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牧师身份第一次作临终病榻前探访,看望的是一位我素未谋面的人。在开车去赴约的途上,我想我要说什么、以及能否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此外,更重要的是我心中充满感激,因为我不是独自服事。当时我正跟着一位年长的牧师在实习: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牧师,而我是一个容易局促不安的二十多岁年青人。那天下午她打算去养老院看望一位垂危的妇女,她就邀请我同行。

在这位女士的床边,我们用《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临终礼仪。我的导师亲切地让我带领部份的祷告和读经,但我主要工作是作观察和学习。虽然我们俩都不认识那位将不久人世的女士——是她女儿邀请我们来的——但我的导师热情且有自信地向她问侯。我看到她是如何温柔地握住和祝褔那双孱弱衰微的手。同时,我注意到她也在忍住眼泪。

这是一次很寻常的探访,那位女士和她的家人就是我们所有的会众。但我深感谦卑,因为我们有幸被邀请参与这样一个庄严肃穆的聚会。

呼召所塑造的能力

无论是好是坏,牧师确实有着了解他人最深刻经历的方便途径。我们不必用世俗的权力或影响力进行交换,但却被赋予了引导人们度过人生不同阶段的神圣特权。在音乐剧《汉密尔顿》(Hamilton)中,一位年轻的政治家梦想着能身处“事情发生的现场”。我们的现场不同:它们是出生、死亡、婚姻、离婚、危机、疾病和丧失亲人等事件发生的地方。

这种呼召必然会塑造我们的能力。牧师,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年轻牧师,需要学习的不只是如何讲道或管理志愿者。这是为何实习经历为何如此珍贵的部分原因:看着我的导师照顾这位垂危的女士给我一个关于自己未来的参考。在我服事经验中,对我最有塑造影响力的,就是能与年长的牧者一同服事,让我有机会跟随他们学习。

但牧养事工所需的能力超出了任何技巧组合。具体来说,现场的服事——在事情发生的场所——更重要的 是能在那里陪伴,而不是 要做什么事。牧师的在场就已表达了该说的话。我们愿意现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道,在人们最需要的、又往往是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像在病房、法庭、太平间等,让人感触到神的爱。根据圣公会传统的说法,牧者的在场就看待是一个圣礼:它意味着超越一般的现实。

现身

当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母亲正在与癌症苦战。我们已经失去了父亲,无法接受再失去另一位至亲。我们和母亲一起在医院的时间是充满了痛苦和恐惧。在她的一次手术后,我来到医院,发现她教会的两位牧师已经在病房里,他们正在和她一起祈祷。目睹他们在病床旁,以及我身心受创伤的亲人们,那提醒我:在这次经历中,我们并不孤单,教会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 一张关怀的卡片或一个慰问的电话都不会像他们的在场那样有力地传达如此的信息给我。

在我自己的事工中,我有时担心会误判人际间的互动。对像我这样的千禧世代来说,即使是一通电话也会觉得是冒犯人—— 为什么不发短信呢? ——社会文化对牧养事工越来越不重视,会导致我们假设在危机时刻不被需要。所以,当我问是否要我来医院或这样建议,“如果你需要什么,请告诉我”,就往往是错在过份谨慎了。

但我知道,对这样的提议做出回应——“是的,牧师,请马上来医院”,或者“我们需要一些饭菜送到家中”——是需要勇气和清晰的头脑,对一个正极度伤痛的人作如此的要求是不公平的。我们事工的一部分应是主动提出:“我想来和你一起祷告。现在是适合的时机吗?”即使没有事先询问,有时不妨就过去。我妈妈完全不知道那两位牧师怎么会算准时间在她手术后来医院。她没有要求他们来,他们就这样出现了。那也是为何他们的到来是如此有意义的部分原因。

当我们不能去时

有时候,亲自到场是不可能,正如我们在这场大疫情中所经历的。许多人独自在病房里煎熬。人们无法出席葬礼表达哀恸。 《新约》时代的使徒与他们的会众也经历类似的隔离,虽然基于不同的原因。像我们一样,他们寻求有创意的办法。保罗在旅行或被监禁期间继续给他牧养的教会写了许多书信,这些教牧书信后来成为我们现在读的经文。但正如保罗所强调的,没有什么能取代面对面的事工。分离并没有使保罗对相聚的渴望变得迟钝,反而增强了那渴望(罗1:11;帖前2:17-20;提后1:4)。

耶稣也经历过与他所爱的人分离。在拉撒路的家人正处于危机的时刻,虽然他没有立即去拜访他们(约11:5-7),但他后来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去犹太看望他们(8、16节)。虽然他打算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他仍然和拉撒路的姐妹们在墓前哭泣(34-35节)。耶稣使拉撒路复活,是他服事这个经历失去亲人的家庭的高潮,但并不是从那时才开始。

教会的光

两年前,我也成为失去一位至亲的姊姊。那时,我和丈夫一起在一间大教会服事,有一个由经验丰富的神职人员组成的团队带领我们。就在我们要被按立前三周的那个感恩节早上,我接到噩耗说,我的小弟在前一天晚上自杀了。

接下来的六个星期是完全无眠的模糊,我挣扎在如何接受这样的损失中。我的头脑是一团混乱,我的神经一直紧绷着。我无法睡眠,即使入眠,却不断做恶梦。我开始为我的孩子感到不正常的恐惧,担心他们会遭遇可怕的事情。这悲痛严重地全面影响我。

现在,时间渐渐地愈合我的哀恸,我偶尔重温我弟弟去世后的光景。祈祷的心让我能再面对那段记忆。每次当我回想起那悲痛,我记得我的牧师都在场陪同。我记得在我们接到这个消息后几分钟,他的声音就在电话的另一端传来;当我被噩梦困扰时,他到我们家里的每一个房间为我们祷告;他提议把我弟弟的骨灰坛放在他的办公室里,直到我能开车把它送到我母亲家;他给我的小木十字架,仍放在我的桌子上。

在南卡罗来纳州为我弟弟举行的追悼会结束后,我母亲把他的一小部分骨灰给了我,要把它归土于我在维吉尼亚州的教堂旁。把我弟弟身体的一部分安葬在我所事奉教会外的纪念花园里,这是一个特别且切身的经验。我邀请我们的牧师和他的妻子也一起来参与。在我们到达后几分钟,我才意识到,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埋葬骨灰。我们该怎么做呢? 当我转过身,我就看到我的牧师已经手里拿着一把铲子走过来。

我的牧师所采取的这些陪伴方式,我都不知道如何启齿求助。现在我记忆中最黑暗的时刻却被教会的光所照亮。陪伴事工让人感到教会的同在。它将我们生活中的事件用共同的记忆编织在一起,也融合了我们的信仰:为我孩子施洗的人,也在我被按立时证道,也正是帮我埋葬我小弟的人。这些截然不同的欢乐及哀伤经历都属于同一个故事——神与我们同在的故事。

汉娜·金(Hannah King)是圣公会牧师,在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的乡村教会(Village Church)担任助理牧师。

翻译:江山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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