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文克與21世紀的華人教會何干？

過去二十載，英語學界中興起了對已故荷蘭新加爾文主義神學家赫爾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1854–1921）的研究熱潮。在此期間，巴文克所著的典冊高文陸續被譯為英文。與此同時，眾多學者也紛紛摛文掞藻，於是關於巴文克神學思想研究的二次文獻駢興錯出，布列於世界各地。2009年，北美加爾文神學院成立了巴文克研究所（Bavinck Institute），進一步推動了此神學研究的熱潮。該研究所組建的巴文克協會（Bavinck Society）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會員，並推出了開源學術期刊《巴文克評述》（The Bavinck Review）。這一切學術動態和發展皆顯明，巴文克思想研究的趨勢較上個世紀而言，已有了徹底的改變和本質性的發展。

巴文克於1921年離世。在之後的八十年，神學界對巴文克思想的研究基本上局限於荷蘭群體，包括荷蘭境內和其他國家的荷蘭裔群體。毋庸置疑，上個世紀的巴文克研究雖然有很大程度的局限，但依然有一定的影響。尤其如加爾文神學院、費城西敏神學院等一些北美神學院，對巴文克的神學思想推崇備至。儘管如此，巴文克神學的影響在彼時仍十分有限。因着巴文克研究自本世紀初以來的迅速發展，尤其是《改革宗教理學》四卷本的面世（2003–2008），巴文克已不再是只屬於荷蘭群體的神學家。他已走出荷蘭，走進普世教會群體的視野。這種發展勢頭不禁令人發問：為何21世紀的基督徒要閱讀巴文克的著作？若從華人視角審視，這個問題則變為：一個生於19世紀中葉的荷蘭神學家及其思想，與21世紀的華人教會何干？本文從巴文克闡述的基督教大公性的視角，嘗試回應這個問題。

華人教會對巴文克並不陌生。早在1989年，巴文克的《我們合理的信仰》的中譯本就已面世。然而，華人教會對巴文克的了解只駐足表面。在很大程度上，此種對巴文克思想的膚淺認識，歸因於巴文克著作中譯本的匱乏。直到2014年，第二本巴文克著作的中譯本《啟示的哲學》才在中國大陸出版。在過去這些年，北美福音派神學和改革宗院校主導了華人教會對巴文克思想的認識。范泰爾、伯克富等北美神學家筆下的巴文克，便成了華人基督徒腦海中的巴文克肖像。近期巴文克研究表明，這些對巴文克思想的既有解讀並不全面，尤其缺乏對巴文克歷史背景和神學處境的深度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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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新加爾文主義研究”系列新近出版的巴文克著述中譯本

恩雅各（James Eglinton）博士在最新出版的《巴文克生平評析》（Bavinck: A Critical Biography）中，勾勒出一副生動活現的巴文克肖像。我們從中會遇這樣一位巴文克：他在現代主義和改革宗傳統的張力中，尋求以三一上帝的教義為根基，建構一套內嵌大公性的神學體系，並繪製一幅基督教世界觀的圖景。這幅巴文克肖像對於當今華人教會，以及北美福音派教會，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巴文克首先提醒今日的華人教會要懷有對基督教信仰大公性的關切。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華人教會的神學教育蓬勃發展。在這過程中，改革宗神學無疑獨佔鰲頭。唐崇榮牧師歸正福音運動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另外，眾多相繼翻譯出版的改革宗神學書籍，也為華人改革宗教會的發展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近些年，提姆·凱勒（Tim Keller）和約翰·派博（John Piper）等北美新加爾文主義者（New Calvinists）著作的中譯本陸續出版，增強了改革宗神學在華人信徒群體中的發展勢頭。

然而，中國大陸教會中這種神學發展，逐漸滋生一種唯尊改革宗信仰的病態神學情結。懷有此類情結的信徒和教會，預設了唯有改革宗神學是真理，於是潛在地將改革宗神學置於其他神學的對立面。例如，許多中國大陸的改革宗教會往往無法與其他本土教會和睦相處。中國的改革宗追隨者通常拒斥本土教會的傳統，而熱衷於從西方引進改革宗認信和長老會治理制度。更有甚者，將某位改革宗神學家視為真理的標尺，以此衡量一切神學論述的真偽。這種狹隘的神學立場致使華人改革宗教會常常遭受眾多非議，並催生他人對改革宗神學的誤解。此種病態神學情結和狹隘的神學立場，也透過網絡波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華人教會。

作為現代時期改革宗神學家，巴文克所構建的改革宗神學體系極為關切基督教信仰的大公性。他的代表作《改革宗教理學》沉博絕麗，遍含得雋之句。在處理眾多神學議題上，他總是登高博見，常存國度胸懷，且不懈地以基督教大公精神包容各類思潮，力求彰顯上帝在各個領域的美善。此外，他強調教會的大公性超越了時空的限制，並擁有人需要獲知的、與可見和不可見事物有關的一切教義。（參見“The Catholicity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Church”）

在巴文克看來，改革宗神學的優勢在於提供了一個整全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幫助信徒活出這種大公性信仰。故此，巴文克雖出身於分離主義的基督教歸正教會（Christelijke Gereformeerde Kerk），但也與亞伯拉罕·凱波爾一同竭力推動教會合一運動，並在1892促成凱波爾領導的“哀慟者”（Doleantie）教會與自己的宗派聯合成為“荷蘭地區歸正眾教會”（Gereformeerde Kerken in Nederland）。

華人教會對基督教信仰大公性的忽視亟待解決，以此矯正如中國大陸改革宗群體中此類病態情節和狹隘的教會立場。一百年前生活在荷蘭的巴文克，在這方面給我們提供了金玉良言：“基督徒認信的普世大公性的意義在於，她遍及全地，包括所有真信徒，對所有人都具有約束力，並對全世界都有重要意義。” （赫爾曼·巴文克，《以頌讚為祭獻上：獲准領受聖餐前後的靜思默想》，牛泓譯，《赫爾曼·巴文克的教牧神學》，徐西面編，賢理·璀雅，2021，156頁。）任何基督教會絕不能孤芳自賞，而應投身於與眾教會的團契，共同在所在的地區實踐基督教大公信仰。

巴文克對基督教大公性的這種強調，衍生出他的神學為華人教會帶來的第二個裨益：教會理當正視基督教信仰的處境性。客觀而言，基督教信仰的確是從西方國家傳入華人群體。長久以來，基督教作為“洋教”的刻板印象在華人社會中已經普遍化。有趣的是，許多華人教會的做法似乎是為這種刻板印象背書。一個常見的現象是，華人基督徒群體往往只希望引入眾多西方神學傳統或神學家的思想，卻忽略對自身實地處境的考量。尤其是中國大陸過去近四十年的改革宗熱潮，見證了這種非處境化的神學思維模式。許多新興的改革宗教會，一昧引入改革宗信條，不加甄別和思考地應用於教會。這種做法常常讓教會變得更像“洋教”，缺少在中國處境中傳達信仰的力量。

巴文克在談論加爾文主義的未來時，有如下論述：“加爾文主義希望在前進中總不停步，並且促進多樣性。它感受到更深入了解救贖奧秘的推動力，並且藉此就可以尊榮眾教會的每樣恩賜和不同呼召。加爾文主義並不要求自己在美國和英國與在荷蘭有同樣的發展。我們必須堅持，在每個國家和每個改革宗教會中，加爾文主義應該按照自己的本質去發展，不應該讓自己被外來觀念所取代或腐化。”（參見”The Future of Calvinism”）

巴文克的論述不僅可用於加爾文主義的發展，而且也適於每個地區基督教會對信仰的闡述和傳達。換言之，華人教會雖然可藉助於其他國家豐富的神學遺產來促進自身的信仰建構，但是總歸要按着上帝給她的獨特恩賜，在自身所在的文化處境中傳講福音。如此行便會讓華人群體認識到，基督教信仰也是屬於並面向華人的信仰。

此外，巴文克對基督教信仰處境化的強調，對中國大陸的家庭教會是一個特別的提醒。當代家庭教會不願意將基督教信仰處境化，因為政府頒布了宗教“中國化”的政策。許多家庭教會未能區分政治化的“基督教中國化”和正常的基督教信仰的處境化。因此，他們往往默許一種沒有處境化的基督教信仰。巴文克關於基督教處境化的觀點提醒中國家庭教會，作為植根於救贖奧秘的教會，我們也蒙召將我們的信仰處境化。

這種基督教信仰的處境性也就帶出了其公共性。巴文克出身於分離主義的教會群體。雖然他的宗派中不乏有人提出要從信仰的立場出發來參與社會，但仍有諸多人士敵視當時的現代文化。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張力存於歷世歷代的教會中。每個時代的教會都要思考信仰公共性的問題，避免不了“耶路撒冷與雅典何干？”的問題。

這不免讓人聯想到北美基要主義對文化的姿態。因其所持基督教文明到世俗文明之變遷的立場，20世紀上半葉在北美興起的基要主義，在整體上呈現出一種分離主義和反現代主義的趨向。甚至到了20世紀50年代末，分離主義成了基要主義的檢驗標準。（參見George Marsden, Reforming Fundamentalism）在這種基要主義的影響下，教會與公共社會和文化處於積不相容之態勢。透過姚西伊教授的著作，我們清楚看見在20世紀20至30年代，北美基要主義透過西方教會在華宣教運動而影響了華人教會，促使後者逐漸形成以分離的姿態對待所在的文化處境。

巴文克極力反對分離主義的舉措。在他看來，這種做法與基督的福音不符。他論道：“福音是一個喜樂的消息。這對個人而言如此，對人類、家庭、社會、國家、 藝術和科學、整個宇宙和整個嘆息中的被造物亦然。”（參見 “The Catholicity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Church”）在巴文克看來，真實的福音面向這個世界時不會緘默而顯得柔弱，而是在社會各個領域傳遞從上帝而來的喜樂信息。儘管如此，巴文克在論述基督教信仰的公共性時，也提醒教會避免凱旋主義的立場。他在生涯早期的文章《上帝的国度，至善》中就已指出，若有人試圖藉著福音宣教、慈善事業或政治等行動，逐漸贏得這個世界，並讓其轉變為上帝的國度，那麼這人就是懷揣着一種幼稚的樂觀主義。巴文克向我們呈現的基督教信仰之公共性，表明我們的信仰既非出世，也非入世，而是“在世”。基督教會不屬於世界，也不能離開世界，乃是在世界中向人類的各個生活領域傳遞基督的福音。

過去二十來年英語世界巴文克研究的興起，標誌着巴文克走出了荷蘭群體，大步進入了普世教會。日益發展的巴文克研究，也越發揭示他所建構的神學體系，在眾多方面依然嘉惠當今教會。尤其是巴文克所強調的基督教信仰的大公性、處境性和公共性，不僅是對今日教會，也是對今後信仰群體的重要提醒。

徐西面博士是愛丁堡大學神學系肯尼斯和伊莎貝爾·莫里森神學與人工智能倫理博士后研究員。他於2020年從愛丁堡大學獲得哲學博士（系統神學）。他基於博士論文的學術專著Theology as the Science of God: Herman Bavinck’s Wetenschappelijke Theology for the Modern World將會由Vandenhoeck & Ruprecht出版。他也是“荷蘭新加爾文主義研究”系列（中文）的主編和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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