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阿波利斯的伯利恒浸信会(Bethlehem Baptist Church)来说,今年应该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因为这个以约翰·派博33年的牧师任期而闻名的历史教会纪念成立150周年。

伯利恒学院和神学院(Bethlehem College and Seminary, BCS)从培训教会平信徒的组织成长为被认证的机构也是可庆祝的喜事。 今年秋天,在第一届毕业生踏出校门的10年后,第二任的校长就要上任就职。

然而,就在纪念活动要开始之前,大家发现他们正处在现任领袖们所说的“混乱且具有挑战性的时刻”和“艰难、困苦的教会生活时期”之中。 因为近几个月来,又有三名牧师和一名工作人员与数十名平信徒成员一起从伯利恒浸信会教堂的市中心堂区辞职。 而在过去的一年里,已有四名教职员工离开了学校。

出现在“神的恩典在伯利恒150年” 汇编视频中 的一些面孔现已不再属于这个多堂会的双城教会,其中最特别的是杰森·梅耶(Jason Meyer),他本是派博的继任者,是伯利恒浸信会负责的传道和异象的牧师。 还有在那里崇拜和服务了10年、20年甚至30年的会员,他们原以为自己终生会是伯利恒的一份子,也告别了他们属灵的家庭。

“我们本来计划一直待在伯利恒,直到我们见主面。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再来会发生什么”,黛比·皮克林(Debby Pickering)告诉我们说,她的丈夫布莱恩(Bryan)辞去牧师一职后,他们全家就离开了。 当他试图再找出路时,她不知道该去哪里,她也有自己的沮丧和焦虑。 “因为神学院神学生妻子的课程里从没有装备你面对类似的事。”

他们离开了一个庞大的团体,它有2400名会员,分布在三个堂会。它的领袖们也感到失望和悲伤,以至于教会决定将原定于本周末(8月22日,2021年——译者注)举行的150周年纪念活动推延至11月。

与其他高调的福音派丑闻和整顿的头条新闻不同处是,伯利恒的故事并不是那么清楚明白。 在一封发给他的会众的信中,伯利恒三个堂会之一的牧师提到在梅耶上个月的辞职信中影射到“微妙且复杂的问题”。 即使是沮丧地离开的人也同意这冲突背后没有单纯的原因或个人。

无论是离开或是留下来的人,都认识到那些分裂伯利恒的问题,而许多相同问题也使其他保守的教会感到紧张:包括种族正义和批判性种族理论(CRT);“#我也是”(#MeToo)运动和相信她们的呼吁;以及受创伤和性侵的本质。

然而,在这一系列热门话题的背后,对于如何处理各种冲突本身,也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哲理性分歧。 其核心问题在基督徒是否应该、在何时、以及如何质问那些说自己正在受到伤害的人,另一方面如何与表达同情、寻求真理和悔改罪恶等呼吁之间取得平衡。

“如果我只是辞职,同时却假装认为伯利恒的一切都很好,那我是不诚实的,”8月1日离开的梅耶写道。“恰恰相反,我相信,当我们试图在冲突和分裂时寻找出路,我们的领导文化已经走向了一个不健康的方向。”

特别是自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担任总统以降,美国福音派之间的分歧就不断加深,暴露出的分歧不在于神学教义本身,而在于身为基督徒如何看待自己最优先的和最恐惧的社会议题。 近来的政治两极化、种族冲突的清算和大流行疫情的压力更加速了这一进程。

新闻评论员试图分析断层线在哪里,包括CT的总裁兼主编提摩太·达林波尔(Tim Dalrymple)在内的福音派人士,试着解释为何有共同信仰的人却彼此不能相容。

梅耶在辞职信中引述了在最近一期《如此基督教 》的一篇文章中所描述的“福音派的分裂”,其中详细描述了某些团体将“就于如何在目前的文化进展的环境中传讲福音,经历显著的立场差异关”。 虽然他的领导,被指责向自由派漂移,但梅耶却看到会众向另一个方向移动,并建议“新要主义派”(neo-fundamentalist)阵营的牧师将对会众更合适。

伯利恒的几位现任领袖以及BCS的新校长乔·里格尼(Joe Rigney)也引用了福音联盟(The Gospel Coalition)的凯文·德扬(Kevin DeYoung)所提出的类似分类法。

里格尼在接受CT采访时说,“特别是过去的五年多,在有着合理的共同神学认知的人们中,断层线开始逐渐地出现。” 同时,“言语冲突不断地提升并膨胀,以至于当某个问题到成为试金石的地步时,它就变成了‘壁垒分明’,而不仅仅是在共同的神学教义认同上的直觉或是倾向的小差异而已。因此当面对真正的问题时,就很难能一起合作了。”

里格尼因提出“同理心的罪”(sin of empathy)而出名,他 在“渴慕神”上发表过相关的文章,并在 道格·威尔逊(Doug Wilson)主持的一系列视频中进行过讨论。 他认为当今的期望是人们应与那些受伤害的人一同 经历 他们的痛苦。 但他担心,这种体谅却会威胁基督徒与事实真相的关系。

“神命令我们要富有同情心。 祂命令我们表示同情,但人们要求感同身受(empathy),如果你拒绝同感受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委屈,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背叛,”他在威尔逊的节目中这样说。 他推论说,在这种毫无拘束的同理心思维的前提下,“你失去了对他们所说或所做的事情做出独立判断的能力。 换句话说,你就与真理脱节了。”

里格尼承认,对同理心的批判听起来有点挑衅,他尝试在网络上解释和捍卫 自己的立场。 但他的看法也有共鸣。 超过25个人因这篇文章对CT详细的说明他门在伯利恒所经历的冲突。 许多人认为“无拘束的同理心”思维,会影响领导者在处理霸凌、保护体制和精神虐待的指控时的反应。

三个“有同理心”的牧师

梅耶上个月的辞职是在另外两位牧师离开伯利恒在市中心堂会之后。 社区外展牧师唐明金(Ming-Jinn Tong)于五月宣布辞职;关怀和辅导牧师,布莱恩·皮克林(Bryan Pickering)在六月辞职。 这三个人都曾经与伯利恒有40多位成员的长老团发生冲突过,他们最终看到自己的事奉理念和教会的发展背道而驰。

造成紧张的一件事是一个长达数月、用于评估对伯利恒长老和BCS教授安迪·纳塞利(Andy Naselli)的申诉的一道程序,他被指控在一次教会会议上发言后没有实践“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而与他的职位不合。 长老会在4月判定,对纳塞利的指控不是事实,但有四位长老持不同的意见,那三位牧师也在其中,他们希望能做进一步调查。

他们感到压力,因为与长老会其他成员的意见不同,以至于一些长老说,鉴于这分歧,他们认为唐和皮克林留下来是“难以为继的”。

但不仅仅是纳塞利的这件事。 在五月份的一次会议上,市中心的牧师们面临着来自部分长老的进一步挑战。 皮克林告诉CT说:“另一位长老在会议中说到杰森牧师、明金牧师和我,在们公开讲道、祈祷,或公开向会众说话时,将福音视为次于其他事情。”

Jason Meyer
Image: Screengrab / Bethlehem Baptist Church

Jason Meyer

当梅耶在五月休假时,皮克林和唐被从原定的周日祈祷和传道的安排中删除。 不久之后他们就辞职了。

梅耶在伯利恒的参与可追溯到1999年。他休假回来后,得到明确的呼召,现在该是他离开的时刻了。 他在一封3100字的辞职信中解释了他离开的原因。在教会以一封简短的电子邮件宣布他离职近一个月之后,这封信最近被泄露出来。

他说,对他的指控是:“(1) 我没有看重福音,(2) 我赋予受害者权力(‘溺爱者‘),(3) 我让对他人的同情心引导和支配我的领导方向。”

梅耶写道:“在怀疑的环境中,同情会被误以为是溺爱。”

一位在伯利恒聚会了十多年的平信徒,要求不透露姓名以维护事工间的关系,告诉CT说,梅耶、皮克林和唐的离去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被视为“有同理心”者。 对一些人来说,这三位牧师愿意倾听和为会众说话、他们关于种族和虐待的教导,以及他们在市中心堂会的领导,是伯利恒的一项特殊资产。

“我从不同的人那里听到说,当他们听杰森讲道或明金讲道,或者我的公祷,或者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他们会觉得自己非常被关心、被看见或感觉并同意我们。”皮克林说。在几个重要的事件之后,包括国会山庄的暴乱、总统就职典礼、亚特兰大按摩店枪击案以及丹特·赖特(Daunte Wright)被杀案,他带领教会的周日公祷。 “如果我说,这教会不再是一个能够公开说这些话并保持安全的地方时,他们会想,‘那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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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几位牧师对种族和性侵问题的关注反映了一种不同的事奉理念。

伯利恒北分堂的牧师史蒂芬·李(Steven Lee)在回应梅耶的辞职信时写道:“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表现出同情心(我们应该),而在于我们的同情心是否合乎福音——用辨别力和愿意提供纠正或谴责(提多书1:13)。”

“我越来越担心,缺乏辨别力的同情最终将在不知不觉中破坏健全的教义。 我观察到有些领导方式,原本试图帮助受伤害的人,但却让这些人更加沮丧和失望。”

“人猖獗”(Man Rampant)的余波

多年来,派博一直接待身兼牧师和作家的道格·威尔逊,并为他辩护 ,尽管后者因其关于 奴隶制、妇女和其他问题的教导而成为福音派中一个越来越有争议的人物。 里格尼拥有新圣安德鲁斯学院(Saint Andrews College)的学位,该学院由威尔逊的基督教会在爱达荷州的莫斯科创立,并与他保持着联系。

里格尼的访谈“同理心的罪”,作为威尔逊的系列视频《人猖獗》的首集于2019年10月发行。 一年后,自2007年以来一直在BCS教授神学和文学的里格尼,被身为校长(chancellor)的派博 被任命为该校第二任 常务校长(president)。 虽然里格尼是在伯利恒教会在圣保罗植堂的城市教会(Cities Church)担任牧师,但他是BCS的第一位不属于伯利恒浸信会本身的领袖。

伯利恒学院和神学院是从教会经营数十年的培训中心成长起来的。 它后来过渡到拥有一个可颁发正式学位的课程,最终在2015年获得认证。 它仍然位于伯利恒浸信会在市中心的园区内,尽管BCS有自己的董事会,但双方领导阶层存在许多的重叠。

“我们的学院院长是教会的长老。 我们的五位教授是长老;我们的四位董事也是长老,”里格尼说。 “就学校的主管而言,是同一组人。 在这两个地方任职的都是相同的人。 现在很明显,我是另一间教会的牧师,但教会遵循与伯利恒浸信会相同的教义信条。”

Rigney and Wilson discuss the “sin of empathy.”

Rigney and Wilson discuss the “sin of empathy.”

随着里格尼被安排领导学院和神学院时,一些人担心他的神学观点和他的隶属关系会与伯利恒的立场混在一起,尤其是他在长达一小时的威尔逊的访谈中讨论对于同理心的担忧(可在 YouTube上观看)。

珍妮特和史蒂夫·高田(Janette and Steve Takata)分别于2003年和1990年加入伯利恒教会并参与服事。他们感到非常担心,以至珍妮特在1月份的教会季度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动议。 她要求在里格尼上任之前,长老们要发表声明,将里格尼在节目中的观点与“伯利恒浸信会的观点和教义”“分开”。

珍妮特指出,里格尼在视频中被认定是来自“伯利恒教会”,而且一位BCS教授兼伯利恒长老给与该集节目五颗星的评价。 她质疑,里格尼和威尔逊讨论妇女使用情感操纵或谎称虐待的例子,如何与教会本身帮助受害者的事工相符合。

BCS神学和新约副教授纳塞利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就是那位给五颗星的评论者,并说如果这议案获得通过,他就会辞职。 这威胁有效地扼制了讨论。 高田夫妇被这个反应吓了一跳。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当教会试图作他们和纳塞利之间的和事佬,这对夫妇却感到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被诋毁,因为纳塞利继续把他们的动议描述为分裂和不尊重。

高田夫妇的担忧很快变得不仅仅是议案,他们对纳塞利的长老资格也提出质疑。 他们的争端激起了根本问题和哲理上的分歧,包括里格尼的言论本身。

纳塞利在2月份给长老们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支持这项动议的态度太容易得罪或伤害人,它把伤害或冒犯变成了一种运动。”并将这一行动比作是某一种“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型式。

纳塞利说,他在会议上做的反应,是因为他担心在里格尼担任校长之前就诋毁他,他是BCS经过仔细严谨的遴选过程才决定的。 但他也认为这场辩论是伯利恒其他问题的代打而已。

他告诉长老们: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对教会有沉重的负担,对于我们如何处理种族和谐和我们文化中的相关问题,包括党派政治、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交叉性理论(intersectionality)、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等。

我觉得我们遇到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为了维护和平和维持某种形式的团结,我们并没有很清楚地谈论什么是真的、什么是虚假的,而是试图安抚那些几乎无法吸引人的左倾人士 ... ...

当高田夫妇终于会见纳塞利和教会领袖时,他们看到“这里的分界线比我们预想的要多,”珍妮特告诉CT。 他们坚持说,纳塞利对他们犯下了罪(sin),因为他只是想“通过解释和否认”,而不是试图理解。 他们说,他“错误地指责我们不服从牧师,而且故意以一种导致分裂的方式行事。”

但根据高田夫妇的笔录,纳塞利直言不讳地谈到了意图和影响之间的区别,最终并不认为他的回应是有罪性的(sinful)。 “我对伤害了你感到非常难过,我负这责任,我后悔,我很抱歉,”他说。 “但我不认为我犯了罪。 我对你们完全没有恶意。”

他后来为当时和后来再讨论这一事件时没有快快地倾听而道歉,尽管在4月份,长老们认为对他的不满是没有根据的。 纳塞利没有回复CT多次要求对此事发表意见的请求。

安迪·纳塞利的直言直语

对纳塞利正式申诉的消息,在大约400名毕业生中传播开来,他是BCS最知名的教授之一。 他因其学术地位和严谨性而备受尊敬,在30岁之前就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分别来自鲍勃·钟斯(Bob Jones)和三一福音神学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他为 福音联盟(The Gospel Coalition) 撰稿,并担任D.A.卡森(D. A. Carson)的长期研究助理。

纳塞利在学期开始时经常 解释 麦尔坎·葛拉威尔(Malcolm Gladwell )关于直言直语与缓和言语的差别——直言就是你在飞机坠毁时发出的命令,缓和就是礼貌上你最客气的说法。 其含义是清楚的:他在这个班上会实话实说。

即使有警告,也还是有一些时刻课堂上的语气和举止变得很激烈,这与BCS的其他人不同。 有四名学生回忆起2019年基督教伦理学和护教学本科生课程的一场激烈辩论。 在那次课堂上,纳塞利与那些不同意他观点的人争论邪恶是否是被创造的,最后他紧握拳头,哼了一声,并称对方的立场“几乎是异端邪说”。 据布拉克斯·卡维特(Brax Carvette)说,他指责一名学生“用他对邪恶及其存在的理解来淡化《圣经》”。

“这让我迷惑不解。 我们在教义课上学习了奥古斯丁(Augustine),”卡维特说。 “这是一个非常激烈的对话, 我很失望。 在此之前,我认为他是一个很酷的家伙,在他的教学上有权威性。”

随着辩论和辱骂的加剧,杰弗里·霍尔(Jeffrey Hall)加入了那群学生,捍卫奥古斯丁的立场,即罪是缺乏,或丧失了善。 他在课堂上的经历让他去听那些被纳塞利叫到名字的人的意见。第二年,他将十几个学生的顾虑告诉了教会和BCS教堂的领袖们。

BCS是一所教会学校,教授们的教导是基于52页的 信仰宣言,但来自基督教其他传统的学生也可以入学。 然而,大多数都来自 “年轻、躁动、归正”(Young, Restless, and Reformed) 运动。 他们被改革神学和派博的基督徒快乐主义(Christian hedonism)所吸引,这反映在学校的座右铭:“在严肃的欢乐中教育”。

“在全教室满是愿为福音献出生命的人,让一个应该是培育准备你为事工奉献的人怀疑你对福音的承诺,只因为你不相信他对每件事都是正确的,这真是难以应对,”卡尔·格兰特(Karl Grant)说。他是纳塞利的学生,是该门课中唯一的路德派。 “他有能力摧毁了我。 我曾经怀疑我是不是太软弱了。 但现在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么苛刻。”

霍尔是去年对纳塞利提出的两项正式申诉的申诉者之一。 布莱恩·塔布(Brian Tabb)和其他BCS的同僚对前学生申诉进行了调查,调查于去年8月结束。 一些目前在神学院的学生说,他们对结果感到满意,并在调查后看到教授的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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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个过程是在伯利恒浸信会牧师和长老会主席的批准下完成的,但去年有些人希望教会对纳塞利进行独立的审查。 甚至在里格尼被选中和BCS对纳塞利进行调查之前,教会领袖们就开始重新思考,当教会现在有三个园区而不是一个时,学院和神学院成为一所“以教会为基础的”学校意味着什么。 肯尼·斯托克斯(Kenny Stokes)告诉CT,他们目前正在讨论澄清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协定和政策,他是伯利恒的牧师和长老、BCS的副教授和董事。

去年,皮克林和梅耶辞去了在BCS的教学职务,皮克林将学生对“教授兼长老”的“令人震惊的”抱怨作为他的首要辞职原因之一。 他还反对选择里格尼为校长,因为这会使BCS与教会的关系复杂化,以及他与威尔逊的关系。 梅耶也从BCS董事会中辞职。

当该学院的毕业生克莉丝蒂娜·博杨姆(Christina Boyum)与伯利恒的一位会员讨论纳塞利班上发生的事情时,她被告知,“一个学生感到受伤并不意味着对该学生犯下了罪(sin)。 感觉受伤并不是件坏事。”

这位BCS校友又说,那会员接着说,“我们这一世代看纳塞利的或唐·卡森(Don Carson)的教学理念是完全正常的。 他们想让你更坚强, 你在学习不要被你的情绪所左右。 这一代的年轻人并没有准备好在他们即将要走入的世界中生存。”

这种想法已经出现在文化对话中,使用的是更含沙射影却较少与神学相关的术语:过于敏感的“雪花世代”(snowflake generation),关于触发预警的辩论,和2018年畅销书《被溺爱的美国心灵》(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里格尼说,在伯利恒浸信会,“我们不想再溺爱美国人的心灵,或至少是基督徒的心灵。 我们不希望那种加剧、膨胀和脆弱性继续发生。 这是我们整个教育方式的一部分。” (他拒绝对纳塞利或任何特定的教职员工作置评)。

博扬姆说,正是由于她在伯利恒的训练,她觉得她应该表示担心。 整体来说,她的教授和牧师们“示范用一种开放和批判性思维来参与这世界,而不是惧怕和怀疑。”

“我很喜欢伯利恒。 坦白地说,我是从我所担心的这所大学的本科毕业。 我相信BCS文化的某些方面与我所热爱的使命和异象不一致,”她说。 她引用了影响BCS教育的六种习性:观察、理解、评估、感觉、应用和表达。 “当我们谈论心灵和思想的六种习性时,我们需要真正能说到做到。

里格尼说,作为基督教快乐主义者, 感觉 是BCS的一项教育特色。 他说:“我们非常强调在认真的愉快中从事教育,因此我们认为情绪很重要。 在很多方面,关键在于我们对于现实的情感反应需要与现实保持一致,或许我现在更直接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里格尼承认教会中确实会有属灵上的欺侮发生,但是对于他所认为的,将来自权威地位的批评或纠正“膨胀”为欺侮的那种可能性,他也提出质疑。 同样,伯利恒北分堂的李提到对纳塞利的属灵欺侮指控是「概念上的徐变」的结果,暗示欺侮和受害的概念被扩展得太远了。

种族和谐

去年,在BCS教学院长布莱恩·塔布就学生对纳塞利的申述进行审查时,学校还进行了另一项调查,那是回应一群现职和前员工对领导层和职场文化所提出的广泛关切,包括妇女和少数民族在学校的地位。 调查发现,BCS 政策没有违反职场法规。 学校今年还 聘任了 唯一的女教授贝茜·霍华德(Betsy Howard)。

在这两项调查结束时,在BCS任教了十年的乔纳森·鲍尔斯(Johnathon Bowers)并没有感觉好一些,他对他在学校的地位持越来越多的保留态度。 “不是哪个单一因素驱使我离开这所学校。 这是长时间来许多因素导致的,”他去年在辞职信中说明。

鲍尔斯作为一位教授,每年都期待着开学的第一天,喜欢与学生互动。 塔布在2020年10月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宣布了鲍尔斯在BCS的最后的几天,他形容鲍尔斯“因出色的教学、幽默、对被忽略的人的同情和忠实的友谊,而受到学生和同事的喜爱”。

离开学校是一个左右为难的决定。 他说,他后来确信是自己的良心驱策他离开BCS。到2020年底,他全家也离开了伯利恒教会。

这位前神学和哲学助理教授写道,他担忧的是,领袖们使用“《圣经》或基督教的词汇来反驳员工和学生的抱怨”,他感到有压力要“回避”讨论种族关系进展的问题。 鲍尔斯说在BCS,“‘黑人的命也是命’给人的感觉是比种族主义更具有威胁性,但就是种族主义才使这口号变得必要的。”

他还对妇女受到的待遇表示担忧,他声称这是超出互补主义(complementarian)信念的心态所产生的结果,也与里格尼与威尔逊的关系有关连。

派博在给校园社区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回应了鲍尔斯的说法,称鲍尔斯的描述与他身为校长所看到的不一致。

“如果随着时间推移,你发现乔纳森的看法是真实的,那么你另找一个地方继续学习或工作是应该的。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也会毫无疑问地衰败和死亡。 这也是应该的,”他写道。 “但是,如果你看到我所看到的,如果你体验到这个社区(领袖、教工和学生)有爱、提供支持、公平,如果你也和我一样热切期待着未来有里格尼的领导和神仁慈的旨意,那么我相信我们将一起行在真理和爱中,为基督的荣耀作重大的影响。”

对“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敏感性和对当代种族问题的不同态度,对伯利恒社区的打击尤其沉重。 派博在2011年出版的《血统》(Bloodlines)一书、 他对自己的种族主义的忏悔以及他对多元化的渴望,都影响到包括鲍尔斯本人在内的许多BCS员工。

自 《血统》 出版以来的10年里,基督教关于种族歧视的对话有长足的发展,而最近一连串备受瞩目的警察杀人事件使其显得更为紧要,而这当中有三起就发生在明尼阿波利斯地区——菲兰多·卡斯蒂利亚(Philando Castille)、乔治·弗洛德(George Floyd)和丹特·赖特(Daunte Wright)。 在此同时,人们对于关于种族问题的世俗思维压倒《圣经》教导的担忧也急剧上升,尤其是对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担忧。

鲍尔斯告诉CT说:“直到我开始 提倡种族正义问题,我才经常地经历到冲突。”

三位从伯利恒离职的牧师的工作地点距离乔治·弗洛德2020年死去的地方只有几英里。 在弗洛德去世后,唐带领教会努力帮助处在动荡和悲痛中的社区 ,包括建立简易杂货店。

Tong preaches to the downtown campus in March.
Image: Screengrab / Bethlehem Baptist Church

Tong preaches to the downtown campus in March.

作为一名台湾裔美国人,唐在亚特兰大按摩院枪击案发生后那周日证道时 也穿上传统的中国服装。 与那一周在公祷中宣读遇难者名字的皮克林一起,他们因为把这事件与种族问题牵连而受到了另一位长老的批评。

学生们也看到了这些影响,教授们越来越不愿意提倡与CRT相关的概念,比如说制度性偏见(institutional bias)。 BCS校友乔希·帕诺斯(Josh Panos)说:“利害关系越来越大。” “当我刚入学时,教授们在课堂上还会承认一些事情,而现在他们却不愿意承认了。”

伯利恒 使用“族裔(ethnic)和谐”一词, 认为 族裔(ethnicity) 比 种族(race) 更符合《圣经》中描述的文化类别,因为后者主要是生物或体征的。 教会在2019年成立了一个族群和谐工作组,负责审查教会内部及领导阶层的代表性和多样性等问题。

该团队受到长老和牧师们的抵制,他们担心该工作组只关注伯利恒在种族问题上做得不够的地方。 然后,在报告递交给长老们一年半后,才公布给全教会。 最后,工作组的17名原始成员中有7人也离开了伯利恒,一些长老认为这证实了他们对该工作组的疑虑是正当的。

2021年2月,教会发表了一份 关于族裔和谐的声明 ,肯定了基督徒对邻舍的爱应跨越族裔的界线,但否认“族裔多样性本身应该是目的”,并拒绝“所有主要从权力的角度看待关系的思想体系,即那些拥有较多权力的人本质上是压迫者,而权力较少的人天生就受到压迫的”。

就像许多以白人为主的福音派教会一样,一些教会会员认为教会在解决族裔和谐、正义方面投入的精力太少,而另一些人则觉得它变得过于专注。

市中心的堂会是三个堂会中最多样化的,有色人种占出席者的21%。 梅耶告诉他的会众,可以期待继续听到讲台上谈及种族议题。 乔治·弗洛德被杀后的星期天,他以种族歧视为内容 证道 ,并呼吁会众声援那些被歧视的人。 梅耶说,“如果这个教会不喜欢我今天的布道,你就必须要聘请另一位牧师,因为我对这种事是很坚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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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家暴问题

家暴问题在伯利恒也特别有共鸣。 在派博于2013年卸任后的几年里,伯利恒教会就已在考虑互补主义婚姻(complementarian marriages)中的家暴问题。 梅耶在2015年证道时就提醒“过度强调男人为头”(hyper-headship)的危险,并提出,若面对家暴什么都不做,那就是站在施暴者的一边。 教会开始着手修改对离婚的立场,并成立一个因应事工团队来照顾受害者。

作为一名辅导者回首往事,皮克林希望教会在2015年重视家暴之前,就已经建立对系统性欺侮行为的了解。

他说,那样的话,从理解体制和制度中的欺侮行为,如属灵欺侮、种族歧视,到理解其在婚姻关系中的呈现方式,会更容易些。 但是,要向相反的方向来改变人们的思维是比较困难的,尽管有更多的书籍,例如韦德·马伦(Wade Mullen)的《有些不对劲:解码隐藏的欺侮策略,并从它的势力中释放自己》(Something’s Not Right: Decoding the Hidden Tactics of Abuse—and Freeing Yourself from Its Power),和萝拉·巴林格(Laura Barringer)和斯科特·麦克奈特(Scot McKnight)合著的《一个称为“好”的教会:形成一种善良的文化,抵制滥权,促进疗愈》(A Church Called Tov: Forming a Goodness Culture That Resists Abuses of Power and Promotes Healing),正在改变人们如何看待教会内的欺侮问题。

不过,伯利恒教会的领导人表示,他们担心新的敏感性正在损害他们牧会和带领的能力。 BCS 的里格尼就人们对回应的质疑表示遗憾,“如果稍微严厉的话语立即视为欺侮”。 北分堂的李也担心,即使是温柔的态度、温柔的抵制,也有可能不被理会。 “当有人受到伤害时,要如何进行谴责或告诫呢?”

莎拉·布里玛(Sarah Brima)和她的丈夫曾是伯利恒和里格尼的城市教会的会员,但部分由于后者与威尔逊的关系,他们离开了。 她描述了离开他们帮助植堂建立的教会是多么的困难,即使在种族和性别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这些教会对神学非常重视,我们把神学的标准设置得如此之高,以至于当我们离开这教会时,感觉就像是离开了正统信仰。”她告诉CT说, “如果这就是你的感受,那可能有问题。”

布里玛是白人,她的丈夫是黑人,她说,她认为“同情等同罪”(empathy as sin)的想法被用来保护自己免受批评,并相信它可以对妇女和少数民族造成“独特的伤害”,对于她们的情感和经历置于不顾。 “当遭遇到直击一个人身份核心的问题时, 直觉反应是很自然的,”她 在推特上说。 “当然,这种反应被贴上了不成熟、操纵和反应性的标签。”

上周日,伯利恒所有会堂开始聚会讨论梅耶的信和辞职的原因。 他的离职最直接影响的是市中心的会堂,伯利恒的植堂牧师斯托克斯(Stokes)将暂时承担梅耶的一些职责。

在过去几个月里的艰难时刻,他以《雅各书》3:17提醒自己:“惟独从上面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在市中心堂会为失去长期领导人和朋友而悲痛之时,斯托克斯说他不会回避问题,但他感觉到,几乎所有剩下的成员都承诺会留下来。

北分堂的李告诉CT,作为伯利恒最大的会堂,他的会众被讨论的坦诚所鼓励,现正准备向前迈进。 鉴于梅耶所指出的向“新基本教义主义”(neo-fundamentalism)和“团结文化”(unity culture)漂移的倾向,李要求他的会众考虑自己的经历。

“我们有成长的空间,但我知道我们北分堂的其他长老们要按著神的旨意照管神的羣羊;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的,而是作羣羊的榜样(得前5:2-3)”李在他的电子邮件中写道。

参加北分堂的阿比盖尔·多兹(Abigail Dodds)说,大多数人对教会的领导阶层仍具有信心——不是盲目的效忠,而是基于个人对他们个性的了解。最近几周,她看到“大家又围绕着神的话语重新团结,并加深了会众对基督的盼望”。

“伯利恒掌握在神的手中,”她说。 “祂不需要我们,但因祂的恩典和祂的儿子,我们属于祂。 我们将继续把自己交托给祂,不论情况如何。”

辨别真相

全国各地的教会和福音派机构正试图从各自的分歧中找出路,但这个过程可能会是痛苦的。 斯托克斯说,即使没有异端或假福音的指控,只是方法上的差异,“讨论可能会感觉非常个人化。 若有意见不同就可能感觉像是人身攻击或教义攻击,而实际上都不是。”

伯利恒的情况不仅突出了正在辩论的某些议题,也突出理念上的对立会影响基督徒的反应:我们是否过度包容感情,以至于在没有罪的地方大喊“罪”? 我们是否不够注意我们的责任,与那些哭泣的人同哭? 两方的人是否彼此用真理和恩典来控诉对方,因此扭曲了耶稣的道?

在伯利恒,挫折和失望的最大根源,在许多情况下,不是来自申述本身,而是当人们试图提出这些申述时,他们要面对的阻力和态度。

安·梅卡拉(Ann Mekala)和她的丈夫是族裔和谐工作组的成员,几年前离开了教会。 她还辞去了伯利恒校园福音事工的工作,此前她报告了一位同事的专横和性别歧视的行为,结果负责人却将冲突归咎于她的个性和野心。 她称所发生的事情为“双重欺侮”。

与纳塞利之前的一群学生一样,高田夫妇觉得自己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祈祷、报告、记录、安排、会议和努力解决问题的过程,但最终却感觉他们的担忧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因此他们不期待会有什么改变。

在此同时,教会长老们和BCS行政部门的结论是,这些程序基本上是遵循着设计的方式运作,但他们却得到了与控诉者不同的结论。 在他们看来,对于不当行为或欺侮的控诉并不都是合理的。 感觉受到伤害并不代表某人被冒犯了。 他们也感到失望的是,他们追求证据和真相却被视为不相信受害者或没有表现出同情心。

里格尼说:“在关于欺侮的对话中,一件经常会被提出的事是,施害者及其群体会以操控手法来淡化他们的所作所为。 你会看到参与对话的两造说他们是夸大其词,然后别人说你是大题小作。 我想说的是,对那问题实际上有一个答案。”

冲突的双方都希望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作为基督徒,他们理所当然会朝着正义与和解的方向尽可能地协调。 但是,在信徒们在总体上是都相信惟一的真理这一前提下,如果他们对一个事件的真象意见不一,那就会有更严重的恶果。

翻译者:江山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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