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力可以分享吗？

在就不育问题接受了几个月的治疗后，首次超声波检测就显示她怀上了一对健康的双胞胎。梅格·瓦特伍德（Meg Watwood）幸福地哭了。三年后在诊所里，当扫描检测显示她又怀上了一对双胞胎时，在诊室里为此庆贺的，却是另一位妇女。这一次，瓦特伍德肚子里怀的是后者的婴儿。

在为自己的双胞胎所经历的无尽等待、检测和祷告中，瓦特伍德对那些为不育症困扰的家庭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她感受到强烈的呼召，愿意施以援手，把自己的子宫提供给一对小小的胚胎——这胚胎则来自另一对难以怀孕的夫妇。

去年，她又为另一对夫妇提供了同样的援助。

在经历几轮失败的宫内授精（IUI）和体外受精（IVF）尝试后，医生们认定，这位满心渴望的准妈妈无法怀住胚胎。与瓦特伍德一样，这对来自德州的律师夫妻也持反堕胎（pro-life）的立场，他们希望自己孕育的另外几个健康胚胎能有机会成活下来。通过当地的一家代孕机构，他们被介绍给身为南浸会成员的瓦特伍德。

“上帝呼召我，试着用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去服事他人。”作为四个孩子的母亲，三十九岁的瓦特伍德这样说。在代孕过程中，“有些事情会很难... ... ，但是受到的祝福会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瓦特伍德属于正在美国迅速兴起的代孕潮中的一部分。尽管以代孕方式生下的婴儿数目依然很小，但已是十多年前的四倍了。虽然对于这一作法还有伦理方面的争议，需求并未因此减少。

根据美国生育医学学会的数据，代孕者产下的婴儿，已从2004年的738人，增长到2015年的2807人。几乎所有胚胎都是通过体外受精（IVF）产生，由没有血缘联系的妇女代孕，即所谓“妊娠代孕”。在体外受精技术出现前，只有所谓的“传统代孕”，即代孕者同时也是婴儿的血缘母亲。

在别的国家取缔对外代孕产业的同时，体外受精和代孕行为在美国却正日趋正常化。这两个相反的趋势使得美国成为代孕生育的首选去处。对于代孕的高需求，吸引了许多福音派基督徒妇女。她们符合所谓的“理想”代孕者的形象，并有着用自己的生育力祝福他人的信念。一般来说，每次生产可以有两万美元以上的报酬。

但是，法关于代孕的法律和伦理讨论还未跟上这一产业的发展。如何指导妇女们、夫妻们在第三方生育这一重大问题上做出决定，牧师们和各教会还都缺乏经验。

零乱的道德和法律框架

在联邦层面，目前还没有规范代孕行为的法律，跨州寻求代孕者的夫妇们需要理清各州允许或禁止代孕的法律。在超过一半的州，则干脆就没有这方面的法律。

对于新的受孕、妊娠方式所带来的严肃伦理问题，人们目前还没有达成一致的见解，或者干脆就不承认问题的存在。因此，对于未受规范的代孕行为，无论是其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不觉得很快会有改革措施出台。

在教会内部，就受助生育、代孕可能带来的系列后果，即便都是持反堕胎立场的人，也会有不同看法，或者不知所措。但是，随着代孕行业不断扩张，对于它的发展前景与可能带来的问题，持不同立场的基督徒都一样渴望教会社区能够更多地给予关注。

专门研究受助生育的拜奥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伦理学家斯科特·瑞（Scott Rae）说，在这个问题上，新教教会基本上是沉默的。“就我所知，多数教会或者没有什么可说的，或者不想说什么。”

那些找到牧师讨论代孕可能性的夫妇，通常是已经启动了体外受精的程序。即使牧师本意反对这样做，他或者她所能做的也只能是考虑那已培殖了的胚胎的福祉。对于有兴趣作代孕妈妈的妇女，教会领袖们也没有多少现成答案，他们的指导意见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牧师受到的呼召不是做医疗专家，但他无疑是被视为道德专家。”三一国际大学（Trinit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TIU）的生物伦理与人道尊严中心执行主任佩吉·康斯多克·康宁罕（Paige Comstock Cunningham）说，“这些事情有的是不适合主日早上在讲台上说的，但是它们确实需要解决。”

去年，身为共和党人、反堕胎的浸信会成员的亚利桑那前国会众议员特伦特·弗兰克斯（Trent Franks），被指控向女助理询问能否为他和不育的妻子代孕，因此被迫辞职。

妊娠代孕首先是否是一种道德的选择？这条新闻在福音派当中引发了一场更广泛的对话，而这种争论一般很少成反堕胎运动的全国性话题。

Image: 摄影: Malanie Grizzel

梅格·瓦特伍德、莫丽莎·奥黑尔与“代孕方案”的创始人盖尔·加莱特在一起。她们合起来一共生下十六个孩子，其中七个是代孕生产。

代孕者的基督徒之心

瓦特伍德是一位个性开朗、拥有社工学位的母亲。她知道，对于那些她为其代怀婴儿的妇女，代孕过程是如何一种苦乐掺杂的感受。经过多年的花费、治疗，准妈妈终于要有一个婴儿了！只是那每天早上的不适、撑破的孕妇牛仔裤、感受第一次胎动，以及最终经历痛苦的分娩过程，却是瓦特伍德要应对的。

瓦特伍德将自己看作是神为这些夫妇和他们的婴儿所制订的更大计划的一部分。在她最近一次代孕中，婴儿的妈妈在产室中热泪盈眶。她对后者说，“这基本上是成了。你要为这四年里没有怀孕而感谢神，因为你执意要得到神为你准备的这个婴孩。你会感谢神在最终许可之前给你的那些拒绝。”

对于代孕者在情绪、生理以及属灵等方面的要求，实际远远超过代孕合同条款的规定。瓦特伍德说，她对代怀的婴儿比为自己的孩子操心还多，避免吃药、咖啡因和其他风险因素，尽可能地保证一个健康的结果。

瓦特伍德的一位也是做代孕母亲的朋友，莫丽莎·奥黑尔，和她在同一时间入院分娩代怀的婴儿。她也同样感到压力。“我真高兴，对于神的这个计划，我心里有平安。”奥黑尔说，“我不知道非基督徒怎样做这件事。”

瓦特伍德和奥黑尔是与一家叫做“代孕方案”（Surrogate Solutions）的代理机构合作，这是美国的十多个代孕招募网络之一。候选人通常是二十到三十多岁的的活跃妇女，至少自己有一个孩子，财务背景坚实。她们不可以抽烟、使用毒品或者服用抗抑郁药物，必须通过心理审核。她们所居住的州必须是允许代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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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格·瓦特伍德把代孕看作是神呼召，“我做这个不是为钱。如果你是的话，当意识到这九个月是多么漫长，孕期有那么多的疼痛、难受，你会失望，感到希望幻灭。”

新泽西州早就知道代孕出差错的风险，因为它的法庭处理了美国第一桩代孕纠纷。在著名的1986年“婴儿M”案中，（同时也是血缘母亲的）代孕者要争夺婴儿的监护权，使得受益父母不得不为维护对自己的这一权力而打官司。新泽西与华盛顿、印第安纳等州不会强制执行商业代孕合同，而纽约、亚利桑那、密歇根这几州则禁止任何合同代孕协议。

在限制代孕的州里，这一类行为被认为是对“公众有害”，或者是“与公共政策相悖”，因为立法者认为，这样的协议相当于非法“买卖婴儿”。

与此同时，如果一切顺利，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等州的有利于代孕的法律，则会为商业代孕提供了一套较为平稳的法律程序。

因为这行业还未受监管，所以每个代理机构都有自己方式和标准。“相容性是一个重要因素。”盖尔·加莱特（Gayle Garrett）如是说。她是“代孕方案”的主任，一年要监督55桩妊娠代孕生育。

多数代理机构都认识到，怀孕不是一个可以严格切割的附带性任务，因而会要求代孕者的配偶在整个过程中提供支持。实践证明，像基督徒全职妈妈、军人妻子一类的人群，对人热心、热爱家庭，很适合这类工作。

加莱特是基督徒，原在Oral Roberts大学学习护理专业，十来年前创建了这个代理机构。第一次她是为一对欧洲夫妇代怀婴儿。而在欧洲，商业代孕基本上是非法的。亲身经历告诉她，代孕者和受益夫母间的良好关系会使整个过程变得容易得多。代孕妈妈和受益父母间也必须在两个最棘手的社会问题上达成一致：婚姻（指代怀婴儿的对象的）与堕胎（即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结束怀孕）。代理机构可以帮助双方达成有针对性的协议，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例如，在发现婴儿有遗传缺陷后，代孕者坚持要保住婴儿；或者，当得知受益父母是同性恋者后，代孕者拒绝交出婴儿。

去年秋天很出名的一例，是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本可以是它的首例代孕案。在此案中，加州的一位代孕者呈请，希望能免于堕掉她为乔治亚性一位51岁单身男子怀的三胞胎中的两个。这些婴儿来自他的精子和捐献者的卵子。

在怀上这些婴儿后，莫丽莎·库克（Melissa Cook）兴诉要求得到抚养权，指称雇用她的那位男士，切斯特·香农·小摩尔（Chester Shannon Moore Jr.），不适合抚养他。在试图劝说她“减”孕时，摩尔说，他在财力和体力上都无法负担三个婴儿。尽管有“家庭研究会”（Family Research Council）和某些女权主义积极分子的支持，下级法院并没有把抚养权判给她。

为避免出现这样情况的可能性，像瓦特伍德这样的的基督徒代孕者，从一开始就表明自己的倾向，只与那些和他们观点相同的夫妇见面。“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觉得可以堕胎”，她这样说。这意味着，”你也许要多等等，才会被受益父母选中。”

加莱特说，她的代理机构“很少、很少”会有受益父母与代孕者之间的不合，也没有这方面的诉讼。“我们还从没碰到代孕者被要求中止怀孕的情况。”

在大多数代孕行为发生的州，代孕协议并没有约束力：婴儿出生前，受益父母对于婴儿没有发言权；在这之后，代孕者也不能要求什么权力。“在德州，即使代孕者说，‘如果你要求，我就会中止怀孕’，当这种要求真正摆在面前时，德州的法律认为，这是代孕者的身体，应由她做最后的决定。”加莱特说，“从法律上讲，即使已与那对夫妇签署了合同，她还是有权说不。”

我的婴儿，却非自我腹而来

作为年轻的基督徒妈妈，詹娜·米勒（Jenna Miller）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代孕顾客，她从未想象过由另一个妇女怀上她的孩子。她也没想到，会在二十四岁那年得了心脏病。医生发出的警告，如同是对她家庭梦的死亡判决：“你不可以再生孩子了。”

急于扩充他们的三口之家，詹娜和丈夫马克首先想到的是收养，这是许多基督徒给不孕夫妇的本能建议。但是她的健康问题却使收养程序拖了下来。因为她的心脏情况（通过药物治疗现已得到控制），收养机构不愿把孩子交给她抚养。

最终，在读到当地一本家庭杂志关于“代孕方案”的报道后，米勒与位于达拉斯郊区的这个机构进行了联系。她感到神终于为他们打开了门，尤其是为他们选配的代孕者更是加强了这种感觉。这是一位牧师太太，后来成为他们的密友，也是”我认识的最敬虔的妇女”。她每天为他们和婴儿祷告。

“我们的祷告生活变得非常认真”，米勒说，“一旦开始代孕和体外受精，就必须要对此事有相当程度的信心。”

米勒是在席普利甜圈店（Shipley’s Do-Nuts）吃早饭时得知，他们的第一个祷告已得应允：代孕者用短信发来一张显示怀孕测试呈阳性的照片。这之后好消息接踵而来：先是超声波检测，几个月后他们的儿子雷恩出生了。孩子现在已经四岁了。

米勒夫妇那时还只有二十多岁，是“代孕方案”最年轻的顾客。他们与同一位代孕者珍妮佛·纳尔逊（Jennifer Nelson）继续合作，由她怀育余下的受精卵。在每次体外受精操作中，他们将四个胚胎中的两个移植过去，两次都得到了一个健康的婴儿。他们的女儿菲斯（Faith）在2016年出生。

因为基督徒相信生命始于怀孕，他们就必须考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胚胎的可能命运。某些选项，诸如“选择性减孕”（即大夫同时植入几个胚胎，最终只保留其中的两个或一个，中止其余的发育），或者是废弃多余的胚胎，违反了许多基督徒的反堕胎信念。

“我希望，在人们踏上这条路之前，要让他们能更详尽地了解自己要做什么”，拜奥拉大学的瑞说，“我们告诉那些夫妇，‘如果你们觉得承担不起把实验室中产生的每个胚胎都植入，那么一开始就别走这条路。’”

对于妊娠代孕的实际操作，瑞知道有哪些方面可以进一步完善，哪些方面有前景。比如，让体外受精操作与身体的自然周期配合，以尽量减少使用的荷尔蒙，一次只培育一个卵子。冷冻卵子的兴起，而不必再冷冻胚胎，也给了基督徒夫妇们更多的选择。

“说起来你可能都不信，有多少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们得到了双胞胎，但还有六个胚胎在冷藏中。”他说，“我告诉他们，和那在地上蹦跳的小男孩、父母怀里的小姑娘一样，‘那些也都是你的孩子’。”

加在一起，整个体外受精和代孕程序要花费至少八万美元。但米勒夫妇觉得，有了这个最终结果，那些费用、麻烦的治疗以及尴尬的对话，都是值得承受的。

受益父母经常不得不向人们解释，尽管他们要有个孩子，但却不是那准妈妈生产（我的婴儿，却非自我腹分娩）。而像瓦特伍德这样的代孕者，也得向家人、朋友以及好奇的陌生人澄清，她们腹中的小家伙是属于别人的（我腹中所怀，却非我的婴儿）。

甚至还有幼儿图书，比如《袋鼠的育儿袋和好心的考拉熊》，向新生儿的兄妹或者代孕者的孩子解释这一安排。但是代孕行为的反对者担心，这样的隐喻和另一常见的比拟“我的面包，她的烤箱”，都过分简化了女人和她腹中胎儿的关系。

“由于多数的代孕安排并不引入血缘关系，有人觉得这使得它在道德上比较中性、容易让人接受。但是我认为，这样看代孕有些太牵强。”瑞是这样说的，他是《子宫以外：关于受助生产的道德规范》的作者。

“他们把代孕者视为人类孵化器或产前保姆。根据我们对子宫内孕育过程以及妊娠环境如何影响孩子发育的了解，我觉得这种看法是很不恰当的。”

对于将妇女和妇女的身体、生育力商品化，以及代孕方式对于这样出生的孩子可能造成的长期影响，基督教生物伦理学者们表示忧虑，而女权主义者也有同样的担心。三一国际大学的康宁罕指出，对于包括孕期荷尔蒙、新生婴儿感应等方面的母体-胚胎纽带关系研究，是商业性代孕所要面临的关键性问题。

“知道自己不是孩子的母亲，妊娠代孕者是否要特意不与孩子亲和？如果代孕妈妈在情感上故意不与孩子亲和，对于正在发育的胎儿，这可能是有害的，或者至少是一种损失或剥夺。”她说到，“但是如果她特意与孩子亲和，在与婴儿分离时，又会造成另一种伤害和损失。”

瓦特伍德和其他代孕者则说，因为知道那些委托父母是多么地想要孩子，她们不会将婴儿视为“己有”。“人们真是担心，你如果和自己子宫里的婴儿亲和太多，等到把孩子交出时会感到太痛苦。”她说道，“神会保护你的心，让你不觉得那就是自己的婴儿。所以在把婴儿交给他/她的父母时，就不会过于动感情。”

Image: 摄影：Malanie Grizzel

三十四岁的奥黑尔依然保留着2015年首次代孕的纪念物。尽管在去年的一次代孕中经历的的荷尔蒙治疗让她有顾虑，她依然感觉那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是“她应当取做的”。

生物伦理学的圣经基础

如果说对于考虑代孕的基督徒们，避免堕胎是不言而喻的，詹尼弗·拉尔（Jennifer Lahl）看到的则是复杂得多的问题。作为社会活动家和“生物伦理与文化网络中心”的主任，拉尔在一部纪录片中讲述了几位为代孕所伤害的妇女，以展示受助生育的不同侧面.

在二十多岁时海瑟（Heather）成为一位代孕者，这使她在经济上可以留在家中，照顾自己的两个孩子。她的第一次代孕经历是非常顺利的，为一对在网上结识的夫妇生下一对健康的双胞胎，所以她接着提供这一服务。

在拉尔2014年的电影《生育者》（Breeders）中，海瑟（片中没有给出全名）发现，如果婴儿不是健康的，那么这一过程要痛苦得多。她说，当超声波检测显示异常症状或者先天缺陷时，准妈妈会跑出诊室，让她独自承受坏消息。其中有一次，在第二十一周时，因为婴儿脑损伤问题，孩子的父母要求她中止妊娠，她拒绝了。“那位父亲对我说，因为不听从他们的决定，我‘将会因此在灵命上受痛苦’。”海瑟说，“我心想，‘这也太残忍了，这些决定的属灵后果将伴我一生。在我看来，谁生谁死决定于那美善的上帝，而不在我。’” 那对父母最终很勉强地留住了婴儿。分娩时，那位母亲没有在场。

拉尔纪录片的主题代表了她对整个过程的一系列忧虑：不是在婚床上，而是在实验室中制造婴儿；父母与代孕者在财务上的差距（或者家庭成员受到压力，要“利他地”做一个代孕者）；必需的激素治疗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当孩子得知自己是通过捐献的卵子或精子受孕而生，他们所受到的心理及亲子关系上的打击；拒绝接受人体的局限，而是围绕着“兜售希望、兜售婴儿”兴起的这一产业。“这是堕落世界之作。”她这样说。

在每六对夫妇就有一对为不育所困扰的情况下，是该干涉、不停地努力，还是放弃梦想，对于教堂讲台下面的众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假设性问题。某些福音派圈子里对于核心型家庭的过度强调，让这一心路历程更加不易。但是一旦夫妻二人决定要采用受助生育，比如体外受精、代孕，甚至使用捐助的精子、卵子，他们会更注重结果而不是伦理。

“之所以许多人对于伦理讨论不大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渴望有个孩子已经到了一种绝望的地步。”拜奥拉大学的瑞这样说。他多年来为不育夫妇们做咨询，认为在受助生育问题上，牧师们应该更直接了当。他承认，对于体外受精和代孕有顾虑的牧师处于一个困难的位置。劝阻准父母们采纳这些选项，对于那些努力建立家庭、已疲惫不堪的夫妇将是种沉重打击。如果反对人工培育胚胎和在生育中接受第三方捐助，他们又可能会冒犯那些已经走上那条代孕之路的父母。

米勒说，即使她和丈夫觉得要走代孕之路，因为体外受精带来了新问题，在各方面界定模糊，他们还是要请教自己的牧师。

“我知道这是第一次有人来找他，请教关于让别人代怀婴儿和体外受精”，米勒毕业于贝勒大学，参加德州韦科郊外的布雷佐斯草地浸信会。“他让我们真切感到，他知道我们珍视生命、相信生命始于受孕。对于要保护好每一个胚胎，我们是没有疑问的。”

“我们想从他那里找到支持和指导”，三十四岁的她是这样说的，“如果他认为有什么理由不赞成我们这样做，我们想听到。”

商业代孕也许是个二十一世纪的现象，但圣经上已经警示了由别人代怀婴儿可能带来的内在冲突。例如围绕着莎拉和她的使女夏甲，以及拉结和她的使女辟拉所产生的纠纷。

在惠顿学院圣经教授M·丹尼尔·卡罗尔-罗达斯（M. Daniel Carroll R.）看来，很难知道在古代代孕有多么普遍。这些故事并不是要放纵鼓励这种行为，莎拉与夏甲不断恶化的关系以及拉结与利亚间在生孩子方面的相互嫉妒，表明她们信心的缺失 。

“你不会感到那是有共识的契约性之举”，他说，“那种安排与今天的代孕行为完全不同。”

如果说新教教会在受助生育方面基本上保持沉默，那么罗马天主教会对于这种做法则是采取明确的反对立场（尽管有些天主教领袖说，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得到应当的牧养关怀）。

“鉴于儿童和婚姻的尊严、母婴关系的独特性，参与做代孕母亲的合同或安排都是不被许可的”，美国天主教主教联会指出。“而且，代孕行为的商业化贬低了妇女、尤其是贫穷妇女的尊严。”天主教会同时也宣布体外受精是不道德的，因为它破坏了人的尊严和婚姻中的夫妻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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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和詹娜·米勒2009年生下了女儿凯莉，接着又借助代孕生下了另两个孩子。

“在美国，我们倾向于认为，有了适当的‘技术’，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全国天主教生物伦理中心的主席约翰·M·哈斯（John M. Haas）指出，“但是孩子不是用工艺产生，或者由某一行业制造。孩子应该来自于夫妻之间爱的举动，与神配合。没有人能‘创造’神的形象。”

当住在迈阿密的基督徒讲员、博克作者克里斯特尔·阿斯维多（Kristel Acevedo）在2015年决定做一个代孕者时，她遭到了自己的天主教家庭的反对，一位姑姑尤其直言不讳。

“这确实让我停下来思考。但是在我看来，如果神想让一个人出生，他们就会出生。”阿斯维多这样说。她为来自欧洲、因癌症而不育的一对夫妇怀上了一个婴儿。“我不赞成把胚胎废弃或毁掉的想法，但我更关心的是，一旦它们被植入我的子宫会发生什么。”

随着她的肚子见长，阿斯维多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尴尬对话。人们问她收费多少，暗示她是为了钱才这样做的（付清债务是动机之一，但不是主要的）。旁观者会评论说，她一定非常无私，他们自己“永远不可能做到”。就这段经历，这位两个孩子的妈妈正在写一本书。

“祷告是第一位的。你要向神祈求，看祂如何回应你，然后了解得越多越好”，她说，“事情会变得很复杂... ...。有人把代孕描述成阳光明媚或者彩虹，但实际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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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佛·纳尔逊（左）为米勒夫妇代孕生下儿子雷恩（2013）和女儿菲斯（2016）。詹娜说，纳尔逊太太成了“我们一家的朋友”。

代孕在美国的前景

近年来，随着美国成为代孕者的提供地，代孕机构从国外收到了越来越多的申请。

多数西欧国家或者完全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或者只允许利他性代孕，代孕母亲不能收费用。2015年，欧洲议会谴责代孕行为，说它“破坏了妇女的人道尊严。” 多个曾被当作便宜代孕者提供地来推销的亚洲国家，例如泰国和印度，或者已经禁止国际商业代孕行为，或者因为担心在付费方面的欺诈行为和代孕者受虐待，正在考虑禁止。

体外受精、代孕，再加上相应的旅行，在美国生一个婴儿，准父母们预期要花费到六位数，多的可达二十万美元左右，通常代孕者可以从中得到两万到六万美元。许多人从欧洲、中国到美国来找代孕者。加州是全国最“友善代孕者”的几个州之一。在这里， “有的生育门诊把自己作为这样的去处来推销的：‘来吧，先生一个宝贝，然后去迪斯尼！’”拉尔这样说。圣地亚哥的一家代理机构报告说，它百分之八十的顾客是外国人。

除了对外市场，越来越多的不育夫妇以及同性伴侣和单身父母，也将代孕作为一个选项来考虑。

在吸引人们注意力方面，好莱坞为受助生育做了不少，例如金·卡达珊（Kim Kardashian）、吉米·法伦（Jimmy Fallon）等名人都选择了代孕。对于这种高知名度代孕行为所必然带来的冲突、闹剧，名人绯闻杂志津津乐道。

代孕也反映在电影中，比如在《婴儿母亲》（Baby Mama）中，严谨的蒂娜·费（Tina Fey）和疯狂的艾米·珀勒（Amy Poehler）演出了一对难以协调的代孕伙伴。对代孕最恐怖的描述，则来自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艾美奖电视剧系列《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勾画了一个生活在未来反乌托邦中，被迫做代孕者的社会下等阶层。

“好莱坞将它以故事、叙事的形式展现出来，给了我们一个充分思考相关伦理问题的出发点”，康宁罕说，“这比声明式地宣讲真理能更有力地传达信息。”

但是基督教伦理学家指出，从圣经的教导和教会社区的运作中，基督徒可以找到更有力的引导机制。教会在指导基督徒方面是有责任的。这不仅仅是关于医学伦理和个人具体操作方面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更深层次的，那种有时无法实现的、对怀孕生子的强烈渴望。

“我们不是仅仅在讨论用来生育的身体是多么脆弱”，拉尔说，“真正的问题是，当生不出孩子时，我们应当如何行？”

Kate Shellnutt 是《今日基督教》网络版的副编辑。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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