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特權對基督教有害的證據

為什麼基督教在一些國家增長，而在另一些國家卻衰落？

在20世紀大部分的時間裏，社會科學家運用所謂世俗化的論點來回答這個問題：科學、科技和教育將導致基督教在社會裏的影響力下降。

最近，一些學者認為，原因其實是在於財富的累積。 他們相信，日益繁榮使人們不必尋求更高的力量來供應他們的日常所需。 換句話說，富裕與無神論有直接的聯繫。

在本月發表在《宗教社會學》（Sociology of Religion）雜誌上的一篇經過同行評議的研究中，我與合著者對教育和富裕導致基督教衰落的論點提出了挑戰。

根據我們對全球166個國家在2010年至2020年之間進行的抽樣統計分析，我們發現決定基督教活力最重要的因素，是政府通過其法律和政策對基督教給予官方支持的程度。 然而，這並非虔誠的信徒所預料的那樣。

隨著政府對基督教的支援增加，基督徒的人數顯著 減少 。 即使考慮到其他可能推動基督教增長率的因素，如總體人口的趨勢，這種關係仍然有效。

Image: 圖片：尼萊·賽亞

我們承認，我們的方法 和資料集不能反映一個對基督徒非常重要的因素：聖靈的動工。 然而，我們對現有數據的大量統計測試表明，國家賦予的基督教特權與基督教衰落之間的關係是因果關係，而不僅是相關而已。

我們的研究指出了基督教活力的三種不同的悖論：多元化的悖論、特權的悖論和迫害的悖論。

1. 多元化的悖論

許多基督徒認為，基督教興旺最佳的方式是將所有其他宗教拒之門外。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基督教最興旺的國家，往往是在它必須與其他信仰平等競爭的地方。

也許對此最好的解釋衍生自亞當·斯密最重要的作品 《國家財富》。 這位著名的經濟學家認為，正如市場經濟藉著迫使企業爭奪市場占有率來刺激企業之間的競爭、創新和活力一樣，不受監管的宗教市場也會對信仰機構產生同樣的影響。

正如鐵磨鐵一樣，競爭磨練宗教。 多元化的背景迫使基督徒為他們的信仰提出最好的論據，即使其他信仰傳統也被迫這樣做。 這就要求基督徒深入瞭解自己的信仰，並在思想市場上捍衛自己。

我們的研究發現，隨著一個國家對多元化的承諾增加，其基督教信徒的人數也隨之增加。 在基督徒增長最快的10個國家中，有7個國家對基督教提供的官方支援低或全無支援。 矛盾的是，基督教在必須自食其力時做得最好。

多元化的悖論呈現在基督教發展最快的兩個世界區域：亞洲和非洲。

基督教在過去一個世紀中增長最強勁的是在亞洲，那裡的信徒增長率是人口的兩倍。 當我們看到該地區只有一個基督教占多數的國家：菲律賓時，基督教在那裏的爆炸性增長就更加不簡單了。

我們如何解釋這個悖論？ 與歐洲相反，基督教在亞洲國家一直沒有得到國家的優惠待遇，這一現實導致了基督教驚人的增長率。 基督教信仰在體制上沒有依附於國家政權，對它實際上有益，助長了其成長和活力。

以韓國為例，經過一個世紀，韓國已經從一個缺乏基督教的國家，成為其最大的出口國之一。 它目前是宣教士的第二大派遣國，僅次於美國。

這個例子很好地顯明多元化的悖論。 由於韓國不是一個基督教國家，基督教沒有享受到國家政權的特殊優惠。 事實上，韓國的基督教遭受了日本殖民統治的殘酷迫害，在此期間，教堂被強行關閉，財產被沒收。 真的，在韓國歷史中，教會一直在貧困、戰爭、獨裁和國家危機中堅持下來。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韓國基督教呈現倍數增長，建造了數以萬計的教堂，神學院每年培養了成千上萬的畢業生。 今天，全國大約有三分之一是基督徒。

非洲是基督教蓬勃增長的另一個世界區域，特別是近幾十年來。 今天，非洲有近7億基督徒，就人口而言，它是世界上最基督化的洲。 事實上，上述10個從2010年至2020年基督徒人數增長最快的國家都位於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地區。

基督教在非洲取得進展，並不是因為它享有與國家的特權地位，而是因為它必須與其他信仰傳統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中競爭。 在基督教顯著增長的國家中，只有一個國家，坦桑尼亞，官方對基督教的支持程度達到全球的平均水準。 在其餘情況下（包括排名中等的肯尼亞和贊比亞），對基督教的支援率都低於——通常是遠低於——全球的平均水準。

簡言之，基督教在非洲和在亞洲一樣，之所以興旺，並不是 因為 它得到國家的支援，而是因為它 沒有得到 支援。

2. 特權的悖論

世界上基督教人數下降最快的10個國家中，有9個國家為基督教提供了中等或高度的官方支援。 宗教之間的競爭激發了基督教的生命力，而國家對基督教的偏袒無意中抑制了它的生命力。

當基督徒覺得受到來自少數宗教的威脅時，他們可能會期待國家在競爭中扶他們一把。 這些優惠可能包括國家提供資金給宗教事工、賦予與國家機關聯係的特權、以及免除一些對其他宗教團體的管制。 然而，矛盾的是，根據我們的數據，國家以這種方式對基督教的優惠最終並沒有對教會帶來幫助。

當基督徒試圖要得到國家的青睞以維持他們的特權時，他們會分心不專注於他們的使命，而花精神在凱撒的事情上，而不是在上帝的事情上。

是的，受青睞的教會可以利用其特權地位對社會其他部分施加影響；然而，這主要是通過儀式和象徵——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而不是通過靈命的熱枕。 因此，國家支持的教會往往失去靈命的實質——就是那些活出信仰的人認為有價值的東西——導致信徒離開。

有趣的是，一些研究甚至表明，來自國家支持的教會的宣教士， 效率低于 與國家無關的教會差派的宣教士。

宗教學者早就注意到，世俗化的趨勢最為強烈的地方是在西方國家，特別是在歐洲，幾個世紀以來，那裏的教會在人們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許多民意測驗 都記錄了 這一地區的信仰和參加宗教敬拜的水平都相對 薄弱 。

歐洲是世界上最世俗化的地區，也是最富有的地區，這導致許多人認為富裕和基督教衰落之間存在因果關係。

我們的研究卻認為，歐洲的世俗化主要源於國家對基督教的廣泛支援。

例如，在英國，法律將英國教會確立為國家教會，將基督教確立為國教，給予其他宗教群體所沒有的特權。 在斯堪的納維亞的更正教國家也出現了基督教的衰落，那裡的教會與國家關係一直以特權顯著（包括過去的公共補貼）。 例如，瑞典教會與國家政權間關係密切（兩者已在2000年分離），瑞典國王擔任教會最高領袖，並任命教會裏的主教。

在天主教佔多數的國家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模式。 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時和意大利對羅馬天主教會給予大力支援，並在家庭法、宗教廣播、稅收政策和教育等領域積極歧視非天主教徒。 雖然在歐洲許多地區，這些國家的天主教特權已經削弱，但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宗教競爭環境仍然不平衡，特別是在對新宗教的進入所設立的障礙這一方面。

在以東正教為主的國家，政治特權與基督教衰落之間的關係最為密切。 例如，俄羅斯向俄羅斯東正教提供了許多特權，如為聖地提供資金、與國家機構溝通、和自主處理自己的事務，同時向東正教的競爭對手施加了限制，包括拒絕發放簽證給外國神職人員、驅逐宣教士出境、和拒絕給土地擁有權。 像俄羅斯這樣的東正教國家 最有可能 把教會和國家整合在一起。

結果，歐洲的教會不必擔心在平等競爭的環境中與宗教對手競爭。 因此，這些教會已經變得昏昏欲睡，因為他們依靠國家維持生計。

在基督教世界中，這些國家的教會出席率仍然是最低的，儘管絕大多數公民保留其官方教會的成員身份。 歐洲教會承擔的功能主要是在禮儀方面，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卻很少發揮作用。 華麗大教堂的設計是要歡迎數以百計的人，可是平日的主日崇拜只有寥寥可數的信徒參加。

簡言之，歐洲基督教的衰落恰恰是因為有國家的支持。

3. 迫害的悖論

在第二世紀，早期教會的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得出了驚人的結論：“殉道者的鮮血是教會的種子。” 我們的研究令人驚異地發現，敵對基督教的歧視環境一般不會削弱基督教：在某些情況下，迫害甚至使教會堅强。

就像健康的宗教競爭，宗教迫害——出於完全不同的原因——不允許基督徒躊躇滿志。 當然，在某些情況下，宗教迫害給基督教極大的損害，例如在7世紀的北非、17世紀的日本、20世紀的阿爾巴尼亞和現代的伊拉克。 然而，在許多其他歧視和迫害的景況下（除了種族滅絕暴力），教會出乎意料地——不僅繼續存在，而且在某些情況下，甚至繁榮昌盛。

在這些環境中，信徒將信仰視為力量的泉源，而這樣的虔誠吸引了教外的人。

在世界各地，數以億計的基督徒生活在高度迫害的國家。 即便如此，基督教繼續表現出非凡的韌性，就像早期的教會在凱撒的劍下一樣。

今天，基督教在某些穆斯林國家——如伊朗和阿富汗——迅速成長，而在那裡這信仰受到高度的迫害。 “開放之門”(Open Doors)按著基督徒受逼迫的程度把世界上的國家排名，將伊朗 列為 第八名，其程度是“極端”迫害。 在這伊斯蘭共和國，政府禁止從伊斯蘭教皈依基督、監禁傳教者，並逮捕那些參加地下家庭教會或印刷、分發基督教文獻的人。

然而，儘管政府威脅、施壓和脅迫基督徒，伊朗的教會在皈依方面已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的教會之一。 雖然很難確切地知道伊朗有多少基督徒，因爲大多數人為了害怕受到迫害而不揭露他們的信仰，根據 調查數據，估計伊朗信徒可能多達100萬。 這信仰在伊朗驚人的增長，導致政府的決策者廣泛地擔心基督教威脅到這伊斯蘭共和國的根基。

伊朗東部的鄰國阿富汗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 開放之門將該國列為迫害基督徒第二名的地方，僅次於朝鮮。 與伊朗一樣，在阿富汗，從伊斯蘭教皈依基督是非法的，而這樣做的人將面臨監禁、暴力甚至死亡。 基督徒不僅面對來自伊斯蘭政府的迫害，也面對來自伊斯蘭好戰分子針對少數宗教的迫害。 阿富汗基督教社區遭受了數十年戰爭的重創。

確切地知道在阿富汗的基督徒人數是不可能的。 然而，現有的證據表明，基督教繼續增長，因地下教會的存在而得到維持，儘管基督徒面臨廣泛和強烈的抑制。 一些報告表示基督教甚至在阿富汗的精英和該國議會成員中蔓延開來。 一個公開的例子：該國的第一夫人魯拉·加尼（Rula Ghani）是來自黎巴嫩的馬龍派基督徒。

在穆斯林世界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受迫害教會——中國教會——的經歷反映了早期教會在凱撒劍下的經歷，就是倍數的增長。

在中國共產黨統治的頭三十年裡，教會遭受了嚴重的迫害，尤其是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時期。 這場運動由毛澤東發起，旨在通過對包括宗教在內的敵人發動鬥爭來維護中國的共產主義。 在此期間，數十萬基督徒淪亡了，包括天主教徒和更正教徒。

然而，基督教進入地下堅持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時，更正教徒甚至有相當大的增長。 宗教社會學家楊鳳剛指出，自1950年以來，更正教增長了23倍。 中國近15億人口中，至少有5%的人信奉基督教。

楊先生預測，未來幾年，這一比例將倍增，到2030年，中國的基督徒將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 到2050年，中國可能有一半是基督徒。

隨著中國共產黨繼續大規模鎮壓宗教團體，未來幾年可能證明這些預測過於樂觀。 但是，中國的鎮壓不可能完全遏制基督教的增長。

簡言之，政治特權的誘惑，而不是迫害的威脅，似乎是基督教信仰的更大障礙。

給基督教的功課

這些悖論對世界各地的基督教社區有重要的含義。

在歐洲，匈牙利、意大利、波蘭、斯洛維尼亞、法國、奧地利、義大利、德國、荷蘭和瑞士的政治家和政黨呼籲深化基督教與其政府之間的關係。 一些成功的政治家將自己定位為基督教的捍衛者，反對外來的伊斯蘭信仰威脅他們國家的基督教。

很多時候，右派民粹主義政黨已經證明有能力增加他們的選票比例，部分原因是他們在捍衛“基督教國家”。 由於上述原因，我們預計，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基督教在世界這一地區將會進一步腐蝕和衰落。

大西洋彼岸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故事。 美國的基督教，特別是福音派運動，今天正處於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十字路口。

雖然美國與歐洲不同，沒有官方對宗教的國家支援，但這並不意味著基督教並沒有與國家糾纏在一起。 隨著基督教與黨派政治的日益交織，美國在宗教方面經歷了長達幾十年的衰落——這一趨勢在一些學術研究中 得到了證實 。

過去30年來，美國不隸屬任何宗教的人數急劇 增加 ，從1991年的6%增加到今天的23%，儘管在此期間，美國人口整體上經歷了顯著的成長。 我們的論點表明，不隸屬任何宗教人數的上升，部分歸功於基督徒試圖要得到國家政權的青睞（有時還得到了）。

保守派基督徒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參與政治，以對抗“基督教價值觀”在社會中所受到的侵蝕和要“為上帝把美國 奪回來 ”。 為此，他們捲入了黨派政治。

然而，宗教和政治以這種方式交織在一起，使人厭惡 基督教，認為基督教信仰支持他們個人所不同意的某種政治。 因此，政治化的基督教一方面能夠吸引一個越來越狹窄的群體，另一方面它使自由派和溫和派的人離開教會。

政治的分化表明，美國可能正沿著與歐洲相同的路綫前進。 對關心的基督徒來說，好消息是，如果我們的研究和分析是正確的，就有可能扭轉世俗化的趨勢。

這將要求宗教機構躲避特權的誘惑，也不要把宗教競爭視為威脅而拒之門外。 這做法並不要求基督徒脫離公眾生活或完全放棄政治：然而，它會強烈警告基督徒不要把任何政黨、政治意識形態或國家等同於上帝的計劃。

我們的研究表明，基督教社區恢復福音見證的最好方法是拒絕尋求政治特權，認識到這種追求是不符合耶穌的教導。 藉著這樣做，他們在表明，他們把基督的承諾當真，就是任何權勢都不能勝過祂的教會。 拒絕特權將使信徒更加依賴聖靈來打開人的心接受福音。

尼萊·賽亞（Nilay Saiya）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公共政策和全球事務助理教授。 他是《和平的武器：宗教自由如何打擊恐怖主義》（劍橋大學出版社，2018年）的作者。

“直言不諱”(Speaking Out)是《今日基督教》的嘉賓意見專欄，（與社論不同）不一定代表出版社的意見。

翻譯者：元鵬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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