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園傳道會（Cru）因強調種族議題而起分歧

有關批判性種族理論（CRT）的辯論已經臨到美國最傑出的跨教會事工之一Cru。在那裡，一封長達179頁的信聲稱，過分強調種族正義，已經加劇了該組織內部多年來悄然醞釀的緊張局勢。

這份名為“尋求清晰和團結”的文件於2020年11月提交給Cru的總裁史蒂夫·塞勒斯(Steve Sellers)，並在該組織內部傳播，然後於今年5月在網上出現。 其作者是一群Cru的基層工作人員，他們擔心“受害者——壓迫者的世界觀”已經在整個組織中根深蒂固，分裂了工作人員，並貶低了真正的福音。

這文件說：“在追求（多元化）時，我們無意中採用了一套不合《聖經》的思想體系，導致我們不團結。 這些概念造成了不信任、氣餒和許多其他問題。”

Cru成立於1951年，名為基督學園傳道會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其使命宣言是通過其著名的校園事工和其他福音外展，“贏得、建立和差派以基督為中心的倍增門徒”。 最近的這份文件認為，在宣稱的使命與其目前的事工之間有“差距”，說Cru處理種族主義和壓迫議題的方法導致“使命漂移”。

這反對CRT的文件說，“至少1,000名員工”有與他們一樣的顧慮，並且附上數十名員工和捐贈者的證詞，但其中大部分是匿名的， 只有11位提供名字，並且沒有完整的簽署人名單。

Cru仍然是一個以白人為主的組織。 根據該組織自己的統計，在大約8000名美國員工中，22%的人被認定為黑人、土著或其他有色人種。 自2015年以來，該機構越來越強調文化能力和種族和解。

領導們在員工會議中開始更公開地談論種族主義，該機構為工作人員提供了一項名為“鏡頭”（Lenses）的關於族裔和文化“一體性”的培訓。 這兩項努力在文件中都被挑出來作為“社會正義的教導”。

好幾個匿名的證詞稱該組織的文化能力培訓是“政治性的”，並稱其為“反美國白人的言論”。 一位匿名工作人員（被稱爲少數派員工第30位）說，Cru和整個教會內的趨勢代表了“一個關於系統性種族主義、白人特權和權力體系的全新的宗教”，“將所有基督教神學都貼上了白人種族壓迫意識形態的標籤”。

在整個文件中，參與者描述他們從領導人身上看到的关于的種族思維為“虛假的福音”、“不合《聖經》”和對福音派的威脅。

破壞團結

整個Cru裏的人，包括反對CRT文件的作者們和其他人，都看到了該機構在處理種族議題的長期緊張關係於去年升級。 2020年1月在佛羅里達州奧蘭多Cru的總部舉行了一個小型的五人會議，討論該機構对于種族正義議題的強調。就在冠狀病毒大流行的開始时期，這很快發展成為每週一次有350多人參加的Zoom會議，而大部分是白人員工。

這其中的60人跟著撰寫反對CRT的文件，而其背景就是在2020年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阿莫·阿貝里(Armaud Arbery)和蒲隆娜·泰勒(Breonna Taylor)被殺後，美國各地呼籲種族正義的呼聲震撼全國。

這群人的召集人之一是斯科特·彭德爾頓(Scott Pendelton)，Cru的《耶穌傳》影片(Jesus Film)事工的負責人。 正如文件所指出的，他擔心對種族正義的強調會貶低Cru福音事工的核心。

他說：“我們可以團結起來，通過我們在基督裏的身份向世界展示我們彼此相愛。 不是藉著我們試圖摧毀種族主義結構——儘管這有它的位置——而是藉著我們在耶穌裏的身份。”

彭德爾頓和反對CRT文件的作者們說，他們同樣關心多元化和種族和解的需要，但過去五年的努力實際上傷害了Cru以前的“種族團結”。 彭德爾頓說，一些參與批評的BIPOC員工特別表達了他們的擔憂。

然而，另一些人則認為，Cru強調種族敏感性和包容性，有助於他們在信仰上的成長，提供了達成該組織主要目標有意義的一小步。

達里爾·史密斯(Darryl Smith)是許多對這份文件感到措手不及的員工之一。 史密斯自 1996 年以來一直在Cru工作，並在過去四年中擔任該機構的 一體性和多元性 主任。

史密斯說，文件中所提到和批評的項目有幾項是他所指導的，但作者們沒有向他提出他們的擔憂。 信中的一部分明指Cru的文化能力培訓和參與種族議題的努力為“世俗”，“虛幻”和“不合聖經”，他說，他感覺到像“有人告訴我，我身為一個黑人在這裏可能會導致Cru的使命漂移”。

Cru的美國總監馬克.高蒂爾(Mark Gauthier)在2021年3月的視頻中確認像史密斯那樣的反應，在本周由博客博主和學者瓦萊麗.霍布斯(Valerie Hobba)分享。

他説：“我們的一些員工，特別是一些我們的BIPOC員工，在這研究的發佈方法上違反了信任。 雖然這小組的關切可能動機很好，但編寫報告和資訊分發的方式使我們許多BIPOC員工身受重壓。 這項研究實際上質疑了整個Cru談論多元性的所有渠道。”

“特別是對我們的BIPOC員工來說，它提出了一個問題，即我們是否正在後退——我們是否正在放棄《聖經》中對一體性和多元性的追求。 嗯，只要研究提出了真正的問題，不管我們喜歡與否，這是非常有幫助的。 然而，從這研究得出的含義可能令人相信，我們的多元性倡議，許多是不受歡迎的，無效的，並構成使命漂移。”

波特蘭地區主任喬什·陳（Josh Chen）認為，這份文件試圖通過把追求正義的重要性極小化來“縮小正統的範圍”。

陳主要是牧養年輕的大學畢業生，他說：“我認為我們幾十年來談論福音的方式是在配合嬰兒潮一代的情況。 而我們這些試圖辛勤努力為這一代重塑這好消息的人，卻被視為不合《聖經》。”

彭德爾頓告訴CT，他和他這一群年紀較大的人，因為這封信所造成的緊張局勢而“悲傷”。 “我們希望多元化。 我們只是想要忠心以符合《聖經》的方式去做。 我知道（那些不同意我們觀點的人）也是這樣做。 這使得這一切變得更加複雜。”

辯論CRT

批判性種族理論在教會內外保守派的公共談論中上升到前列，是 最近迅速發生的。 它起源於一個比較利基(niche，小眾)的70年代法律理論，认为權力不平等深深植根於社會內部，並沿著種族路線團結在一起，它已成為保守派和共和黨意見專家 經常談論的話題 。

去年11月，美南浸信會的六位神學院院長 發表聲明 ，稱這一理論與該宗派的訊息“不相容”，促使 至少四名黑人牧師 與教派決裂。 俄克拉荷馬州、愛達荷州和田納西州都是共和黨占多數的州，最近禁止公立學校教授這一理論， 近十幾個州 也制定了類似的法規。

寄給Cru領導的那份反對CRT的文件對這名詞的定義，是採用巨型教會牧師約翰·麥克阿瑟（John MacArthur）的一篇文章， 以及一些反對批判性種族理論辯護者的資源，如理論化學家尼爾·申維（Neil Shenvi）和無神論者詹姆斯·林賽（James Lindsay）。 文件沒有提到著名的批判性種族理論學者，如已故哈佛大學教授德里克·貝爾（Derrick Bell）或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教授金伯萊·克倫肖（Kimberlé Crenshaw）。

一位幫助組織Cru員工會議的前專案主任，馬特·米卡拉托斯（Matt Mikalatos）說：“這是一個宣傳， 這不是報告。 它的用意並不是要分享圖畫的兩面， 而是要推動一個非常具體的議程。”

許多人認為Cru 2015年員工大會是一個轉捩點，講員更直接地討論了正義和種族多元性的議題。 米卡拉托斯說，組織者希望確保會議對每一個出席者都是”有意義和變革性的“，而不是單為多數人而設計的。

他說：“這意味著，多數習慣於會議為他們設計的人仍然會有自己喜歡的東西，但來自不同神學範圍的人也會感到有份。”

那份批評性文件聲稱這次會議是“交給最激進的社會正義和CRT傳播者”的，講員包括克裡斯蒂娜·克利夫蘭（Christena Cleveland）——當時是CT專欄作家與杜克神學院教授——以及安迪·克勞奇（Andy Crouch）、法蘭西斯·陳（Francis Chen）和約翰·帕金斯（John Perkins）。

後來的會議的講員包括一群美國原住民基督徒——他們歡迎員工去看他們的地方，喬伊斯·埃默里（Joyce Emery）牧師——第一位在這兩年一度的會議中演講的女牧師，並基督教文化能力教練與《做那橋梁》的作者拉塔莎·莫裡森（Natasha Morrison）——她呼籲企業為種族主義而悔改。

彭德爾頓說：“聽到少數民族的主内弟兄姐妹的經歷，我學到了很多東西，為他們的經歷，我與他們一起悲傷。 這是很多多數文化的員工需要聽到的資訊，但（同樣的資訊）在五年來一遍又一遍地重複之後，卻沒有關於走在一起彼此原諒對方的資訊。”

Cru的高層領導人說，批判性種族理論不是內部領導討論的一部分，高蒂爾指出，該組織并不“持守或教導任何世俗的意識形態”。

重溫《聖經》框架

高蒂爾說，Cru預計將在未來幾個月發佈一份強有力的文件，關於Cru的神學架構。

高蒂爾說：“我們從前沒有一個明確界定的聖經框架來指導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他強調將該組織的事工建立在聖經的意識形態上的重要性。他承認，在打擊種族主義的嘗試時，可能疏忽了這一強調。

雖然有些議題很難討論，特別是在一個跨越幾代人的群體中，但他希望更加強調《聖經》關於種族主義的直接指示，將有助於在這議題兩邊的員工找到共同點。

反對CRT的文件並不是過去一年在Cru的線上空間中唯一流傳的一封批評信。 在任命了三名白人擔任高級領導職位（包括曾任Cru執行主任的高蒂爾）之後，一封題為“一個謙遜的請求：領導過程透明化和組織忠誠”的公開信於2020年10月張貼在該組織Facebook工作場所的留言板上。 該信稱這些晉陞在提升非白人領導人的問題上“錯失良機”，由14名員工起草和編輯，他們都在文件的簽名列上。

這封信（在反對CRT的文件中被稱為“員工起義”）要求Cru領導層在招聘過程中表現出更大的透明度，這信也提供具體步驟給新任命者去“打擊反黑人、反土著和其他形式的壓迫”。 與大部分是匿名的反對CRT文件相比，574名員工公開共同簽署了該文件。

撰寫“一個謙遜的請求”初稿的員工，尼奇·比比（Nich Beebee）說：“在很多方面，這份‘尋求清晰和團結’的文件使人受傷，因為它太隱秘了， 你不知道誰在參與，除了少數列在前面的人。”

據彭德爾頓說，反對CRT文件的撰稿人大多沒有透露姓名，因為小組中有許多人“害怕”被看到與該小組有聯繫，一些員工用虛設的名字出現在Zoom會議上，他們的相機是關掉了。

雙方的緊張關係

高蒂爾說，這兩份文件都“抓到了我們在推行使命時必須擁抱的緊張情況”。

員工告訴CT，Cru的Facebook工作場所上的帖子凸顯了該組織的尖銳分歧。 喬治·佛洛伊德遇害後，Cru的總裁史蒂夫·塞勒斯在那論壇上公開地為如何應對這場悲劇而搏鬥。 他這樣寫：“如果我特別提到這一項，為什麼不提種族主義的每一個例子？ 為什麼不公開和發聲反對墮胎的罪、販賣婦女這可怕的罪、或攻擊聖經關於人類性行為的觀點的罪呢？”

一些人評論說，帖子讓人感覺失聰，引出“所有罪都很重要”的情緒。

隨著這些緊張局勢越來越明顯，在Cru處理正義和多元性議題上的分歧已導致一些經驗豐富的和一些最近招聘的主管辭職。

在一封 公開信中，19歲的員工拉蘇爾·貝瑞（Rasool Berry）寫道，“推動文化能力、正義和信仰融合的努力所面對的抗拒攻勢”是他今年早些時候離職的原因之一。 他引用了“通過麥克風”的 #LeaveLoud 運動（這運動鼓勵黑人基督徒分享他們離開福音派空間的故事），作為他寫這公開信的靈感。

長期擔任校園主任（超過30年）的丹·弗林（Dan Flynn）與妻子保拉（Paula），由於擔心該組織的新“喚醒的核心價值”，他們選擇在2019年辭職。 寫在SCU文件的個人證詞中，弗林列舉了最近的會議有女性講員，以及在一名前員工於2019年 公開 同性戀身份後，Cru未能“教育”員工有關傳統性別角色的問題。 （這前員工說，她在Cru工作的時候，“為了她的事工”，她守獨身，但幾個月後選擇離開該組織。）

兩年制員工Jocelyn Chung，今年早些時候 發表了自己的辭職信 ，指出在她開始“擁抱更全面的福音”，強調“美國教會與白人至上主義、基督教民族主義和系統性不平等的危險性共謀”之後，她失去贊助者而被迫轉為部分時間工作。

在以使命爲中心的跨教會組織中，Cru並不是唯一因為應對最近的社會問題而面臨審查的一個。 2015 年，InterVarsity 邀請信仰正義（Faith for Justice）的蜜雪兒·希金斯（Michelle Higgins）在其厄巴納（Urbana）會議上談論黑人的命也是命（BLM）之後， 受到批評 。 希金斯在演講後收到死亡威脅，InterVarsity 被迫 澄清 ，關於黑人的命也是命，它“不全部背書”。

“導航者”（The Navigators）發表了一份類似的聲明，表達了“賦予有色人種權力”的願望，同時與 BLM 運動保持距離——在喬治·佛洛伊德遇害後，社交媒體“暗轉”（black out）時，BLM運動在網上發佈了一個黑色方塊，引發了人們對該組織在種族正義問題上立場的質疑。

跨教會組織歷來為各宗派的基督徒，在首要關注的問題上，提供了一個進行合作的空間。 但是，隨著文化緊張局勢的不斷加劇，這種合作的可行性將繼續受到考驗。

米卡拉托斯說：“大帳篷事工需要量大、愛和有能力忍受不適——這些方面，我們福音派尚未掌握。 同時，在多方面，Cru非常反映福音派。”

Curtis Yee是加州薩克拉門托的信仰和文化記者。

翻譯：元鵬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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