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伊案後的美國需要有遠見的教會

下午時分，美國最高法院在“多布斯訴傑克森婦女健康組織案”（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推翻“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之後，有些人想知道在權力的鬥爭中，究竟誰會上台，誰會下台。

儘管這種人的聲音通常最大，但他們並不代表大多數的人。多數的人會問：“我們要如何將維護生命權（pro-life）的異象帶入社區，照顧處於危機中的婦女和孩童呢？”

對於其他人來說，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個問題。

有人會批評，許多最有可能會限制墮胎的州（例如本案原告的家鄉，也是我的家鄉密西西比州），同時還有高嬰兒死亡率，婦女在分娩時死亡的可能性較高，飢餓率和貧窮率也較高。他們還會強調，在這幾個州中，提供給貧困者或沒有健康保險者的社會安全網（social safety net）往往薄弱。

如同其他人一樣，教會也在問：“我們要如何照顧這些婦女和孩童？”但是那些懷疑基督徒維護生命權的人認為，這只是對政府政策議題的一種逃避，那些政策本來可以使貧窮和掙扎的婦女及其子女受益，尤其是那些最容易受到墮胎業影響的人。

對一些人來說，這種懷疑是因為有人將墮胎的辯論視作激勵選民的一種策略。但是，當典型的維護生命權基督徒問起事工的下一步時，他們很有可能早就在服事這些婦女和孩童了，無論是提供財物上的援助、幫助孩童脫離寄養制度，還是修復因濫用藥物而四分五裂的家庭。

典型的維護生命權基督徒幾乎從來不會在社群媒體上“去迎合”政治或文化立場相反的人。畢竟，他們常常在說服人了解脆弱生命的價值，勸他們不要接受墮胎業者提供的“解決辦法”，或是屈服於希望“問題”消失的男友、丈夫或父母所帶來的壓力。

參與維護生命權事工的基督徒不會妖魔化他們正在試圖說服的婦女；他們反倒是服事她們。

任何一個社區裡面，在不同的地方我都可以找到正在服事的人，他們一日復一日地委身在實地的維護生命權事工中，幫助孤兒或飢餓的孩童。還有人在關心難民和移民的衣服或住房需要，在幫助婦女擺脫家暴。

那些呼籲人要去關心弱者的人，幾乎總是在服事弱者，並且裝備其他願意這樣做的人，甚至通常越過了預期的部落邊界標記。

懷疑的人可能會說：“他們是有在做，但遠遠不夠”。這句話很公道。

反對給窮人社會安全網的人會說：“如果教會做好她的工作，就不需要政府或社會介入了”。懷疑者在回應時會指出，“即使每個教會都盡其所能，也不會消除貧困”這樣的說法是與慈善相關，卻與政策無關。

除了懷疑者外，希望關心窮人的教會可能也在看相同的圖表，並且在想：“我們可以做些什麼，真的去改變這種情況？”這種絕望的感覺，可能會導致教會不採取行動，轉而只關心自己教會內部。

但是，無論是絕望者還是懷疑者，看待這個問題時都不正確。

我們的確需要政策作出改變，更好地照顧弱小的婦女和孩童。不同人對於政策的想法很不一樣，比如民主黨社會學家伊莉莎白‧布里尼格（Elizabeth Bruenig）和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等。這些政策和其他許多改革政策的優點要審慎地進行辯論，以確定政策能否實現其所承諾的幫助。

不過，長遠來說，即使是最佳的解決方案政策，也會需要更多的時間，因為政策需要有堅定意志的人來照顧有困難的人，包括已出生和未出生的人。

教會事工最首要的任務就是服事個人的生命，包括幫助婦女尋找墮胎的替代方法，協助她們照顧孩童，解決貧困和居住問題，改革負擔過重且經常出現失能的寄養制度。

維護生命權的關鍵洞見就是，生命的價值不在於力量、“可望成功”或依賴狀態。正如俗話說的那樣，每一個生命都是一個全新的世界。但我們也必須了解，這樣的關懷是如何塑造和建立我們的良心，去關心那些我們沒去注意的人。

雖然埃布．帕特爾（Eboo Patel）不同意我對墮胎問題的看法，但他確實清楚要如何推動社會改革運動。他在新書《我們需要建設》中指出，地方層級的民間機構可以改變整個國家。

他以珍·亞當斯（Jane Addams）的霍爾館（Hull House）為例，在20世紀之初左右，霍爾館照顧了芝加哥西側的窮人和移民。帕特爾以霍爾館為例並主張說，亞當斯不僅關心成千上萬的人，其中有許多人是孩童，她還領導霍爾館成為一種“實驗室”，向世界各地展示什麼是有可能成就的。

帕特爾說，“在芝加哥所發現的每一個問題，他們幾乎都建立了一個具體的解決方案”。有些人認為在這種環境中的青少年注定會違法和犯罪，但他們卻看到了霍爾館是如何改變年輕人的生活。

有些人覺得人們只會在聚在一起閒聊，但他們卻看到了不同的模式。有些人認為不同種族群體或階層沒有共同點，但他們卻看到霍爾館克服了這種緊張的局勢。有些人認為女人不具備領導的能力，但他們卻從亞當斯身上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本地化能打造不同的現實來塑造良心，而我們基督徒看到時不應該感到驚訝。已故神學家（《今日基督教》的第一任主編）卡爾·亨利（Carl F. H. Henry）說，教會不僅要傳福音，還要示範什麼是福音。他主張，教會要在“微宇宙中反映出”未來神國度的樣式。

亨利說：“當教會在自己的份內活出在基督裡的新生活時，事工會最有果效；當教會將自己所忽視的新標準強加給世界時，沒有什麼比這更無能為力。 ”又說“社會倫理不是教會強加給世界的官僚制度，而是向世界反映出為永生神服事的喜樂和益處。”

這就是新約教會所做的事，他們照顧寡婦，不僅是教會多數文化中的寡婦，而是有希臘背景的寡婦（使徒行傳6:1-7）。耶穌的兄弟雅各為弱勢的窮人尋求公義（雅各書5:1-6），並呼召教會去體現未來國度的景象，在國度裡，窮人藉由信心也成為了同等的繼承人（2:1-14）。雅各說道，體現的方法始於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選擇，像是安排誰坐在教會的前座，誰坐在後座。

教會有真正的力量，不僅是呼籲政府做自己的工作，在出生後保護我們當中最弱小的人，還要在言行上體現出愛的意義，去愛那些被歸類為造成“懷孕問題”或“社會負擔”的人。

當然，沒有一間教會能做所有事情。學習如何有效地服事人，一定會經歷失敗，但要堅持尋找有效的方法。當教會持續活出維護生命權的異象並且常常做出犧牲時，她將成為催化劑，不僅可以拯救和服事無數的生命，還可以喚醒和重塑許多的良心。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是《今日基督教》公共神學專案（Public Theology Project）的負責人。

翻譯：思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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