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和2020年初,60名中国基督徒 离开了他们在中国南部城市深圳的家 ,来到韩国著名的旅游区济州岛寻求宗教庇护。

这群包括28名成人和32名儿童,都来自深圳改革宗圣道教会(Shenzhen Holy Reformed Church, SHRC),他们跟随先行一步的教会牧师潘永光(Pan Yongguang)的脚步,随之也到了韩国。 一月底,光州高等法院驳回了他们最后一次的庇护上诉。 现在他们面临着 即将被递解 回中国,除非有另一个国家愿意给予他们庇护。

在2018年成都秋雨圣约教会(Early Rain Covenant Church in Chengdu)遭受迫害后,潘的教会就开始考虑移民,而秋雨圣约教会的主任牧师王怡(Wang Yi)与潘认识。 同年12月,王牧师被捕。次年他 被判处 九年有期徒刑。 王、潘和秋雨圣约教会的几位长老,和其他400多个家庭教会的领导人共同 签署了 一份声明,反对在2018年生效的日趋严格的宗教管理法规。

在王怡被捕后,潘认为家庭教会在中国社会中将无法再公开地存在。 “教会不得不离开,除非我们分散或放弃信仰,”他后来说。

2019年10月中旬,SHRC举行了一次会员大会,并投票决定迁往济州岛。 如果教会(当时 约有120人)留在深圳,他们认为只会有两个选择:就是分散或向官方的中国三自教会“屈膝”。

此外,许多会员的孩子一直在教会的学校上学,政府当局后来关闭了这所学校。 由于担心他们的孩子被迫要学习违背他们信仰的教材,SHRC的父母们认为他们必须搬家。

大约在同时间,潘离开了他的家,他以为只是去济州岛探视情况而已——随身仅带了两套衣服。 但他再也没有回来。 几个月后,他的家人和一大部分的会众加入了他。

潘说,在会众到达后开始申请庇护时,他们才发现韩国的庇护政策是很严格的。 (在这程序开始前,潘在写给他的会员的一封信中告诉他们,一名律师告诉他,他们的行动是“完全合法的”。)潘以前是一位医生,他和他的教会成员自离开中国以来一直只有打零工,而且没有人会说韩语。

SHRC现在被一些人称为“五月花教会”。这个名称是潘的朋友取的,因为潘指出了SHRC会众和当年的 天路客(Pilgrims)相似,都是为了争取宗教自由而进行迁徙。

“就连孩子们也熟悉五月花号的历史,”潘说,并指出他的教会在离开中国的前一年就研究了天路客领袖威廉·布莱福特(William Bradford)对天路客经历的第一手资料《普利茅斯垦殖记》(Of Plymouth Plantation)。 ”我们与五月花号有相同的信仰。我们的经验也与他们相似。”

一个存在分岐的决定

自2018年中国宗教管理条例生效以来,基督徒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 像SHRC这样的教会发现他们很难像以前那样公开地聚会和运作,因为他们继续抗拒向当地管理当局登记并接受政府的监督。 对于城市的改革宗家庭教会的成员来说,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因为他们的领导人签署了联合公开声明。

然而,SHRC对迫害的回应却在中国其他的家庭教会中引起了质疑,那些未注册的家庭教会一直持续忍受在当今中国国内必须要面对新困难的现实。 虽然许多人同情SHRC会众对自由敬拜的渴望,但也有些人则批评他们逃避的集体决定。

潘所经历的迫害并不罕见,在很多方面,对于一个未注册教会的中国信徒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经验。 许多其他中国家庭教会也有同样的经历,但其他家庭教会并没有采取集体逃离来回应。 这一事件引发了家庭教会领袖们的讨论,探讨神对祂的教会的呼召是什么,以及教牧领袖在政治敏感时机中的角色,这不仅是涉及一个家庭,而是涉及到整个羊群。

一位家庭教会牧师说:“我不愿意根据他们的反应来评判他们,因为我们对他们的动机和情况并不是很清楚。 只有他们知道自己的动机。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冒然下定论。 例如当年的“五月花号”上的人, 他们离开了,我们也不对他们进行评判。” (有趣的是,这位牧师本能地举五月花号作比较,但并不知道现在已有些人将SHRC称为“五月花号教会”。)

另一位家庭教会牧师则分享了为什么他在海外学习后放弃了国外安全的生活,回到中国牧养家庭教会:“我不能说目前的情况是我个人的选择。 我倾向将它视为是神所预备的,并把我置于其中。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教会中长大,从我信主的第一天起,迫害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当这位牧师收拾行囊准备回中国时,他默想着德国神学家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的话,潘霍华决定回到纳粹德国,是要与他的同胞一同面对那时代的考验。 这位年轻的中国牧师还提到了其他传教士的牺牲,如威廉·波顿(William Borden),他为向中国人传福音而牺牲了。

虽然如潘霍华一样,他和他的家人本可以避免在中国牧会的危险不安,但他说:“身为一个被呼召作福音的仆人,我很难向我在中国的兄弟姐妹们传讲天国的盼望,而我却有一个找退路的计划。 ...牧羊人应该和他的羊群一起在田野里...我会留下来,为主尽忠。”

留还是走?

从历史上来看,在中国受到宗教迫害威胁的人中也有移民和寻求庇护的例子。 然而,这些案件只涉及个人和家庭。 据我们所知,整个教会在另一个国家寻求庇护,对中国来说,即使不是前所未有的,也是非常罕见的。

家庭教会倾向于认同那些留下来忍受迫害的先辈,如倪柝声和 王明道,他们都因拒绝加入受政府监督的教会而入狱。 倪本来有机会留在香港避免受到迫害,但他选择回到上海。 因此,这些教会历史性的立场是留下来并忍耐。

由于这一历史的传承,许多教会认为在逼迫下的忍耐是“十字架神学”的适当应用。 如果SHRC逃离的原因是依史效法乘坐“五月花号”逃亡的英国清教徒,那么其他中国教会可能会认为他们背弃了中国家庭教会的历史传统。

在更大的华人侨民社区中,也有许多人为了增加自己庇护案件的可信度 而谎称 受到“迫害”的例子。

潘预见他的行为会引起争议,但他相信,身为一位牧师的责任是让他的会众团结在一起。 对于留在中国的会员,他给他的教会的声明是:“我也知道,如果我离开,我肯定会受到其他教会的批评,并且将在我的余生中一直背负这种坏名声。”

意想不到的结果

世界各地的教会都纠结于在面对迫害时是留下还是逃离。 在中东,近几十年来,基督徒社区 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因为信徒们面临是留下忍受折磨还是逃离到异乡 开始新的生活 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

《圣经》中提供了一些例子,阐明神的追随者中有留下来的也有逃避迫害的,神使用这两种决定来实现祂的旨意。 在《旧约》中,耶和华把俄巴底留在亚哈的宫廷里,同时差遣以利亚到外邦人的地方去逃避迫害(王上18:1-16)。 在《新约》中,司提反在耶路撒冷被用石头打死导致基督徒大规模逃离耶路撒冷,迁入其他地区(徒8:1)。 每个《圣经》的例子所共有的真理是,无论是留下来忍受还是逃离,都是在主的引导下做出的决定,而不是出于胆怯懦弱的心。

这个故事一直持续到现代,当共产党在1949年接管中国后,中国基督徒的忠心为今天许多信徒们的坚定信仰撒下了种子。 另一方面,那些在毛泽东掌权后离开中国大陆的人开发了许多资源,而这些资源在近几十年来扶持增强了年轻家庭教会的发展。

虽然潘和SHRC的批评者可能也有道理,但最终局外人很难确定SHRC前往济州岛的真正动机。

克里斯托弗·绍尔(Christof Sauer)是一位宣教士,他撰写了许多关于迫害的文章,他为非洲宣教杂志 Missionalia 回应了这个问题。 他在一篇标题为逃跑或不逃跑(To Flee or Not to Flee)的文章中所作的结论是,人们不应该在“对神的诫命、基督的差遣的顺服以及对他人的爱会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逃离。 只有潘永光和那些在韩国寻求庇护的人知道他们的动机是否避开了这些陷阱,以及他们的立场是否有圣灵的引导。

但是,问题都是有正反两面的。 在倪柝声和王明道的事蹟中经常被遗忘的是,他们虽以大胆和跟随基督的十字架著称,他们最初也曾屈服在压力下并以某种方式与官方的教会合作,后来才公开宣布放弃与官方的协议,并面对随之而来的苦难。 想在历史中留名的愿望,若在面对迫害时所作的决定,脱离了有圣灵引导的《圣经》教导,那可能会是充满危险的。

迁徙的教会所面临的另一个危险,就是在新的地方形成一个封闭的社区。 绍尔警告说,存在着导致“贫民窟心态以及以强烈律法主义和与世隔绝为特征的生活方式”的危险。 对于像SHRC这样一起移民的群体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更大的威胁。 根据《圣经》,基督徒从耶路撒冷分散开来,导致教会在“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被建立起来(徒1:8)。 潘应该意识到这种威胁的可能性,并带领他的会众“为那城求平安”(耶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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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怎么办?

在SHRC最后的上诉被驳回后,该团体必须在几周内离开韩国。 在最终裁决之前,潘说他的教会“非常希望”会有韩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给予他们庇护,但他不确定这一过程的技术细节。 虽然不确定他们是否会返回中国,但他们在2月中旬之后就是非法滞留在韩国。

如果SHRC被迫返回中国,他们可能会面临严重的迫害。 一些待在深圳,无法一起来韩国的SHRC成员 已经 受到审讯,甚至被监视或软禁。

如果被遣返回国,潘本人将面临 严重的控诉如: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勾结境外反华势力和涉嫌贩卖人口。 潘的朋友王怡因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判刑,这是经常被用来对付政治反对人士的一种笼统的指控。 贩卖人口的指控是因为潘的教会带领他们越过国界在海外寻求庇护。 对于他教会的其他成员来说,生活也可能将很困难,他们很可能会面对审讯、监视、骚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被监禁。

这些更广泛的警告和考量不仅限于SHRC或中国家庭教会。 皮尤研究中心发现,基督教 仍然是 世界上最受迫害的宗教,而且这种迫害在过去十年中 日益严重 。 从中国到伊朗,自埃塞俄比亚到印度,教会将面临许多与潘和SHRC相似的争战,并且将在如何回应方面做出关键决定。

对许多人来说,可能会出现逃离的机会。 重要的是能关注像SHRC那样选择逃离的人,以及能学习和评估自己教会的反应。 同时,必须以有圣灵引导的动机来做出任何决定,这动机应该是更深受《圣经》的影响而不是历史,无论是21世纪中国家庭教会的历史还是英国清教徒的历史。

阿波罗·贝尔(Apollos Bell)是居住在亚洲的一位神学教授,也是 家庭教会神学中心(Center for House Church Theology)的研究员。 他曾在中国服事多年,担任过各种事工职务。

E.F. 格利高里(E.F. Gregory)是《中国合作伙伴》(China Partnership)的博客编辑,该网站致力于报导中国家庭教会的现况。

翻译:江山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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