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伊案后的美国需要有远见的教会

下午时分，美国最高法院在“多布斯诉杰克森妇女健康组织案”（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推翻“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之后，有些人想知道在权力的斗争中，究竟谁会上台，谁会下台。

尽管这种人的声音通常最大，但他们并不代表大多数的人。多数的人会问：“我们要如何将维护生命权（pro-life）的异象带入社区，照顾处于危机中的妇女和孩童呢？”

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问题。

有人会批评，许多最有可能会限制堕胎的州（例如本案原告的家乡，也是我的家乡密西西比州），同时还有高婴儿死亡率，妇女在分娩时死亡的可能性较高，饥饿率和贫穷率也较高。他们还会强调，在这几个州中，提供给贫困者或没有健康保险者的社会安全网（social safety net）往往薄弱。

如同其他人一样，教会也在问：“我们要如何照顾这些妇女和孩童？”但是那些怀疑基督徒维护生命权的人认为，这只是对政府政策议题的一种逃避，那些政策本来可以使贫穷和挣扎的妇女及其子女受益，尤其是那些最容易受到堕胎业影响的人。

对一些人来说，这种怀疑是因为有人将堕胎的辩论视作激励选民的一种策略。但是，当典型的维护生命权基督徒问起事工的下一步时，他们很有可能早就在服事这些妇女和孩童了，无论是提供财物上的援助、帮助孩童脱离寄养制度，还是修复因滥用药物而四分五裂的家庭。

典型的维护生命权基督徒几乎从来不会在社群媒体上“去迎合”政治或文化立场相反的人。毕竟，他们常常在说服人了解脆弱生命的价值，劝他们不要接受堕胎业者提供的“解决办法”，或是屈服于希望“问题”消失的男友、丈夫或父母所带来的压力。

参与维护生命权事工的基督徒不会妖魔化他们正在试图说服的妇女；他们反倒是服事她们。

任何一个社区里面，在不同的地方我都可以找到正在服事的人，他们一日复一日地委身在实地的维护生命权事工中，帮助孤儿或饥饿的孩童。还有人在关心难民和移民的衣服或住房需要，在帮助妇女摆脱家暴。

那些呼吁人要去关心弱者的人，几乎总是在服事弱者，并且装备其他愿意这样做的人，甚至通常越过了预期的部落边界标记。

怀疑的人可能会说：“他们是有在做，但远远不够”。这句话很公道。

反对给穷人社会安全网的人会说：“如果教会做好她的工作，就不需要政府或社会介入了”。怀疑者在回应时会指出，“即使每个教会都尽其所能，也不会消除贫困”这样的说法是与慈善相关，却与政策无关。

除了怀疑者外，希望关心穷人的教会可能也在看相同的图表，并且在想：“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真的去改变这种情况？”这种绝望的感觉，可能会导致教会不采取行动，转而只关心自己教会内部。

但是，无论是绝望者还是怀疑者，看待这个问题时都不正确。

我们的确需要政策作出改变，更好地照顾弱小的妇女和孩童。不同人对于政策的想法很不一样，比如民主党社会学家伊莉莎白‧布里尼格（Elizabeth Bruenig）和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等。这些政策和其他许多改革政策的优点要审慎地进行辩论，以确定政策能否实现其所承诺的帮助。

不过，长远来说，即使是最佳的解决方案政策，也会需要更多的时间，因为政策需要有坚定意志的人来照顾有困难的人，包括已出生和未出生的人。

教会事工最首要的任务就是服事个人的生命，包括帮助妇女寻找堕胎的替代方法，协助她们照顾孩童，解决贫困和居住问题，改革负担过重且经常出现失能的寄养制度。

维护生命权的关键洞见就是，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力量、“可望成功”或依赖状态。正如俗话说的那样，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但我们也必须了解，这样的关怀是如何塑造和建立我们的良心，去关心那些我们没去注意的人。

虽然埃布．帕特尔（Eboo Patel）不同意我对堕胎问题的看法，但他确实清楚要如何推动社会改革运动。他在新书《我们需要建设》中指出，地方层级的民间机构可以改变整个国家。

他以珍·亚当斯（Jane Addams）的霍尔馆（Hull House）为例，在20世纪之初左右，霍尔馆照顾了芝加哥西侧的穷人和移民。帕特尔以霍尔馆为例并主张说，亚当斯不仅关心成千上万的人，其中有许多人是孩童，她还领导霍尔馆成为一种“实验室”，向世界各地展示什么是有可能成就的。

帕特尔说，“在芝加哥所发现的每一个问题，他们几乎都建立了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有些人认为在这种环境中的青少年注定会违法和犯罪，但他们却看到了霍尔馆是如何改变年轻人的生活。

有些人觉得人们只会在聚在一起闲聊，但他们却看到了不同的模式。有些人认为不同种族群体或阶层没有共同点，但他们却看到霍尔馆克服了这种紧张的局势。有些人认为女人不具备领导的能力，但他们却从亚当斯身上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本地化能打造不同的现实来塑造良心，而我们基督徒看到时不应该感到惊讶。已故神学家（《今日基督教》的第一任主编）卡尔·亨利（Carl F. H. Henry）说，教会不仅要传福音，还要示范什么是福音。他主张，教会要在“微宇宙中反映出”未来神国度的样式。

亨利说：“当教会在自己的份内活出在基督里的新生活时，事工会最有果效；当教会将自己所忽视的新标准强加给世界时，没有什么比这更无能为力。 ”又说“社会伦理不是教会强加给世界的官僚制度，而是向世界反映出为永生神服事的喜乐和益处。”

这就是新约教会所做的事，他们照顾寡妇，不仅是教会多数文化中的寡妇，而是有希腊背景的寡妇（使徒行传6:1-7）。耶稣的兄弟雅各为弱势的穷人寻求公义（雅各书5:1-6），并呼召教会去体现未来国度的景象，在国度里，穷人借由信心也成为了同等的继承人（2:1-14）。雅各说道，体现的方法始于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像是安排谁坐在教会的前座，谁坐在后座。

教会有真正的力量，不仅是呼吁政府做自己的工作，在出生后保护我们当中最弱小的人，还要在言行上体现出爱的意义，去爱那些被归类为造成“怀孕问题”或“社会负担”的人。

当然，没有一间教会能做所有事情。学习如何有效地服事人，一定会经历失败，但要坚持寻找有效的方法。当教会持续活出维护生命权的异象并且常常做出牺牲时，她将成为催化剂，不仅可以拯救和服事无数的生命，还可以唤醒和重塑许多的良心。

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是《今日基督教》公共神学专案（Public Theology Project）的负责人。

翻译：思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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