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是如何找到《圣经》里的君王、古代恶棍以及先知的标记的

我与先知耶利米最接近的一次是当我坐在一个空的蓄水池底部的时候。 大约20年前，我被带到耶路撒冷一个挖掘出来的蓄水池，被告知这可能就是耶利米书38:6中的那个地洞。按记载，当时四名政府官员决定不喜欢耶利米传达的从神传来的信息，就把这位先知送去那里挨饿。

我坐在长凳上，抬头看着石墙。 根据《圣经》的记载，耶利米陷在泥泞中。

但也许不是在那个地点。 谁能说就是这个蓄水池（它是在1998年被挖出来的），而不是另一个尚未被发现的蓄水池？ 也许它永远不会被发现。 我可以想像先知被困在那个地点，想知道上帝是否会拯救他。可是除非在墙上刻上“耶利米”，没有人能确定他就在那里。

在我去了那地方后，有人质疑那个蓄水池，怀疑它是否耶利米故事中的那个地点。 现在它并不是人们的造访之地。

考古学可以带你如此接近《圣经》的世界，但你仍然希望有人留下了签名。

当人们真的找到标记时，那就是一件大事了。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很多盖在黏土上的古代封印，以色列人用它们来紧固卷轴绑绳上的结。

2005年，以色列考古学家 埃拉特·马扎尔（Eilat Mazar） 领导对耶路撒冷最古老的区域进行发掘。 她的团队发现了一枚印在黏土上的封印，在那粘土封印上有一个名字：示利米雅（Shelemiah）的儿子犹甲（Jehukal），就是把耶利米扔进蓄水池的人之一。

三年后，马扎尔宣布发现了另一枚“布拉”（bulla），即对这种粘土封印的称谓。 在这粘土封印上也有一个名字：巴施户珥（Pashur）的儿子基大利（Gedaliah），就是耶利米书38章故事中的另一位官员。

《圣经》中的这两个恶棍似乎随着这些发现而栩栩如生。 他们触摸过这些封印，把他们的名字留下作为实物证据，在数千年后被发现。

位于德克萨斯州凯蒂市（Katy）的圣经神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所长斯科特·斯特林（Scott Stripling）说：“在发掘中，没有什么比发现印章或布拉更令人兴奋的了。 通常，上面有部分或完整的指纹，提醒我们有关物件背后的人。 这些都是真人真事。”

粘土封印是罕见的发现，但自2005年以来它们变得越来越普遍。 它们很小，通常只有指尖的大小。 它们由粘土制成的，基本上与考古学家正在挖掘的东西一样，这使它们很难被发现。 在我编辑的圣经考古学新闻杂志 Artifax 的档案中，我看到从1990年代初到2005年布拉很少被提到。

然而，从那时起，有如此多的粘土封印被发现，以至于这消息几乎变得很平常。 其中一些发现是何等引人注目——包括一枚上有希西家王的名字，另一枚则可能属于先知以赛亚—— 它们经常上到每年我为《今日基督教》列出的十大圣经考古学发现排行榜。

这一变化可以追溯到湿筛法考古技术的发展。

汲沦谷（Kidron Valley）的创新

一开始是9,000吨泥土，毫不客气地被倾倒在汲沦谷。 早在1999年，负责耶路撒冷圣殿山的穆斯林当局决定在他们认为是神圣的地点，就是在地下的“所罗门马厩”（stables of Solomon）那里，建造第三座清真寺。 他们在没有考古 监督的情况下挖掘了一个入口并移走了大量泥土。

在那个地方可能找到的历史证据对学者和许多基督徒和犹太人来说至关重要。 但在以色列，对于祖先的说法会引起激烈的争议，考古学也带有政治色彩。

这种反考古学的罪行的规模令学者们感到震惊。 然而，有些人也意识到这是一个独特的机会。 他们可以仔细查看400卡车的泥土。 这可能是在与煽动性政治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得以深入了解圣殿山的一种罕见方式。

以色列考古学家加布里埃尔·巴凯（Gabriel Barkay）告诉他的同事：“它已经失去了90%的科学价值， 只剩下10%。 但这远远超过百分之零。”

2004年，巴凯和考古学家札基·迪乌拉（Zachi Dvira）启动了“圣殿山筛分专案”（TMSP），使用湿筛法来检查还残留在泥土中的东西。

这个过程是这样操作的：把一桶泥土倾倒在一个齐腰高用木架框起来的筛子上。 一名志愿者用水管喷水，迫使泥土通过筛子，让小物品留下：陶器、石头、骨头、硬币，还有其他金属碎片、玻璃、马赛克镶嵌和布拉。

迪乌拉告诉CT说：“我们在头几天就提出了这个想法，因为很难区分天然石头和陶片。 那是因为土壤里充满了灰烬...把东西都覆蓋了起来。”

迪乌拉和他的团队很快就开发了一种可以传授给志愿者的方法。 在接下来的17年里，超过17万名志愿者将一桶又一桶的圣殿山土料倒入筛子里，喷走泥土，并仔细检查一切剩下的东西。

Image: 图片：照片由埃拉特·马扎尔（Eilat Mazar）提供

一枚粘土封印上的名字是示利米雅的儿子犹甲，就是将耶利米扔进蓄水池去等死的官员之一，因先知预言耶路撒冷将被毁灭。

他们发现了数以千计石器时代以来的文物。 已经寻找到6,000多枚犹太、伊斯兰、罗马和中世纪的硬币。

另一个重要的发现：一个3,000年前所罗门时代的封印。 学者们说，这封印可能会挑战考古学极小化义者所主张的，认为《圣经》夸大了耶路撒冷圣殿的年龄和意义的那些理论。

马扎尔在五月去世 。在去世前十年她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考古学如此迷人。 一个故事被写在《圣经》中，然后我们找到这些封印。 它表明这个《圣经》故事是如此准确。”

马扎尔对湿筛法的潜力印象深刻，并开始将她监督挖掘出来的泥土送到TMSP。 2004年，志愿者们就在那里发现了这个布拉，上面写着试图杀死耶利米的官员的名字。

普渡大学荣退教授拉里·米基蒂克（Larry Mykytiuk）的 研究 重点是《圣经》的历史性。在他写给CT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封印和布拉一再被证明是《圣经》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种证据， 它们非常有价值，因为它们证实了《希伯来圣经》/《旧约》中提到的君王、大祭司和王室官员的存在和官方地位，一些封印和布拉中的头衔表明他们能够做《圣经》所说他们做了的事情。”

外行人往往没有意识到，从《圣经》时代幸存下来的书面文本是多么的少。 《圣经》通过复制保存下来，但律法书、先知书、诗歌和历史书的较早抄本却很少保留下来。 与过去几个世纪出土的数百份埃及象形文字莎草纸和数千块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泥板相比，古代犹太文本的文库微不足道。

“封印和封印印模是我们发现的铭文物品的最大部分，”学者兼中间商罗伯特·多伊奇（Robert Deutsch）说，他曾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有关许多布拉的资讯。

多伊奇因在古董市场上买卖封印而受到考古学家的批评， 说这种贸易 为盗掠古物者创造了诱因，为伪造者提供了掩护。

多伊奇反驳说，忽略私人收藏的许多物品意味着将它们放逐，成为不存在。 他认为，即使它们有可疑的历史，考古学家也会从了解这些物品中受益，。

例如，在1997年，他在一本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关于有希西家王印记的封印。 这封印的来源不明，有可能是伪造的。 但在2015年，马扎尔在耶路撒冷发现了一个相同的布拉。 这一发现本身就意义重大，但那个私人拥有的布拉却提供了更多的背景。

他说，古希伯来文的例子太少了，以至于它们都必须被视为重要的例子。

仍然不是标准做法

尽管湿筛法具有明显的价值，但在以色列的各考古发掘地，其使用尚未成为标准。

斯特林曾在2008年和2009年担任TMSP的主管，并指导马卡特废墟（Khirbet el-Maqatir）和示罗废丘（Tel Shiloh）的发掘工作，他认为以色列古物管理局应该强制进行湿筛法处理。 他担心考古学家在不湿筛泥土时所遗漏的东西。 在示罗废墟，他让志愿者用湿筛法处理1980年代挖掘时留下的垃圾堆。 他们发现了五只埃及的圣甲虫（scarab），即甲虫形状的护身符。

他在以巴路山（Mount Ebal）的一个旧发掘现场做了同样的事情。 斯特林发现了一把青铜刀刃和一块可能是在咒诅仪式时用的匾。 他指出，在申命记27章中，以巴路山被描述为一座诅咒的山。

他在2020年近东考古学会会议的一次 演讲中说：“过去发掘时留下的垃圾堆含有大量的材料。 这些由于未能进行湿筛法处理而被多数发掘抛弃的材料正是能够提供新发现的那类东西。

湿法筛有可能对我们从考古遗址中发现什么起变革性影响。”

Image: 图片：照片由Gordon Govier提供

志愿者在圣殿山筛分专案中把碎片进行分类。

其他从事以色列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表示，这个过程不应该被强制要求。 这是非常劳动密集型的，并且需要大量的水。 它会需要大量的志愿者，并不是每次挖掘时都有这么多人，而大量的水在沙漠中是没有的。 有人说这种方法最好谨慎使用。

阿祖萨太平洋大学（Azusa Pacific University）圣经与宗教研究系主任罗伯特·穆林斯（Robert Mullins）说，当对一个地点的了解至关重要时，他使用湿筛法。 在他指导以色列北部的伯玛迦的亚比拉（Abel Beth Maacah，参见撒下20:14）的发掘时，对一个藏有数十个2,800年前的罐子的储藏室，该团队湿筛室内的泥土。 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得以找到留在罐子里或地板上的任何东西。

目前正在耶斯列谷地指导发掘工作的丹尼尔·马斯特（Daniel Master）说，重点是知道“在正确的情况用正确的方法”。

他说：“我倾向于认为，把使用某种特定的方法视为‘好的’发掘方式，是完全失焦。 像任何研究人员一样，考古学家需要一系列技术和工具，并且需要知道何时使用哪一样。”

但每个考古学家都知道一些故事，有些发现不是出于专业知识，而是出于偶遇、意外，或新手的运气。 吉米·哈丁（Jimmy Hardin）是内盖夫沙漠北部边缘一个名为撒梅里废墟（Khirbet Summeily）的小遗址发掘工作的共同主任。他记得几年前，一些志愿者发现了八九个粘土封印。 他们没有湿筛，布拉看起来就像周围的污垢一样，但目光敏锐的学生发现了它们。

这经常发生，足以让最有经验的考古学家怀疑他们可能错过了些什么。

哈丁说：“一旦你把这些物件挖掘出来，它就不再在那里了。 你有责任尽力把最多的资讯收集起来。”

在布拉上的资讯（现在在湿筛中很常见）特别令人信服。 它们带着古人名字的权威，印在粘土上面并保存了数千年。 有一个写着“约西亚王的仆人拿单米勒（Nathan-Melech）”。 最近的另一个发现是属于祭司音麦家族（参见代上24:14——译注）的布拉。

多伊奇说：“每个封印和封印印模都会使一个人栩栩如生， 使《圣经》内容鲜活起来。”

第三个布拉，几乎被分成两半，在一个古老的垃圾坑里被发现， 可能是说 “属于先知以赛亚”。 可是并不确定，因为可能是“先知”这个词的那处已经破损了。 没有最后的字母 aleph，谁能肯定呢？

我们很容易想像到先知将他的印记压入粘土中，触摸著那一个东西，印上他的名字。 但也许不是。 考古学可以把你带到非常接近《圣经》的世界，但仍然让你希望有人留下了签名。

戈登·戈维尔（Gordon Govier）是 Artifax 杂志的编辑，并为《今日基督教》撰写有关考古学的文章。

翻译：元鹏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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