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载,英语学界中兴起了对已故荷兰新加尔文主义神学家赫尔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1854–1921)的研究热潮。在此期间,巴文克所著的典册高文陆续被译为英文。与此同时,众多学者也纷纷摛文掞藻,于是关于巴文克神学思想研究的二次文献骈兴错出,布列于世界各地。2009年,北美加尔文神学院成立了巴文克研究所(Bavinck Institute),进一步推动了此神学研究的热潮。该研究所组建的巴文克协会(Bavinck Society)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会员,并推出了开源学术期刊《巴文克评述》(The Bavinck Review)。这一切学术动态和发展皆显明,巴文克思想研究的趋势较上个世纪而言,已有了彻底的改变和本质性的发展。

巴文克于1921年离世。在之后的八十年,神学界对巴文克思想的研究基本上局限于荷兰群体,包括荷兰境内和其他国家的荷兰裔群体。毋庸置疑,上个世纪的巴文克研究虽然有很大程度的局限,但依然有一定的影响。尤其如加尔文神学院、费城西敏神学院等一些北美神学院,对巴文克的神学思想推崇备至。尽管如此,巴文克神学的影响在彼时仍十分有限。因着巴文克研究自本世纪初以来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改革宗教理学》四卷本的面世(2003–2008),巴文克已不再是只属于荷兰群体的神学家。他已走出荷兰,走进普世教会群体的视野。这种发展势头不禁令人发问:为何21世纪的基督徒要阅读巴文克的著作?若从华人视角审视,这个问题则变为:一个生于19世纪中叶的荷兰神学家及其思想,与21世纪的华人教会何干?本文从巴文克阐述的基督教大公性的视角,尝试回应这个问题。

华人教会对巴文克并不陌生。早在1989年,巴文克的《我们合理的信仰》的中译本就已面世。然而,华人教会对巴文克的了解只驻足表面。在很大程度上,此种对巴文克思想的肤浅认识,归因于巴文克著作中译本的匮乏。直到2014年,第二本巴文克著作的中译本《启示的哲学》才在中国大陆出版。在过去这些年,北美福音派神学和改革宗院校主导了华人教会对巴文克思想的认识。范泰尔、伯克富等北美神学家笔下的巴文克,便成了华人基督徒脑海中的巴文克肖像。近期巴文克研究表明,这些对巴文克思想的既有解读并不全面,尤其缺乏对巴文克历史背景和神学处境的深度考量。

“荷兰新加尔文主义研究”系列新近出版的巴文克著述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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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新加尔文主义研究”系列新近出版的巴文克著述中译本

恩雅各(James Eglinton)博士在最新出版的《巴文克生平评析》(Bavinck: A Critical Biography)中,勾勒出一副生动活现的巴文克肖像。我们从中会遇这样一位巴文克:他在现代主义和改革宗传统的张力中,寻求以三一上帝的教义为根基,建构一套内嵌大公性的神学体系,并绘制一幅基督教世界观的图景。这幅巴文克肖像对于当今华人教会,以及北美福音派教会,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巴文克首先提醒今日的华人教会要怀有对基督教信仰大公性的关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华人教会的神学教育蓬勃发展。在这过程中,改革宗神学无疑独占鳌头。唐崇荣牧师归正福音运动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另外,众多相继翻译出版的改革宗神学书籍,也为华人改革宗教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近些年,提姆·凯勒(Tim Keller)和约翰·派博(John Piper)等北美新加尔文主义者(New Calvinists)著作的中译本陆续出版,增强了改革宗神学在华人信徒群体中的发展势头。

然而,中国大陆教会中这种神学发展,逐渐滋生一种唯尊改革宗信仰的病态神学情结。怀有此类情结的信徒和教会,预设了唯有改革宗神学是真理,于是潜在地将改革宗神学置于其他神学的对立面。例如,许多中国大陆的改革宗教会往往无法与其他本土教会和睦相处。中国的改革宗追随者通常拒斥本土教会的传统,而热衷于从西方引进改革宗认信和长老会治理制度。更有甚者,将某位改革宗神学家视为真理的标尺,以此衡量一切神学论述的真伪。这种狭隘的神学立场致使华人改革宗教会常常遭受众多非议,并催生他人对改革宗神学的误解。此种病态神学情结和狭隘的神学立场,也透过网络波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人教会。

作为现代时期改革宗神学家,巴文克所构建的改革宗神学体系极为关切基督教信仰的大公性。他的代表作《改革宗教理学》沉博绝丽,遍含得隽之句。在处理众多神学议题上,他总是登高博见,常存国度胸怀,且不懈地以基督教大公精神包容各类思潮,力求彰显上帝在各个领域的美善。此外,他强调教会的大公性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并拥有人需要获知的、与可见和不可见事物有关的一切教义。(参见 “The Catholicity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Church”

在巴文克看来,改革宗神学的优势在于提供了一个整全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帮助信徒活出这种大公性信仰。故此,巴文克虽出身于分离主义的基督教归正教会(Christelijke Gereformeerde Kerk),但也与亚伯拉罕·凯波尔一同竭力推动教会合一运动,并在1892促成凯波尔领导的“哀恸者”(Doleantie)教会与自己的宗派联合成为“荷兰地区归正众教会”(Gereformeerde Kerken in Nederland)。

华人教会对基督教信仰大公性的忽视亟待解决,以此矫正如中国大陆改革宗群体中此类病态情节和狭隘的教会立场。一百年前生活在荷兰的巴文克,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金玉良言:“基督徒认信的普世大公性的意义在于,她遍及全地,包括所有真信徒,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并对全世界都有重要意义。” (赫尔曼·巴文克,《以颂赞为祭献上:获准领受圣餐前后的静思默想》,牛泓译,《赫尔曼·巴文克的教牧神学》,徐西面编,贤理·璀雅,2021,156页。)任何基督教会绝不能孤芳自赏,而应投身于与众教会的团契,共同在所在的地区实践基督教大公信仰。

巴文克对基督教大公性的这种强调,衍生出他的神学为华人教会带来的第二个裨益:教会理当正视基督教信仰的处境性。客观而言,基督教信仰的确是从西方国家传入华人群体。长久以来,基督教作为“洋教”的刻板印象在华人社会中已经普遍化。有趣的是,许多华人教会的做法似乎是为这种刻板印象背书。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华人基督徒群体往往只希望引入众多西方神学传统或神学家的思想,却忽略对自身实地处境的考量。尤其是中国大陆过去近四十年的改革宗热潮,见证了这种非处境化的神学思维模式。许多新兴的改革宗教会,一昧引入改革宗信条,不加甄别和思考地应用于教会。这种做法常常让教会变得更像“洋教”,缺少在中国处境中传达信仰的力量。

巴文克在谈论加尔文主义的未来时,有如下论述:“加尔文主义希望在前进中总不停步,并且促进多样性。它感受到更深入了解救赎奥秘的推动力,并且借此就可以尊荣众教会的每样恩赐和不同呼召。加尔文主义并不要求自己在美国和英国与在荷兰有同样的发展。我们必须坚持,在每个国家和每个改革宗教会中,加尔文主义应该按照自己的本质去发展,不应该让自己被外来观念所取代或腐化。”(参见”The Future of Calvinism”

巴文克的论述不仅可用于加尔文主义的发展,而且也适于每个地区基督教会对信仰的阐述和传达。换言之,华人教会虽然可借助于其他国家丰富的神学遗产来促进自身的信仰建构,但是总归要按着上帝给她的独特恩赐,在自身所在的文化处境中传讲福音。如此行便会让华人群体认识到,基督教信仰也是属于并面向华人的信仰。

此外,巴文克对基督教信仰处境化的强调,对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是一个特别的提醒。当代家庭教会不愿意将基督教信仰处境化,因为政府颁布了宗教“中国化”的政策。许多家庭教会未能区分政治化的“基督教中国化”和正常的基督教信仰的处境化。因此,他们往往默许一种没有处境化的基督教信仰。巴文克关于基督教处境化的观点提醒中国家庭教会,作为植根于救赎奥秘的教会,我们也蒙召将我们的信仰处境化。

这种基督教信仰的处境性也就带出了其公共性。巴文克出身于分离主义的教会群体。虽然他的宗派中不乏有人提出要从信仰的立场出发来参与社会,但仍有诸多人士敌视当时的现代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张力存于历世历代的教会中。每个时代的教会都要思考信仰公共性的问题,避免不了“耶路撒冷与雅典何干?”的问题。

这不免让人联想到北美基要主义对文化的姿态。因其所持基督教文明到世俗文明之变迁的立场,20世纪上半叶在北美兴起的基要主义,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分离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的趋向。甚至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分离主义成了基要主义的检验标准。(参见 George Marsden, Reforming Fundamentalism)在这种基要主义的影响下,教会与公共社会和文化处于积不相容之态势。透过姚西伊教授的著作,我们清楚看见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北美基要主义透过西方教会在华宣教运动而影响了华人教会,促使后者逐渐形成以分离的姿态对待所在的文化处境。

巴文克极力反对分离主义的举措。在他看来,这种做法与基督的福音不符。他论道:“福音是一个喜乐的消息。这对个人而言如此,对人类、家庭、社会、国家、 艺术和科学、整个宇宙和整个叹息中的被造物亦然。”(参见 “The Catholicity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Church”)在巴文克看来,真实的福音面向这个世界时不会缄默而显得柔弱,而是在社会各个领域传递从上帝而来的喜乐信息。尽管如此,巴文克在论述基督教信仰的公共性时,也提醒教会避免凯旋主义的立场。他在生涯早期的文章《上帝的国度,至善》中就已指出,若有人试图借着福音宣教、慈善事业或政治等行动,逐渐赢得这个世界,并让其转变为上帝的国度,那么这人就是怀揣着一种幼稚的乐观主义。巴文克向我们呈现的基督教信仰之公共性,表明我们的信仰既非出世,也非入世,而是“在世”。基督教会不属于世界,也不能离开世界,乃是在世界中向人类的各个生活领域传递基督的福音。

过去二十来年英语世界巴文克研究的兴起,标志着巴文克走出了荷兰群体,大步进入了普世教会。日益发展的巴文克研究,也越发揭示他所建构的神学体系,在众多方面依然嘉惠当今教会。尤其是巴文克所强调的基督教信仰的大公性、处境性和公共性,不仅是对今日教会,也是对今后信仰群体的重要提醒。

徐西面博士是爱丁堡大学神学系肯尼斯和伊莎贝尔·莫里森神学与人工智能伦理博士后研究员。他于2020年从爱丁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系统神学)。他基于博士论文的学术专著Theology as the Science of God: Herman Bavinck’s Wetenschappelijke Theology for the Modern World将会由Vandenhoeck & Ruprecht出版。他也是“荷兰新加尔文主义研究”系列(中文)的主编和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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