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利恆浸信會的領袖們為“溺愛”和“取消文化”而發生衝突

對明尼阿波利斯的伯利恆浸信會（Bethlehem Baptist Church）來說，今年應該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因為這個以約翰·派博33年的牧師任期而聞名的歷史教會紀念成立150周年。

伯利恆學院和神學院（Bethlehem College and Seminary, BCS）從培訓教會平信徒的組織成長為被認證的機構也是可慶祝的喜事。 今年秋天，在第一屆畢業生踏出校門的10年後，第二任的校長就要上任就職。

然而，就在紀念活動要開始之前，大家發現他們正處在現任領袖們所說的“混亂且具有挑戰性的時刻”和“艱難、困苦的教會生活時期”之中。 因為近幾個月來，又有三名牧師和一名工作人員與數十名平信徒成員一起從伯利恒浸信會教堂的市中心堂區辭職。 而在過去的一年裡，已有四名教職員工離開了學校。

出現在“神的恩典在伯利恆150年” 彙編視頻中 的一些面孔現已不再屬於這個多堂會的雙城教會，其中最特別的是傑森·梅耶（Jason Meyer），他本是派博的繼任者，是伯利恆浸信會負責的傳道和異象的牧師。 還有在那裡崇拜和服務了10年、20年甚至30年的會員，他們原以為自己終生會是伯利恆的一份子，也告別了他們屬靈的家庭。

“我們本來計劃一直待在伯利恆，直到我們見主面。 現在我們也不知道再來會發生什麼”，黛比·皮克林（Debby Pickering）告訴我們說，她的丈夫布萊恩（Bryan）辭去牧師一職後，他們全家就離開了。 當他試圖再找出路時，她不知道該去哪裡，她也有自己的沮喪和焦慮。 “因為神學院神學生妻子的課程裡從沒有裝備你面對類似的事。”

他們離開了一個龐大的團體，它有2400名會員，分佈在三個堂會。它的領袖們也感到失望和悲傷，以至於教會決定將原定於本周末（8月22日，2021年——譯者註）舉行的150周年紀念活動推延至11月。

與其他高調的福音派醜聞和整頓的頭條新聞不同處是，伯利恆的故事並不是那麼清楚明白。 在一封發給他的會眾的信中，伯利恆三個堂會之一的牧師提到在梅耶上個月的辭職信中影射到“微妙且複雜的問題”。 即使是沮喪地離開的人也同意這衝突背後沒有單純的原因或個人。

無論是離開或是留下來的人，都認識到那些分裂伯利恆的問題，而許多相同問題也使其他保守的教會感到緊張：包括種族正義和批判性種族理論（CRT）；“#我也是”（#MeToo）運動和相信她們的呼籲；以及受創傷和性侵的本質。

然而，在這一系列熱門話題的背後，對於如何處理各種衝突本身，也存在著更深層次的哲理性分歧。 其核心問題在基督徒是否應該、在何時、以及如何質問那些說自己正在受到傷害的人，另一方面如何與表達同情、尋求真理和悔改罪惡等呼籲之間取得平衡。

“如果我只是辭職，同時卻假裝認為伯利恆的一切都很好，那我是不誠實的，”8月1日離開的梅耶寫道。“恰恰相反，我相信，當我們試圖在衝突和分裂時尋找出路，我們的領導文化已經走向了一個不健康的方向。”

特別是自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擔任總統以降，美國福音派之間的分歧就不斷加深，暴露出的分歧不在於神學教義本身，而在於身為基督徒如何看待自己最優先的和最恐懼的社會議題。 近來的政治兩極化、種族衝突的清算和大流行疫情的壓力更加速了這一進程。

新聞評論員試圖分析斷層線在哪裏，包括CT的總裁兼主編提摩太·達林波爾（Tim Dalrymple）在內的福音派人士，試著解釋為何有共同信仰的人卻彼此不能相容。

梅耶在辭職信中引述了在最近一期《如此基督教 》的一篇文章中所描述的“福音派的分裂”，其中詳細描述了某些團體將“就於如何在目前的文化進展的環境中傳講福音，經歷顯著的立場差異關”。 雖然他的領導，被指責向自由派漂移，但梅耶卻看到會眾向另一個方向移動，並建議“新要主義派”（neo-fundamentalist）陣營的牧師將對會眾更合適。

伯利恆的幾位現任領袖以及BCS的新校長喬·里格尼（Joe Rigney）也引用了福音聯盟（The Gospel Coalition）的凱文·德揚（Kevin DeYoung）所提出的類似分類法。

里格尼在接受CT採訪時說，“特別是過去的五年多，在有着合理的共同神學認知的人們中，斷層線開始逐漸地出現。” 同時，“言語衝突不斷地提升並膨脹，以至於當某個問題到成為試金石的地步時，它就變成了‘壁壘分明’，而不僅僅是在共同的神學教義認同上的直覺或是傾向的小差異而已。因此當面對真正的問題時，就很難能一起合作了。”

里格尼因提出“同理心的罪”（sin of empathy）而出名，他 在“渴慕神”上發表過相關的文章，並在 道格·威爾遜（Doug Wilson）主持的一系列視頻中進行過討論。 他認為當今的期望是人們應與那些受傷害的人一同 經歷 他們的痛苦。 但他擔心，這種體諒卻會威脅基督徒與事實真相的關係。

“神命令我們要富有同情心。 祂命令我們表示同情，但人們要求感同身受（empathy），如果你拒絕同感受他們的痛苦、他們的委屈，他們認為這是一種背叛，”他在威爾遜的節目中這樣說。 他推論說，在這種毫無拘束的同理心思維的前提下，“你失去了對他們所說或所做的事情做出獨立判斷的能力。 換句話說，你就與真理脫節了。”

里格尼承認，對同理心的批判聽起來有點挑釁，他嘗試在網絡上解釋和捍衛 自己的立場。 但他的看法也有共鳴。 超過25個人因這篇文章對CT詳細的說明他門在伯利恆所經歷的衝突。 許多人認為“無拘束的同理心”思維，會影響領導者在處理霸淩、保護體制和精神虐待的指控時的反應。

三個“有同理心”的牧師

梅耶上個月的辭職是在另外兩位牧師離開伯利恆在市中心堂會之後。 社區外展牧師唐明金（Ming-Jinn Tong）於五月宣布辭職；關懷和輔導牧師，布萊恩·皮克林（Bryan Pickering）在六月辭職。 這三個人都曾經與伯利恆有40多位成員的長老團發生衝突過，他們最終看到自己的事奉理念和教會的發展背道而馳。

造成緊張的一件事是一個長達數月、用於評估對伯利恆長老和BCS教授安迪·納塞利（Andy Naselli）的申訴的一道程序，他被指控在一次教會會議上發言後沒有實踐“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因而與他的職位不合。 長老會在4月判定，對納塞利的指控不是事實，但有四位長老持不同的意見，那三位牧師也在其中，他們希望能做進一步調查。

他們感到壓力，因為與長老會其他成員的意見不同，以至於一些長老說，鑒於這分歧，他們認為唐和皮克林留下來是“難以為繼的”。

但不僅僅是納塞利的這件事。 在五月份的一次會議上，市中心的牧師們面臨著來自部分長老的進一步挑戰。 皮克林告訴CT說：“另一位長老在會議中說到傑森牧師、明金牧師和我，在們公開講道、祈禱，或公開向會眾說話時，將福音視為次於其他事情。”

當梅耶在五月休假時，皮克林和唐被從原定的周日祈禱和傳道的安排中刪除。 不久之後他們就辭職了。

梅耶在伯利恆的參與可追溯到1999年。他休假回來後，得到明確的呼召，現在該是他離開的時刻了。 他在一封3100字的辭職信中解釋了他離開的原因。在教會以一封簡短的電子郵件宣佈他離職近一個月之後，這封信最近被洩露出來。

他說，對他的指控是：“(1) 我沒有看重福音，(2) 我賦予受害者權力（‘溺愛者‘），(3) 我讓對他人的同情心引導和支配我的領導方向。”

梅耶寫道：“在懷疑的環境中，同情會被誤以為是溺愛。”

一位在伯利恆聚會了十多年的平信徒，要求不透露姓名以維護事工間的關係，告訴CT說，梅耶、皮克林和唐的離去是有道理的，因為他們被視為“有同理心”者。 對一些人來說，這三位牧師願意傾聽和為會眾說話、他們關於種族和虐待的教導，以及他們在市中心堂會的領導，是伯利恆的一項特殊資產。

“我從不同的人那裡聽到說，當他們聽傑森講道或明金講道，或者我的公禱，或者我在社交媒體上發佈的信息，他們會覺得自己非常被關心、被看見或感覺並同意我們。”皮克林說。在幾個重要的事件之後，包括國會山莊的暴亂、總統就職典禮、亞特蘭大按摩店槍擊案以及丹特·賴特（Daunte Wright）被殺案，他帶領教會的週日公禱。 “如果我說，這教會不再是一個能夠公開說這些話並保持安全的地方時，他們會想，‘那對我們來說也不是一個合適的地方。’”

但對另一些人來說，這幾位牧師對種族和性侵問題的關注反映了一種不同的事奉理念。

伯利恆北分堂的牧師史蒂芬·李（Steven Lee）在回應梅耶的辭職信時寫道：“我認為，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應該表現出同情心（我們應該），而在於我們的同情心是否合乎福音——用辨別力和願意提供糾正或譴責（提多書1:13）。”

“我越來越擔心，缺乏辨別力的同情最終將在不知不覺中破壞健全的教義。 我觀察到有些領導方式，原本試圖幫助受傷害的人，但卻讓這些人更加沮喪和失望。”

“人猖獗”（Man Rampant）的餘波

多年來，派博一直接待身兼牧師和作家的道格·威爾遜，並為他辯護 ，儘管後者因其關於 奴隸制、婦女和其他問題的教導而成為福音派中一個越來越有爭議的人物。 里格尼擁有新聖安德魯斯學院（Saint Andrews College）的學位，該學院由威爾遜的基督教會在愛達荷州的莫斯科創立，並與他保持著聯繫。

里格尼的訪談“同理心的罪”，作為威爾遜的系列視頻《人猖獗》的首集於2019年10月發行。 一年後，自2007年以來一直在BCS教授神學和文學的里格尼，被身為校長（chancellor）的派博 被任命為該校第二任 常務校長（president）。 雖然里格尼是在伯利恆教會在聖保羅植堂的城市教會（Cities Church）擔任牧師，但他是BCS的第一位不屬於伯利恆浸信會本身的領袖。

伯利恆學院和神學院是從教會經營數十年的培訓中心成長起來的。 它後來過渡到擁有一個可頒發正式學位的課程，最終在2015年獲得認證。 它仍然位於伯利恆浸信會在市中心的園區內，儘管BCS有自己的董事會，但雙方領導階層存在許多的重疊。

“我們的學院院長是教會的長老。 我們的五位教授是長老；我們的四位董事也是長老，”里格尼說。 “就學校的主管而言，是同一組人。 在這兩個地方任職的都是相同的人。 現在很明顯，我是另一間教會的牧師，但教會遵循與伯利恆浸信會相同的教義信條。”

隨著里格尼被安排領導學院和神學院時，一些人擔心他的神學觀點和他的隸屬關係會與伯利恆的立場混在一起，尤其是他在長達一小時的威爾遜的訪談中討論對於同理心的擔憂（可在 YouTube上觀看）。

珍妮特和史蒂夫·高田（Janette and Steve Takata）分別於2003年和1990年加入伯利恆教會並參與服事。他們感到非常擔心，以至珍妮特在1月份的教會季度會議上提出了一項動議。 她要求在里格尼上任之前，長老們要發表聲明，將里格尼在節目中的觀點與“伯利恆浸信會的觀點和教義”“分開”。

珍妮特指出，里格尼在視頻中被認定是來自“伯利恆教會”，而且一位BCS教授兼伯利恆長老給與該集節目五顆星的評價。 她質疑，里格尼和威爾遜討論婦女使用情感操縱或謊稱虐待的例子，如何與教會本身幫助受害者的事工相符合。

BCS神學和新約副教授納塞利直言不諱地表示自己就是那位給五顆星的評論者，並說如果這議案獲得通過，他就會辭職。 這威脅有效地扼制了討論。 高田夫婦被這個反應嚇了一跳。 在接下來的幾周里，當教會試圖作他們和納塞利之間的和事佬，這對夫婦卻感到他們在這個過程中被詆毀，因為納塞利繼續把他們的動議描述為分裂和不尊重。

高田夫婦的擔憂很快變得不僅僅是議案，他們對納塞利的長老資格也提出質疑。 他們的爭端激起了根本問題和哲理上的分歧，包括里格尼的言論本身。

納塞利在2月份給長老們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支持這項動議的態度太容易得罪或傷害人，它把傷害或冒犯變成了一種運動。”並將這一行動比作是某一種“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型式。

納塞利說，他在會議上做的反應，是因為他擔心在里格尼擔任校長之前就詆毀他，他是BCS經過仔細嚴謹的遴選過程才決定的。 但他也認為這場辯論是伯利恆其他問題的代打而已。

他告訴長老們：

在過去的幾年裡，我對教會有沉重的負擔，對於我們如何處理種族和諧和我們文化中的相關問題，包括黨派政治、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批判性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交叉性理論（intersectionality）、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等。

我覺得我們遇到了一波又一波的衝擊，為了維護和平和維持某種形式的團結，我們並沒有很清楚地談論什麼是真的、什麼是虛假的，而是試圖安撫那些幾乎無法吸引人的左傾人士 ... ...

當高田夫婦終於會見納塞利和教會領袖時，他們看到“這裡的分界線比我們預想的要多，”珍妮特告訴CT。 他們堅持說，納塞利對他們犯下了罪（sin)，因為他只是想“通過解釋和否認”，而不是試圖理解。 他們說，他“錯誤地指責我們不服從牧師，而且故意以一種導致分裂的方式行事。”

但根據高田夫婦的筆錄，納塞利直言不諱地談到了意圖和影響之間的區別，最終並不認為他的回應是有罪性的(sinful)。 “我對傷害了你感到非常難過，我負這責任，我後悔，我很抱歉，”他說。 “但我不認為我犯了罪。 我對你們完全沒有惡意。”

他後來為當時和後來再討論這一事件時沒有快快地傾聽而道歉，儘管在4月份，長老們認為對他的不滿是沒有根據的。 納塞利沒有回覆CT多次要求對此事發表意見的請求。

安迪·納塞利的直言直語

對納塞利正式申訴的消息，在大約400名畢業生中傳播開來，他是BCS最知名的教授之一。 他因其學術地位和嚴謹性而備受尊敬，在30歲之前就獲得了兩個博士學位（分別來自鮑勃·鐘斯（Bob Jones）和三一福音神學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他為 福音聯盟（The Gospel Coalition） 撰稿，並擔任D.A.卡森（D. A. Carson）的長期研究助理。

納塞利在學期開始時經常 解釋 麥爾坎·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 ）關於直言直語與緩和言語的差別——直言就是你在飛機墜毀時發出的命令，緩和就是禮貌上你最客氣的說法。 其含義是清楚的：他在這個班上會實話實說。

即使有警告，也還是有一些時刻課堂上的語氣和舉止變得很激烈，這與BCS的其他人不同。 有四名學生回憶起2019年基督教倫理學和護教學本科生課程的一場激烈辯論。 在那次課堂上，納塞利與那些不同意他觀點的人爭論邪惡是否是被創造的，最後他緊握拳頭，哼了一聲，並稱對方的立場“幾乎是異端邪說”。 據布拉克斯·卡維特（Brax Carvette）說，他指責一名學生“用他對邪惡及其存在的理解來淡化《聖經》”。

“這讓我迷惑不解。 我們在教義課上學習了奧古斯丁（Augustine），”卡維特說。 “這是一個非常激烈的對話， 我很失望。 在此之前，我認為他是一個很酷的傢伙，在他的教學上有權威性。”

隨著辯論和辱駡的加劇，傑弗里·霍爾（Jeffrey Hall）加入了那群學生，捍衛奧古斯丁的立場，即罪是缺乏，或喪失了善。 他在課堂上的經歷讓他去聽那些被納塞利叫到名字的人的意見。第二年，他將十幾個學生的顧慮告訴了教會和BCS教堂的領袖們。

BCS是一所教會學校，教授們的教導是基於52頁的 信仰宣言，但來自基督教其他傳統的學生也可以入學。 然而，大多數都來自 “年輕、躁動、歸正”(Young, Restless, and Reformed) 運動。 他們被改革神學和派博的基督徒快樂主義（Christian hedonism）所吸引，這反映在學校的座右銘：“在嚴肅的歡樂中教育”。

“在全教室滿是願為福音獻出生命的人，讓一個應該是培育準備你為事工奉獻的人懷疑你對福音的承諾，只因為你不相信他對每件事都是正確的，這真是難以應對，”卡爾·格蘭特（Karl Grant）說。他是納塞利的學生，是該門課中唯一的路德派。 “他有能力摧毀了我。 我曾經懷疑我是不是太軟弱了。 但現在我想知道他為什麼要那麼苛刻。”

霍爾是去年對納塞利提出的兩項正式申訴的申訴者之一。 布萊恩·塔布（Brian Tabb）和其他BCS的同僚對前學生申訴進行了調查，調查於去年8月結束。 一些目前在神學院的學生說，他們對結果感到滿意，並在調查後看到教授的悔改。

雖然這個過程是在伯利恆浸信會牧師和長老會主席的批准下完成的，但去年有些人希望教會對納塞利進行獨立的審查。 甚至在里格尼被選中和BCS對納塞利進行調查之前，教會領袖們就開始重新思考，當教會現在有三個園區而不是一個時，學院和神學院成為一所“以教會為基礎的”學校意味著什麼。 肯尼·斯托克斯（Kenny Stokes）告訴CT，他們目前正在討論澄清這兩個機構之間的協定和政策，他是伯利恆的牧師和長老、BCS的副教授和董事。

去年，皮克林和梅耶辭去了在BCS的教學職務，皮克林將學生對“教授兼長老”的“令人震驚的”抱怨作為他的首要辭職原因之一。 他還反對選擇里格尼為校長，因為這會使BCS與教會的關係複雜化，以及他與威爾遜的關係。 梅耶也從BCS董事會中辭職。

當該學院的畢業生克莉絲蒂娜·博楊姆（Christina Boyum）與伯利恆的一位會員討論納塞利班上發生的事情時，她被告知，“一個學生感到受傷並不意味著對該學生犯下了罪（sin)。 感覺受傷並不是件壞事。”

這位BCS校友又說，那會員接著說，“我們這一世代看納塞利的或唐·卡森（Don Carson）的教學理念是完全正常的。 他們想讓你更堅強， 你在學習不要被你的情緒所左右。 這一代的年輕人並沒有準備好在他們即將要走入的世界中生存。”

這種想法已經出現在文化對話中，使用的是更含沙射影卻較少與神學相關的術語：過於敏感的“雪花世代”（snowflake generation），關於觸發預警的辯論，和2018年暢銷書《被溺愛的美國心靈》(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里格尼說，在伯利恆浸信會，“我們不想再溺愛美國人的心靈，或至少是基督徒的心靈。 我們不希望那種加劇、膨脹和脆弱性繼續發生。 這是我們整個教育方式的一部分。” （他拒絕對納塞利或任何特定的教職員工作置評）。

博揚姆說，正是由於她在伯利恆的訓練，她覺得她應該表示擔心。 整體來說，她的教授和牧師們“示範用一種開放和批判性思維來參與這世界，而不是懼怕和懷疑。”

“我很喜歡伯利恆。 坦白地說，我是從我所擔心的這所大學的本科畢業。 我相信BCS文化的某些方面與我所熱愛的使命和異象不一致，”她說。 她引用了影響BCS教育的六種習性：觀察、理解、評估、感覺、應用和表達。 “當我們談論心靈和思想的六種習性時，我們需要真正能說到做到。

里格尼說，作為基督教快樂主義者， 感覺 是BCS的一項教育特色。 他說：“我們非常強調在認真的愉快中從事教育，因此我們認為情緒很重要。 在很多方面，關鍵在於我們對於現實的情感反應需要與現實保持一致，或許我現在更直接地感受到了這一點。”

里格尼承認教會中確實會有屬靈上的欺侮發生，但是對於他所認為的，將來自權威地位的批評或糾正“膨脹”為欺侮的那種可能性，他也提出質疑。 同樣，伯利恆北分堂的李提到對納塞利的屬靈欺侮指控是「概念上的徐變」的結果，暗示欺侮和受害的概念被擴展得太遠了。

種族和諧

去年，在BCS教學院長布萊恩·塔布就學生對納塞利的申述進行審查時，學校還進行了另一項調查，那是回應一群現職和前員工對領導層和職場文化所提出的廣泛關切，包括婦女和少數民族在學校的地位。 調查發現，BCS 政策沒有違反職場法規。 學校今年還 聘任了 唯一的女教授貝茜·霍華德（Betsy Howard）。

在這兩項調查結束時，在BCS任教了十年的喬納森·鮑爾斯（Johnathon Bowers）並沒有感覺好一些，他對他在學校的地位持越來越多的保留態度。 “不是哪個單一因素驅使我離開這所學校。 這是長時間來許多因素導致的，”他去年在辭職信中說明。

鮑爾斯作為一位教授，每年都期待著開學的第一天，喜歡與學生互動。 塔布在2020年10月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宣佈了鮑爾斯在BCS的最後的幾天，他形容鮑爾斯“因出色的教學、幽默、對被忽略的人的同情和忠實的友誼，而受到學生和同事的喜愛”。

離開學校是一個左右為難的決定。 他說，他後來確信是自己的良心驅策他離開BCS。到2020年底，他全家也離開了伯利恆教會。

這位前神學和哲學助理教授寫道，他擔憂的是，領袖們使用“《聖經》或基督教的詞彙來反駁員工和學生的抱怨”，他感到有壓力要“迴避”討論種族關係進展的問題。 鮑爾斯說在BCS，“‘黑人的命也是命’給人的感覺是比種族主義更具有威脅性，但就是種族主義才使這口號變得必要的。”

他還對婦女受到的待遇表示擔憂，他聲稱這是超出互補主義（complementarian）信念的心態所產生的結果，也與里格尼與威爾遜的關係有關連。

派博在給校園社區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回應了鮑爾斯的說法，稱鮑爾斯的描述與他身為校長所看到的不一致。

“如果隨著時間推移，你發現喬納森的看法是真實的，那麼你另找一個地方繼續學習或工作是應該的。 在這種情況下，學校也會毫無疑問地衰敗和死亡。 這也是應該的，”他寫道。 “但是，如果你看到我所看到的，如果你體驗到這個社區（領袖、教工和學生）有愛、提供支持、公平，如果你也和我一樣熱切期待著未來有里格尼的領導和神仁慈的旨意，那麼我相信我們將一起行在真理和愛中，為基督的榮耀作重大的影響。”

對“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敏感性和對當代種族問題的不同態度，對伯利恆社區的打擊尤其沉重。 派博在2011年出版的《血統》（Bloodlines）一書、 他對自己的種族主義的懺悔以及他對多元化的渴望，都影響到包括鮑爾斯本人在內的許多BCS員工。

自 《血統》 出版以來的10年裡，基督教關於種族歧視的對話有長足的發展，而最近一連串備受矚目的警察殺人事件使其顯得更為緊要，而這當中有三起就發生在明尼阿波利斯地區——菲蘭多·卡斯蒂利亞（Philando Castille）、喬治·弗洛德（George Floyd）和丹特·賴特（Daunte Wright）。 在此同時，人們對於關於種族問題的世俗思維壓倒《聖經》教導的擔憂也急劇上升，尤其是對批判性種族理論的擔憂。

鮑爾斯告訴CT說：“直到我開始 提倡種族正義問題，我才經常地經歷到衝突。”

三位從伯利恆離職的牧師的工作地點距離喬治·弗洛德2020年死去的地方只有幾英里。 在弗洛德去世後，唐帶領教會努力幫助處在動蕩和悲痛中的社區 ，包括建立簡易雜貨店。

作為一名臺灣裔美國人，唐在亞特蘭大按摩院槍擊案發生後那週日證道時 也穿上傳統的中國服裝。 與那一周在公禱中宣讀遇難者名字的皮克林一起，他們因為把這事件與種族問題牽連而受到了另一位長老的批評。

學生們也看到了這些影響，教授們越來越不願意提倡與CRT相關的概念，比如說制度性偏見（institutional bias）。 BCS校友喬希·帕諾斯（Josh Panos）說：“利害關係越來越大。” “當我剛入學時，教授們在課堂上還會承認一些事情，而現在他們卻不願意承認了。”

伯利恆 使用“族裔（ethnic）和諧”一詞， 認為 族裔（ethnicity） 比 種族（race） 更符合《聖經》中描述的文化類別，因為後者主要是生物或體徵的。 教會在2019年成立了一個族群和諧工作組，負責審查教會內部及領導階層的代表性和多樣性等問題。

該團隊受到長老和牧師們的抵制，他們擔心該工作組只關注伯利恆在種族問題上做得不夠的地方。 然後，在報告遞交給長老們一年半後，才公佈給全教會。 最後，工作組的17名原始成員中有7人也離開了伯利恆，一些長老認為這證實了他們對該工作組的疑慮是正當的。

2021年2月，教會發表了一份 關於族裔和諧的聲明 ，肯定了基督徒對鄰舍的愛應跨越族裔的界線，但否認“族裔多樣性本身應該是目的”，並拒絕“所有主要從權力的角度看待關係的思想體系，即那些擁有較多權力的人本質上是壓迫者，而權力較少的人天生就受到壓迫的”。

就像許多以白人為主的福音派教會一樣，一些教會會員認為教會在解決族裔和諧、正義方面投入的精力太少，而另一些人則覺得它變得過於專注。

市中心的堂會是三個堂會中最多樣化的，有色人種佔出席者的21%。 梅耶告訴他的會眾，可以期待繼續聽到講台上談及種族議題。 喬治·弗洛德被殺後的星期天，他以種族歧視為內容 證道 ，並呼籲會眾聲援那些被歧視的人。 梅耶說，“如果這個教會不喜歡我今天的佈道，你就必須要聘請另一位牧師，因為我對這種事是很堅定的。”

重新思考家暴問題

家暴問題在伯利恆也特別有共鳴。 在派博於2013年卸任後的幾年裡，伯利恆教會就已在考慮互補主義婚姻（complementarian marriages）中的家暴問題。 梅耶在2015年證道時就提醒“過度強調男人為頭”（hyper-headship）的危險，並提出，若面對家暴什麼都不做，那就是站在施暴者的一邊。 教會開始著手修改對離婚的立場，並成立一個因應事工團隊來照顧受害者。

作為一名輔導者回首往事，皮克林希望教會在2015年重視家暴之前，就已經建立對系統性欺侮行為的了解。

他說，那樣的話，從理解體制和制度中的欺侮行為，如屬靈欺侮、種族歧視，到理解其在婚姻關係中的呈現方式，會更容易些。 但是，要向相反的方向來改變人們的思維是比較困難的，儘管有更多的書籍，例如韋德·馬倫（Wade Mullen）的《有些不對勁：解碼隱藏的欺侮策略，並從它的勢力中釋放自己》（Something’s Not Right: Decoding the Hidden Tactics of Abuse—and Freeing Yourself from Its Power），和蘿拉·巴林格（Laura Barringer）和斯科特·麥克奈特（Scot McKnight）合著的《一個稱為“好”的教會：形成一種善良的文化，抵制濫權，促進療愈》（A Church Called Tov: Forming a Goodness Culture That Resists Abuses of Power and Promotes Healing），正在改變人們如何看待教會內的欺侮問題。

不過，伯利恆教會的領導人表示，他們擔心新的敏感性正在損害他們牧會和帶領的能力。 BCS 的里格尼就人們對回應的質疑表示遺憾，“如果稍微嚴厲的話語立即視為欺侮”。 北分堂的李也擔心，即使是溫柔的態度、溫柔的抵制，也有可能不被理會。 “當有人受到傷害時，要如何進行譴責或告誡呢？”

莎拉·布里瑪（Sarah Brima）和她的丈夫曾是伯利恆和里格尼的城市教會的會員，但部分由於後者與威爾遜的關係，他們離開了。 她描述了離開他們幫助植堂建立的教會是多麼的困難，即使在種族和性別問題上出現了分歧。 “這些教會對神學非常重視，我們把神學的標準設置得如此之高，以至於當我們離開這教會時，感覺就像是離開了正統信仰。”她告訴CT說， “如果這就是你的感受，那可能有問題。”

布里瑪是白人，她的丈夫是黑人，她說，她認為“同情等同罪”(empathy as sin)的想法被用來保護自己免受批評，並相信它可以對婦女和少數民族造成“獨特的傷害”，對於她們的情感和經歷置於不顧。 “當遭遇到直擊一個人身份核心的問題時， 直覺反應是很自然的，”她 在推特上說。 “當然，這種反應被貼上了不成熟、操縱和反應性的標籤。”

上周日，伯利恆所有會堂開始聚會討論梅耶的信和辭職的原因。 他的離職最直接影響的是市中心的會堂，伯利恆的植堂牧師斯托克斯（Stokes）將暫時承擔梅耶的一些職責。

在過去幾個月裡的艱難時刻，他以《雅各書》3:17提醒自己：“惟獨從上面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多結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 在市中心堂會為失去長期領導人和朋友而悲痛之時，斯托克斯說他不會迴避問題，但他感覺到，幾乎所有剩下的成員都承諾會留下來。

北分堂的李告訴CT，作為伯利恆最大的會堂，他的會眾被討論的坦誠所鼓勵，現正準備向前邁進。 鑒於梅耶所指出的向“新基本教義主義”（neo-fundamentalism）和“團結文化”（unity culture）漂移的傾向，李要求他的會眾考慮自己的經歷。

“我們有成長的空間，但我知道我們北分堂的其他長老們要按著神的旨意照管神的羣羊；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也不是轄制所託付的，而是作羣羊的榜樣（得前5:2-3）”李在他的電子郵件中寫道。

參加北分堂的阿比蓋爾·多茲（Abigail Dodds）說，大多數人對教會的領導階層仍具有信心——不是盲目的效忠，而是基於個人對他們個性的瞭解。最近幾周，她看到“大家又圍繞著神的話語重新團結，並加深了會眾對基督的盼望”。

“伯利恆掌握在神的手中，”她說。 “祂不需要我們，但因祂的恩典和祂的兒子，我們屬於祂。 我們將繼續把自己交託給祂，不論情況如何。”

辨別真相

全國各地的教會和福音派機構正試圖從各自的分歧中找出路，但這個過程可能會是痛苦的。 斯托克斯說，即使沒有異端或假福音的指控，只是方法上的差異，“討論可能會感覺非常個人化。 若有意見不同就可能感覺像是人身攻擊或教義攻擊，而實際上都不是。”

伯利恆的情況不僅突出了正在辯論的某些議題，也突出理念上的對立會影響基督徒的反應：我們是否過度包容感情，以至於在沒有罪的地方大喊“罪”？ 我們是否不夠注意我們的責任，與那些哭泣的人同哭？ 兩方的人是否彼此用真理和恩典來控訴對方，因此扭曲了耶穌的道？

在伯利恆，挫折和失望的最大根源，在許多情況下，不是來自申述本身，而是當人們試圖提出這些申述時，他們要面對的阻力和態度。

安·梅卡拉（Ann Mekala）和她的丈夫是族裔和諧工作組的成員，幾年前離開了教會。 她還辭去了伯利恆校園福音事工的工作，此前她報告了一位同事的專橫和性別歧視的行為，結果負責人卻將衝突歸咎於她的個性和野心。 她稱所發生的事情為“雙重欺侮”。

與納塞利之前的一群學生一樣，高田夫婦覺得自己也經歷了一個複雜的祈禱、報告、記錄、安排、會議和努力解決問題的過程，但最終卻感覺他們的擔憂沒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因此他們不期待會有什麼改變。

在此同時，教會長老們和BCS行政部門的結論是，這些程序基本上是遵循著設計的方式運作，但他們卻得到了與控訴者不同的結論。 在他們看來，對於不當行為或欺侮的控訴並不都是合理的。 感覺受到傷害並不代表某人被冒犯了。 他們也感到失望的是，他們追求證據和真相卻被視為不相信受害者或沒有表現出同情心。

里格尼說：“在關於欺侮的對話中，一件經常會被提出的事是，施害者及其群體會以操控手法來淡化他們的所作所為。 你會看到參與對話的兩造說他們是誇大其詞，然後別人說你是大題小作。 我想說的是，對那問題實際上有一個答案。”

衝突的雙方都希望瞭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作為基督徒，他們理所當然會朝著正義與和解的方向盡可能地協調。 但是，在信徒們在總體上是都相信惟一的真理這一前提下，如果他們對一個事件的真象意見不一，那就會有更嚴重的惡果。

翻譯者：江山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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