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嗎,邁克,我曾經是同性戀,”我說。

當這些話從我嘴裡笨拙地落下時,邁克的刷子停下來了。 1997年夏天,當我開始攻讀歷史神學博士學位時,他正在粉刷我聖路易斯的那個公寓,即我稱之為家的地方。

他詢問了我的學業情況,我們開始討論信仰問題。 邁克向我解釋,他覺得自己永遠無法去教堂,因為他是同性戀。

“我知道他們說那本是不應該發生的,”在扔下那個重磅炸彈之後,我繼續說。 “但這是我的故事。” 麥克饒有興趣地盯着我,他把油漆罐放下,輕輕地把刷子放在罐子的邊緣。

回顧這次遭遇,我可以看到,它具有後來被稱為脫離同性戀運動(ex-gay movement,“脫同”)的所有特徵,而我曾經是該運動的熱心支持者。 最值得注意的是我使用了該運動的台詞:“我曾經是同性戀”。 這句話暗示我不再是同性戀了。 我有一個見證,一個關於掙脫同性戀的故事。

需要說明的是,在那一刻,我和以前一樣只被其他男人吸引。 我仍然處於金賽量表(Kinsey scale)的頂端。自1940年代以來,研究人員一直用它來劃分性取向。 說我“脫同”的原因是我使用了相關的台詞。 我曾試圖說服自己,我是直男,患有一種疾病,一種可治癒的疾病,即同性戀。 一個治癒當中的狀況。

我的術語演習是轉換療法(conversion therapy)的一個組成部分。 “出埃及國際”(Exodus International)的第一任執行董事艾倫·梅丁格(Alan Medinger)將其描述為 “自我認知的改變,即個人不再認為自己是同性戀者”。 這都是關於身份的問題。 是見證定義人。 而且,“脫同”框架內,我並沒有撒謊,我不過在宣稱我的一個新的現實。

我曾是一個“脫同”者。

1976年“出埃及國際”的出現,使福音派走上了一條治癒同性戀的希望之路。 創始人弗蘭克·沃頓(Frank Worthen)解釋說:“當我們創立出‘埃及國際’時,預設前提是上帝可以將你從同性戀者變成異性戀者。” 隨之而來的是對數十萬名人類試驗對象長達數十年的實驗。 在“出埃及國際”總裁艾倫·錢伯斯(Alan Chambers)2012年發表聲明,稱超過99%的客戶沒有經歷過性取向的改變后,該運動就崩潰了

雖然治癒的範式失敗了,但它仍然在我們中間陰魂不散,因為主流教派中的一些人試圖將其方法制度化。 最近,保守的英國聖公會和長老會就某人是否可以聲稱擁有“同性戀身份”進行了辯論,這只是多年來在教會走廊里回蕩的類似爭議的最新一輪。 畢竟,放棄同性戀的自我認知是轉換療法中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這種做法的一個果效是,它規定非異性戀的信徒要躲在面具後面,假裝自己不是同性戀。 這是修復過程的一部分。

但這種神學創新的發展較晚。 在有“脫同”的治療範式之前,有一個更古老的正統觀念,其中包括照顧非異性戀信徒的基督教範式。

我一直在想,當亨利·努文(Henri Nouwen)寫到關懷和治療之間的區別時,他是否想到了自己的同性取向問題。 在傳記《受傷的先知》中,邁克爾·福特(Michael Ford)記錄了努文如何在他的密友圈中討論作為獨身主義者的經歷。 努文曾嘗試用心理學和宗教的方法來改變性取向,但無濟於事。 他知道,出於對神的順服,他不能讓自己發生性關係。 但他的道路上充滿了孤獨和未完成的渴望,還有許多淚水。

在《旅途中的麵包》中,他寫道:“關懷是與人相處、同哭、患難、共情。 關懷就是同情。 它道出真相,對方是我的兄弟姐妹,是人,是凡人,是脆弱的,就像自己一樣。”

他強調說:“我們常常無法治癒,但總是能夠關懷。”

包括約翰·斯托特(John Stott)在內的福音派領袖,幫助奠定了牧者關懷範式的基礎。 斯托特——這位被BBC稱為”新教教皇”的神學家和作家認為,性取向仍然是一個人內核的一部分。 早在1982年,斯托特就在《今日基督徒面臨的問題》中寫道:“在每一次關於同性戀的討論中,我們必須嚴格區分這種‘存在’和‘行為’,也就是說,區分一個人的身份和活動、性偏好和性實踐、本質和行為”。

對斯托特來說,同性取向是信徒身份的一部分——一個墮落的部分,但福音並沒有抹去它,而是讓它謙卑。

這種觀點甚至比斯托特還要早。 魯益師(C. S. Lewis)在1954年寫給范謝頓(Sheldon Vanauken)的信中談到了一個“虔誠的男同性戀者”,此人並沒有明顯的自我矛盾。 魯益師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亞瑟·格里夫斯(Arthur Greeves)是同性戀。 魯益師稱他為“第一個朋友”,並向他明確表示,格里夫斯的性取向永遠不會成為他們友誼中的一個問題。 他們一起度假。 魯益師寄給格里夫斯的信件彙編成《他們站在一起》,長達592頁。

在美國,當1969年紐約石牆暴動宣布同性戀權利運動的誕生時,正統的新教徒已經在問,《聖經》為同性戀者提供了什麼積極的願景。 1970年校園團契出版社以筆名出版的書籍《愛的回報:一個基督徒同性戀者的信》描繪了一條關愛之路,並由斯托特推廣。 該書的獨身同性戀聖公會作者解釋說,他在寫這本書時仍是處子之身。

福音派的領導人知道一段需要思量的歷史,充滿了虐待。 在1968年寫給一位歐洲牧師的信中,弗朗西斯·薛華(Francis Schaeffer)為教會參與排擠同性戀者而感到悲哀。 這位牧師看到不少於六個同性戀者自殺,他尋求薛華的建議。 薛華哀嘆道:”同性戀者往往被排擠出人類生活(尤其是正統的教會生活),即使他並無同性戀行為。” “我認為,這既殘酷又錯誤。” 事實上,薛華的事工吸引了與基督教角力的同性戀者。

他這樣的領袖厭惡的是濫用職權的宗教領袖。 當老傑瑞·法威爾(Jerry Falwell Sr.)私下裡向薛華提到同性戀者的挑戰時,薛華評論說,這個問題很複雜。 正如薛華的兒子弗蘭克在接受NPR採訪時以及在其《為神瘋狂》一書中所敘述的那樣,法威爾隨後反擊道:“如果我有一隻狗做了他們所做的事,我會射殺它”。 法威爾的言語中沒有幽默。

事後,弗朗西斯·薛華對他的兒子說:“那個人真讓人噁心”。

“性的罪(sin)不是唯一的罪,”斯托特在《問題》中寫道,“甚至也不一定是最嚴重的罪;驕傲和虛偽肯定更糟糕。”

1980年,斯托特召集了一次英國聖公會福音派人士的聚會,以制定對同性戀人群的牧養方法。 他們帶頭公開懺悔自己對同性戀者的罪。 在一份聲明中,這些領袖宣稱:“我們因傷人的‘恐同症’而懺悔......它使我們中的許多人對同性戀者的態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呼籲基督徒肢體進行類似的懺悔。”

在大眾輿論仍然對同性戀者抱有強烈偏見的時候,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懺悔。 那時還不是21世紀,現在,許多基督教領袖懺悔,以便在頌揚一切美妙事物的文化中顯得相關和包容。 斯托特和這些福音派領袖一定在為他們傷害鄰居和基督里的兄弟姐妹的方式而真正感到悲痛。 該聲明特別呼籲,應接受合格而不參與同性戀活動的同性戀者,作為按立牧師的候選人。

在那五年以前,許多人對葛培理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的類似言論感到震驚,其中一些言論在1975年被《亞特蘭大日報-憲章報》報道。 葛培理曾被問及他是否會支持同性戀者被任命為基督教牧師。 他曾回答說,若有某些資格,他們“應該根據個人的優點而被考慮”。 具體而言,文章提到了“遠離罪,接受基督,在悔改后將自己獻給基督和事工,並接受適當的培訓”。

耶穌基督的福音為同性戀者提供了一個正面的異象。 “在同性戀中,”魯益師向范謝頓解釋說,“就像在其他每一個磨難中一樣,[上帝的作為]可以得到彰顯。” 他繼續說:“每一種殘缺都隱藏着一種呼召,只要我們能找到它,它就會‘變為榮耀的得着’”。

魯益師問道:“同性戀者的積極生活應該是怎麼樣的?”這是任何一個信仰耶穌的同性戀者都會問的問題。

我們聽到的答案往往是簡單的“沒有”。

沒有性生活。 沒有約會。 沒有戀愛關係。 通常,沒有擔任領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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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像我這樣的人聽起來,我們的職業就是“沒有”,正如伊芙·圖什內特(Eve Tushnet)在2012年《美國保守派》(he American Conservative)的一篇文章中解釋的

什麼是“有”的召喚? 福音給同性戀者在基督里的正面異象是什麼?

當我審視魯益師、薛華、葛培理和斯托特的生活和事工時,最突出的是他們帶來了一個關於耶穌的異象:耶穌,他的拯救大能。 耶穌,他洗凈我們,使我們潔凈。 耶穌,他把我們帶入上帝的家庭。 耶穌,他掩蓋了羞恥,寬恕了罪惡。 耶穌,他呼喚我們的名字。 耶穌,他看到我們一路泥濘,卻仍然希望與我們建立關係。 耶穌,他與我們一起受苦,並為我們受苦。 耶穌,他挑戰我們,為他的國度而活。 耶穌,他給予新的生命和其中所有的喜悅。 耶穌,他是那田地里的寶藏,我們為之變賣了一切。 耶穌,他是我們身上的那個寶藏,永遠無法被拿走。

這就是耶穌,他破土而出的國度將我們卷進他在宇宙間的作為中,比我們更大。 在基督里,我們發現自己處於一個更大的敘事中。

耶穌不是實現異性戀和舒適家庭生活的手段。 他就是神本身,我們被造的目的。 有了這位真正的神,希望的中心不在今生的異性戀,而在將來我們站在救主面前的時刻。

如果沒有這種與救主的關係,無論是對異性戀者還是對同性戀者而言,談論《聖經》中的性道德都沒有意義。 沒有同性戀者會接受這樣的倫理,除非他們愛上耶穌。 一顆被恩典打動的心不僅願意,而且渴望跟隨為我們而死的那位。

薛華、斯托特和葛培理都曾表示,他們都相信有些人天生就是同性戀。 所有這些基督教領袖也都堅持對《聖經》中的性道德的歷史解讀。 這當然意味着儘力過符合神設計的創造模式的生活。 除了不同性別的兩個人在一夫一妻制婚姻中的結合之外,他們中都不支持信徒間其它方式的性結合。 但他們接近同性戀者的姿態是謙卑的。

他們的異象並沒有將人們壓平到我們不想要的性衝動中。 相反,他們認識到,同性取向的信徒最大的掙扎可能不是性方面的罪,而是給予和接受愛的能力。 因此,他們強調了對教會團體的需要;對深入、長期的友誼的需要;對兄弟情誼的需要,即使在獨身的情況下也是如此。

斯托特本人是獨身主義者,他解釋說:“同性戀狀況的核心是對互愛的深刻而自然的渴求,對身份的尋求和對完整的渴望。 如果同性戀者不能在當地的‘教會家庭’中找到這些東西,我們就沒有必要繼續使用這種說法。”

魯益師、薛華、葛培理和斯托特也將同性戀狀況視為一種無法選擇的取向,不能期望在今生得到改變。 他們對同性戀者的情感和關係需求表現出極大的關注。 薛華在1968年的信中堅持認為,教會需要成為教會,並“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幫助個人”。

NPR的採訪中,弗蘭克·薛華描述他父親的瑞士事工 L’Abri 為一個“歡迎同性戀者——包括女同性戀者和男同性戀者——的地方”。 他補充說:“沒有人告訴他們必須改變,或者他們是可怕的人。 你知道嗎,他們走的時候都看到了我的父親基督一般的同情心。”

1978年,舊金山的一個正統長老會被起訴了,原因是他們解僱了一名違反教會行為準則的同性戀僱員。從這個事件中,薛華預見到了重大的文化變革。 在《福音派大災難》中,薛華說,如果其他教會認為他們可能不會面臨同樣的挑戰,那就太傻了。

不過,薛華和葛培理並不推薦“我們”與“他們”之間對立的方法。 就在1964年總統選舉前幾周,一起同性戀性醜聞震驚了全國。 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總統的最高顧問沃爾特·詹金斯(Walter Jenkins)因在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廁所里發生同性關係而第二次被捕。 葛培理打電話給白宮,為詹金斯說情。

電話錄音中,葛培理要求約翰遜對詹金斯表示同情。

1997年,在舊金山的一次佈道會上被問及同性戀問題時,葛培理對記者說:“還有其他的罪。 為什麼我們要對這種罪火力全開,好像它是最大的罪?” 他補充說:“我有這麼多同性戀朋友,我們仍然是朋友。” 當晚,葛培理在牛宮對一萬名觀眾講話時宣布:“無論你的背景如何,無論你的性取向如何,我們今晚都歡迎你”。

正如斯托特在《問題》中熱情洋溢地強調的那樣,跟隨耶穌的同性戀者必須靠信心、希望和愛生活:信心在於上帝的恩典和他的準則。 希望在於眼目越過目前的掙扎,看到我們未來的榮耀。 而愛則是我們賴以生存的,必須接受自基督的屬靈家庭——教會,斯托特解釋道。 我們必須依靠教會的愛,而教會在歷史上辜負了我們這樣的人。

教會歷史學家理查德·洛夫萊斯(Richard Lovelace)1978年出版的《同性戀與教會》一書獲得了福音派名人肯·坎澤(Ken Kantzer,前CT編輯)、伊麗莎白·艾略特(Elisabeth Elliot)、查克·寇爾森(Chuck Colson)、哈羅德·奧肯加(Harold Ockenga)和卡爾·亨利(Carl F. H. Henry)的鼎力支持。 這本書在今天的環境下可能顯得很激進,但在1970年代,它代表了一種跨越大西洋的新福音主義異象。 與右派的恐同症和左派的性妥協相比,洛夫萊斯提出了福音上的挑戰。

有另一種處理同性戀的方法,對教會和同性戀信徒來說都會更健康,而且可以成為對世界非常重要的見證。 這種做法需要雙重悔改,既為教會悔改,也為其同性戀成員悔改。 首先,它要求那些自稱是同性戀的基督徒有勇氣公開宣布[承認]他們的取向,並遵守《聖經》中明確的禁令,遠離同性戀生活方式。 ......第二,它將要求教會接受、尊重和培養其成員中不參與同性生活方式的同性戀信徒,並按立這些人擔任事工的領導職位。

教會支持公開承認但已悔改的同性戀者擔任領導職務,這將是對世界的深刻見證,表明福音的力量能使教會擺脫對同性戀的恐懼,使同性戀者擺脫罪和束縛。

只有福音才能為這樣的雙重悔改打開謙卑的大門。 然而,這就是洛夫萊斯和亨利、奧肯加和艾略特、坎澤和寇爾森、路易斯和葛培理、薛華和斯托特,以及一個年輕的同性戀福音派聖公會信徒的基督教異象,他不敢使用自己的名字,儘管他還是處子之身。

像這樣的基督徒屬靈長輩是正確的。 我寫這篇文章是為大西洋這邊(美國——譯者注)沒有選擇的路而哀嘆,可悲。

到20世紀70年代末,一個艱難的轉變已經開始了。 北美的“脫同”事工倍增,其中帶着對性取向改變的期望。隨之而來地,他們將希望轉移到了今生。 20世紀80年代,隨着艾滋病危機對同性戀社區的破壞,福音派人士擁抱了異性戀的承諾。 世俗的修復性治療師增加了一種臨床上的表象。 新的治癒途徑代替了舊的關懷途徑。

然後文化戰爭中的保守派發現,我們這些“脫同者”很有用。 我們證明,如果同性戀者真的願意,他們可以選擇成為異性戀。 如果我們能成為異性戀者,那麼教會就真的沒有那麼大必要為其恐同症懺悔了。 它只是要求像我這樣的人保持我們已經改變了的假象。

基督徒丟掉了那場從根本上改變了西方性習俗的文化戰爭,有很多事情需要悲傷。 交易型關係。 一次性的婚姻。 對性與性別的假設的劇變。

但保守的教會對悔改的猶豫不決並沒有消散。 我看到福音派教會和教派在對性取向和身份的討論中摸索着前進,它們經常固守已經失敗的“脫同”運動的語言和類別。在這過程當中,我們錯過了真正的戰鬥:周圍的文化已經讓世界相信基督徒討厭同性戀者。

我們的使命就是要證明他們是錯的。

全世界都在注目。 我們的子孫正在注目。 他們已經在重新審視自己的信仰,因為他們聽到周圍的人說基督徒討厭同性戀者,而他們無法指出會眾中誰是同性戀者,誰忠於自己身份,並因此身份被愛和被接受。 也許他們可以識別出使用同性吸引語言的人。 但即使這樣也是很罕見。 這樣做仍然不保險。

我不是說我們有可能失去被同性吸引的基督徒;那是必然的。

我是說我們面臨著失去下一代的風險。

對於那些正在聆聽的人來說,老一代的基督徒仍然願意並能夠幫助我們理解。

格雷格·約翰遜(Greg Johnson)是聖路易斯紀念長老會(Memorial Presbyterian Church)的主任牧師,也是《仍需關心:我們可以從教會治癒同性戀的失敗嘗試中學到什麼》的作者。

翻譯:LC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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