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家J. I. 巴刻(J. I. Packer)于7月17日(2020年——译者注) 去世,享年93岁,他帮助数百万福音派新教基督教徒阐述和理解他们的信仰。 他的著作——例如1973年出版的《认识神》——不仅解释了教义,而且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圣经》的权威、十字架的奇妙和圣洁生活的热情。 《今日基督教》也把巴刻作为同僚来纪念。 他曾为我们杂志最初发行的几期撰稿。从1980年代开始,他担任编辑有三十多年。 “注入真理”——在他所写的关于痛苦、神秘小说、爵士乐、普世主义、祈祷和其他几十个主题的70多篇文章中,他展示真理所在,提醒我们。

这些文章大多附有他的照片,尽管在1991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说希望因挑战福音派的个人崇拜而被人们记住:“我希望作为一个‘声音’(像施洗约翰在荒野中呼喊)鼓励人们思考被人们记住,而不是一个借为人所知的地位和魅力来阻止人们思考的人。” 他说,就是一个召唤“人们回到真理和智慧的老路上”的声音。 因此,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不会发表一篇冗长的记念文(你可以在CT的网站上找到几篇相关的好文章),而是重新发表巴刻的一篇经典文章,注入对于现今和1985年一样迫切需要的真理。 —— 《今日基督教》编辑部

《新约》中,公民的义务被着重地与服事神的义务相提并论——事实上是作为其一部分。 当耶稣用“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可12:17)来回答关于纳税的问题时,这不是巧妙地回避问题,而是明确承认,缴交该缴纳给现有政权的东西是基督徒呼召的一部分。 当彼得一口气说出“敬畏神, 尊敬君王”(彼前2:17)时,他突显了同样的真理;正如保罗在陈述真正的基督徒的感恩生活时,教导罗马的基督徒要“顺服在上有权柄的”(罗13:1),并告诉他们,”因为良心”,他们应该“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第6–7节)

保罗说各级政府官员都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第4节) 请注意,保罗是指在皇帝之下,属于异教徒的罗马官员! 他进一步解释说,神设立国家机构是为了维护法律、秩序、正义和“善”。 这里的“善”显然包括保护和福祉,这与美国宪法中所揭橥的追求幸福的机会相去不远。

因此,虽然基督徒并不把这个世界当作自己的家,而是短暂寄居的异乡人、行经异国他乡的天路客,朝着存有宝藏等待他们来到的目的地行进(参见彼前2 :11;太6:19–20),但《圣经》禁止他们对来自良好政府的好处漠不关心。 他们也应毫不犹豫地尽力让这些好处为他人,以及自己带来最大的果效。 遵守法治并维护一个稳定的政府,尽可能通过个人参与来协助政府发挥其功用,这适用于约瑟、摩西、大卫、所罗门、尼希米、末底改和但以理(不需再列名了)的时代,一样适用于我们今天。 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对神和邻舍的服事。

正如欧洲议会的一位基督徒议员,弗雷德里克·卡瑟伍德爵士(Sir Frederick Catherwood)所言:“努力改善社会不是世俗化,而是爱。 对社会洗手不参与不是爱,而是世故的。 ”

一些被误导的基督教发展趋势

然而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现代基督教的三个发展趋势,它们在政治责任方面形成了令人困惑的乱流。 我们需要对每个发展有一些讨论,然后才能继续探讨主题。

1. 某些基督教相对主义者(relativist)的政治化意图。 当我提到基督教“相对主义者”时,我想到的是某些新教基督徒,他们不把《圣经》的教导当作神启示的真理,而是把它当作人类对神的自我揭示的片面线索,以与一定文化相关的术语来表达,而今天的基督徒没有义务去应用,表达的许多观点今天的基督徒也不一定要赞同。

当我谈到“政治化意图”时,我的意思是,他们的目标将基督教信仰,从通向天堂的朝圣道路降格成一个为现今世界设计的社会政治计划。 这计划通常是指通过终结社会的集体之罪,即种族主义、经济和文化剥削、阶级划分、剥夺人权等,而用“平安”(shalom,希伯来语,指在神之下的集体福祉)来取而代之,从而在地球上建立神的国度。

那这有什么问题呢? 不在于为平安祷告,也不在当有机会时尽一己之力。 地球村的邻舍之爱需要每个基督徒这样做——并且要在国际和国内的范畴都这样做。 但是,当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对神向人类启示祂的计划的了解)和基督徒的顺服(我们尽力遵行神所启示的旨意)被简化成人类为社会进步所要作的努力,这肯定会带来灾难。 当基督被视为只是针对这世界中某些特定的匮乏和弊端的救世主和主、解放者和人道主义者时,福音的核心就被切除了。 然而,这却已经成为新教领导成员中自由派和激进派的标准观点。

坦白地说,我们看到的是,神职人员和担任神职事奉的平信徒纵容自己将其基本宗教价值观重新解释和定义为政治价值观。 因此,他们以将基督教应用于生活的幌子将基督教世俗化。 鼓吹这一观点的半技术性书籍层出不穷,它在自由派神学院中的地位得到巩固,并将其冠以“政治神学”学科的头衔,使其更受到尊重。 来自新教各宗派总部支持这一观点的持续宣传,导致许多平信徒将基督教公民的角色等同于在各地推动这一计划。

这一切的基本错误在于基督教超然的立场被忽略了。 那些尊崇《圣经》的教导是神圣真理的人,视《新约》中的耶稣是首先并唯一能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的救主,祂把我们从即将到来的神的愤怒中拯救出来,在公义中更新我们,并向我们打开天堂之门,而且这些把传福音视为对邻里之爱的基本层面的人,应该像任何其他人一样大力反对社会罪恶。 这样做也是所有基督徒都被召要实践的撒玛利亚人精神的一部分,即尽一切可能缓解需要和痛苦。 但这一切都是为服事基督,祂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祂要求人类理解这地上的生活,即一方面有欢乐和财富,另一方面却是困难和悲伤,是道德和灵命的训练场,为永恒的准备锻炼。 然而,若没有这种了解,就如我之前提到的相对主义者的清况,整个爱邻里的行动都会误入歧途。

2. 一些基督教绝对主义者的敬虔主义压抑(pietistic inhibition)。 我这里所谓的“绝对主义者”(absolutist),是指新教、罗马天主教或是东正教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相信神不变的真理是在《圣经》中赋予了教会,只有遵守这个真理,才能取悦神。 在新教的绝对主义者中,许多人,也许大多数人更愿意被称为福音派,因为基督的福音(the evangel)是他们的信仰核心。

“敬虔主义”指的是观注实现圣洁、避免犯罪、赢得灵魂、基督徒间的团契、以及在个人层面反对所有反基督教的力量。 敬虔主义压抑表现在对政治上的被动和不愿参与任何层级的公民政府组织。 因此,他们作为基督徒公民的立场是退出而不是参与政治进程。

为什么会这样? 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对之前所述的较自由的新教“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的反动。 第二个是他们末世论(即他们对未来的看法)的错误推论,即认为因基督再来的临近,世界必定会变得更糟,而且我们对此根本无能为力;因此,谁在政治上掌权并不重要。 与此相关的第三个因素,是因为“世界”的道德败坏、原则上的妥协,以及属世、追逐快乐、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而强调应与之分离。 政治,被认为是一个阴暗的环境。在其中,为了获得选票和保持自己的权力游戏中的地位而不断地放弃原则,是毫无疑问的“世俗”事业,因此是基督徒的禁区。 第四个因素,虽然不容易衡量但是很重要,就是一种个人主义,它把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归根结底于个人问题上,认为公民政府并不重要,因为它不能拯救灵魂,因此根本地对政治途径毫无兴趣。

但这些都行不通。 无论“社会福音”可能存在何种错误,无论把教会事工和福音事工作为首要关心这一点是多么正确,基督徒仍需要去做社会和政治的工作。

即使基督的再来近了,我们也不必认为,我们不能在神的领导下尝试着使这个世界暂时好一点。而且无论如何,当神实际告诉我们要去尝试时,对不成功的恐惧也不能成为我们不尝试的借口。

政治当然是一场权力游戏,但如果要改善社会结构,就必须玩这种游戏,虽然它属于这个世界,但它是一个为神和人服务的领域,在本质上并不是被禁止的“世俗”意义。 此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政治妥协这一基本手段,与牺牲原则是完全不同的。

最后,破坏政治关怀的个人主义好似近视一样,它模糊了对好政府带来的好处和坏政府所造成的损害的认识。 不,敬虔主义消极心态是不合理的,其目前的实践者需要被开导,以改变这种心态。 对于基督徒公民来说,这种立场并不比我们上面所拒绝的政治化姿态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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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些基督教圣经学者主张的政治帝国主义。 我想到的是目前激动着某些热爱《圣经》的教会、团契成员的十字军精神。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宣布目标,并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跳进政治世界的混乱中。 然而,将民主权力游戏视为现代版的《旧约》圣战的倾向会产生问题,在那里,神号召祂的子民推翻异教徒,用武力夺取他们的王国。

在《圣经》的圣战中,异教徒没有任何权利,也没有得到任何仁慈,因为神用祂的子民作为祂的行刑者,用人类的手段来施加应有的审判。 被视为神惩罚性公义的启示(这也是彰显在整本《圣经》中神特性的一部分),圣战具有连贯性以及令人敬畏的道德意义。 但圣战不是神为教会制定的计划的一部分。 保罗在罗马书12:19中说,把报应留给神吧。 如果在这现代多元民主政治环境中,还把它作为基督徒行动的典范,那完全没有道德或实际意义。

在民主体制中,除非公众舆论支持你,并让你继续掌权,你就不能执政。 因此,寻求共识以及为达成共识而进行说服的做法是至关重要。 若是肆意践踏他人,视他们为无足轻重,这终究会自食恶果。 那些试图在没赢得公众支持的情况下,夺取和利用权力的压力集团,将激起同样强烈的反对,而且取得的权力通常是短暂的。 基督徒公民,应该对社会的整体是与非应有坚强的信念,在这方面要特别谨慎。

让民主发挥作用

我们所知道的代议制民主——即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具有独立的地位,公共信息系统(媒体)不受政府的操控,当选的政府总是面对当选的反对派,而且定期举行一人一票的普选——并不是基督徒公民生活和事奉神的唯一政治形式。 然而毫无疑问,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它是比其他任何形式更合适、更明智。

基督教对民主的建议是基于两个见解。 第一个,是意识到对一个原则上允许任何人有资格参选任何公职的开放社会,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体制还是最能在政治上表达神赋予每个人的尊严和价值。 第二个则是认为,正如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所说,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所有的权力都会腐败,而且绝对权力更绝对会腐败,所以将权力分离并在行政结构中建立制衡机制会限制腐败的危险,即使这种约束机制永远不会完全消除它们。

这些基督教的见解与世俗的智慧很吻合,后者主张公民若越能感受到他们参与了现在塑造他们生活的决策,他们就会越坚定的遵守这些决策。 因此,获得公众最大程度同意的政府模式通常是比其他任何形式更稳定。

因此,基督徒应该对民主原则表现出坚定的决心,并保证自己有义务尽所能使民主发挥作用。 但这意味着自觉地致力于民主进程,作为政治体中最佳的决策方式。

在哲学和宗教多元化的民主国家,如西方国家,在辩论中取得共识的民主进程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由于视野有限和利益竞争而引起的冲突是政治舞台上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公开拼博的激烈度和完整性,使竞争各方之间取得平衡,这也成为社会健全和士气的一个指标。

人们称通过辩论解决政治冲突的方式是妥协。 从道德上来说这可能是真的,但政治上的妥协并不意味着放弃原则,而是现实地愿意接受并不是最理想的,却是目前所能得到的全部。 妥协所表达的原则是,半条面包总比没有面包好。

利益交换是政治妥协的核心,正如妥协是民主体制内政治运作的核心。 这也是政治运作成熟的标志。 相比之下,僵化的教条主义就会对所有不完全赞同自己观点和目标的人采取敌对的立场,这意味着政治体制的不成熟。

民主决策应是一个尽可能公开的过程,在不影响未来的条件下,官员们应公布他们决策的理由。 但事实证明,所有重大政策决定是既复杂,也在社会上具有争议性。 这是不可避免的,至少有三个原因。

首先,每个人对每个提案的事实的了解都是片面和有选择性的。

其次,价值观、优先顺序以及对长期和短期结果的相对重要性的看法会有所不同。

最后,对后果,特别是对意外的和不期望的后果的考量,也会有所不同。许多对某些人来说似乎正确的行动,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错误的,因为他们预见的后果不相同。 行政决策经常有不受欢迎的副产品,因此它们成为在各种邪恶之间的选择——即试图选择最小的邪恶,避免更大的邪恶。

基督徒公民必须接受,在政治中没有黑白分明的答案,但神的旨意是,所有的人都要被他们能够发现的最高理想和成熟的智慧所引导。 所罗门王的例子(《列王记上》第三章)就表明,神给统治者的礼物是创造性的智慧以应对所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对所有问题的现成解决方法。

基督徒公民应该做什么?

《新约》没有谈到积极的政治参与,这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这不是第一世纪信徒有的选项。 罗马帝国不是一个民主体制,许多的基督徒都不是罗马公民,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 他们是属于社会经济光谱中末端的少数团体,被视为犹太教旧有的异类中的异类。 他们没有政治影响力,也不期待能获得什么。 因此,他们唯一能做有政治意义的事情就是交税(太17:24-27;22:15-21;罗13:6–7),为他们的统治者祈祷(提前2:1–4) , 并保持和平(罗12:18;帖前5:13–15)。

然而,当今代议制的民主为更广泛参与政治的可能性打开了大门。因此,对我们在负责任的承诺方面上的要求,会比《新约》时代更多。

这承诺可以总结列举如下:

1. 所有人都应该了解情况:否则,我们就不能针对问题作智慧的判断,选出最适合的候选人,或为统治者作适当的祷告。 政治上的无知从来不是基督徒的美德。

2. 所有人都应该为当权者祈祷。 正如圣经所揭示,祷告有巨大的奇妙功效。

3. 凡需要表达公众意见时,所有人都应在选举和公民投票中投票。 我们的投票应该是针对问题而不是被人的魅力影响,不是孤立思考单一问题,而是基于我们对社会整体福利的愿景来考量。 这是我们能对这个世界发挥做光做盐影响力的一种实在的方式,即使看起来好似微不足道(太5:13-16)。

4. 有些人应通过政见辩论、写作和在与他们有相近理念的政党内工作来发挥他们的政治影响力。 但神职人员一般不该这样做,因为这将妨碍那些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接受其事工。 然而,我们盼望能鼓励对政治有兴趣的平信徒将争取和发挥政治影响力视为基督徒服事的一个领域,与教会生活、敬拜和见证领域并列。

5. 有些人应该以从政为职业。 谁该选择这条路呢? 那些具有相配的兴趣、能力和机会的人,同时没有其他的事业更适合他们;那些对改善全人类的命运、促进国际的和平、用公义取代无原则的歧视、和促进社会大众的尊严有远见:最后,那些准备以耐心、谦逊、宽容和正直的态度努力工作的人,远离狂热,驾驭批评攻击,并将公众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 之前提到的《圣经》中的历史说明,神要祂的一些仆人成为职业政治家,好好地领导和塑造社会,若发现自己适合这个角色,这是神初步的呼召,那就欣然接受不要再犹豫。

然而,先不要太乐观:因为这选择要付出高䀚的代价。 从政的道路是坎坷难行。 公众人物的生活有如住在金鱼缸中,会一直暴露在无情的批评中,生活在那里要能坚韧不屈,需要能作重大的自我牺牲。 政治是一种权力游戏,在其中经常会看到从罪人心中发出的嫉妒、仇恨、恶意和图谋私利的欺诈计俩,这些我们都太熟悉了,就无需再作评论。 任何有原则的政治家都不要指望能轻松通过,基督徒当然更不能。

但谁会认为,履行基督徒使命的任何一方面是容易的呢? 卡瑟伍德爵士在他的著作《基督教徒公民》结尾的话,值得经常思考:

“我们必须谦虚,不固执己见。 我们必须准备好发现,我们有时是大错特错,并且能够承认。 我们为同胞服务,因为我们对为我们献出生命的主的爱,无论我们做得多么好,都无法偿还我们的债务。 因此,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出于责任感,而且是该作的。 我们不像异端那样,声称会得到立即的满足。 我们不像推销员那样,会保证成功。 基督徒的时间观与世人的不同。 一个人撒种,另一人收割。 一个人劳苦,另一个享受他的劳苦。 和神在一起的一天就像一千年,一千年就像一日。 基督徒知道耐心和忍耐的意义。 但他也知道行动的意义。 这是基督教政治的正确公式,因为它也是应用于基督徒生活每一个层面的正确公式。 ”

原文最初发表在1985年4月19日出版的《今日基督教》杂志上,因篇幅关系有稍作修改。

翻译:江山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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