將結束她18歲的體操生涯。

這些故事與烏茲別克斯坦體操運動員奧克薩娜·丘索維蒂娜(Oksana Chusovitina)的故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本週她因其職業生涯的長壽而受到讚譽。 在令人震驚地參加了八屆奧運會後,丘索維蒂娜終於在46歲時退役。 她的體操生涯開始於於1992年,這是在拜爾斯出生前五年。 雖然評論員們可能會將她體育壽命之長歸功於她對體操的熱愛和承諾,但我想,答案是否更簡單些。 如果體操運動員沒有被摧殘到不能再參加比賽的地步,也許他們會享受更長的職業生涯。

我認為,這正是批評拜爾斯的人所忽略的。 在她退賽后不久,她的故事的現實變得更加清晰,而這個故事比她的詆毀者所說的要嚴重得多。

在提到需要關注她的“心理健康”時,拜爾斯提到她正經歷著“一點扭曲(twisties)”,這意味著對執行複雜技巧至關重要的頭腦-身體聯繫斷線。 “扭曲(twisties)”,或稱迷失空間方向,使運動員失去對自己在空中位置的感覺,並可能導致受重傷。 這一現像也可能由極端壓力和創傷帶來——拜爾斯本人就曾承受過這種壓力。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薩利·詹金斯(Sally Jenkins)寫道:“‘心理健康’這個短語的問題在於,它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讓你直接忽略發生在西蒙娜·拜爾斯身上的事情,以及在某種程度上在她身上正在發生什麼。 “時至今日,美國奧運官員仍在繼續背叛她。 他們否認他們有法律義務保護她和其他人免受強姦犯、戀童色情狂拉里·納薩爾的傷害,他們繼續借司法操作來逃避責任。 對她來,受摧殘是一個發生在當前的事件。 ”

讓我們直言不諱:西蒙娜·拜爾斯是一名在精神、情感、性和身體等多方面受到創傷,並在其綜合影響下參賽的運動員。 她的身心聯繫會在這一時刻出現障礙,應該不會讓人感到驚訝。

但作為完美的運動員和成熟的女性,拜爾斯也明白頭腦在空中迷失方向所帶來的危險。 她沒有勉強,而是有勇氣拒絕不惜一切代價要贏的文化,並說:“不要了”。

令人痛心的是,我們中的許多人把她的謙卑和勇氣誤認為是羞辱,是自私自利的,是對個人幸福的偶像崇拜。 我們沒有人能夠知道拜爾斯的動機。 我們甚至常常不完全了解自己的情況。 但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是,在一個經常摧殘人的文化中,她是如何應對人類的限制的。 當我們面臨類似的困境時——無論是在我們的工作、事工還是人際關係中——我們也可以謙卑地擁抱我們自己的人性的脆弱,並有勇氣如實地講述它。

基督的道成肉身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榜樣,讓我們知道如何尊重我們經常蔑視的身體。 最終,正是他願意接受人類肉體的限制——軟弱、疾病、迷失方向——才使我們的救贖成為可能。 那麼,對於擁抱自己的極限也會導致自由和生命,我們就不應該感到驚訝。

保羅在《腓立比書》4:13中說,“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這句話經常被引用來慶祝意志的勝利,但我們可以學習從另一個角度來讀它。 因為就在下一節,保羅這樣寫道:“然而,你們和我同受患難原是美事。”

如果說謙卑教會我們擁抱自己的極限,那麼勇氣則使我們能夠與他人分享這些。 作為回報,我們能夠打破璀璨的惡性循環,並得到我們需要的照顧。 週三晚上,在評論員們斷言這是她最大的失敗之後,拜爾斯在

願我們都能認識到這一點。

漢娜·安德森(Hannah Anderson)是《受造為更多》(Made for More)》、《所有美好的事物》(All That’s Good)和《謙卑的根:謙卑如何磨練和滋養你的靈魂》(Humble Roots: How Humility Grounds and Nourishes Your Soul)的作者。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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