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先知耶利米最接近的一次是當我坐在一個空的蓄水池底部的時候。 大約20年前,我被帶到耶路撒冷一個挖掘出來的蓄水池,被告知這可能就是耶利米書38:6中的那個地洞。按記載,當時四名政府官員決定不喜歡耶利米傳達的從神傳來的信息,就把這位先知送去那裡挨餓。

我坐在長凳上,抬頭看著石牆。 根據《聖經》的記載,耶利米陷在泥濘中。

但也許不是在那個地點。 誰能說就是這個蓄水池(它是在1998年被挖出來的),而不是另一個尚未被發現的蓄水池? 也許它永遠不會被發現。 我可以想像先知被困在那個地點,想知道上帝是否會拯救他。可是除非在牆上刻上“耶利米”,沒有人能確定他就在那裡。

在我去了那地方後,有人質疑那個蓄水池,懷疑它是否耶利米故事中的那個地點。 現在它並不是人們的造訪之地。

考古學可以帶你如此接近《聖經》的世界,但你仍然希望有人留下了簽名。

當人們真的找到標記時,那就是一件大事了。 事實上,在過去的幾年裡,考古學家已經發現了很多蓋在黏土上的古代封印,以色列人用它們來緊固卷軸綁繩上的結。

2005年,以色列考古學家 埃拉特·馬扎爾(Eilat Mazar) 領導對耶路撒冷最古老的區域進行發掘。 她的團隊發現了一枚印在黏土上的封印,在那粘土封印上有一個名字:示利米雅(Shelemiah)的兒子猶甲(Jehukal),就是把耶利米扔進蓄水池的人之一。

三年後,馬扎爾宣佈發現了另一枚“布拉”(bulla),即對這種粘土封印的稱謂。 在這粘土封印上也有一個名字:巴施戶珥(Pashur)的兒子基大利(Gedaliah),就是耶利米書38章故事中的另一位官員。

《聖經》中的這兩個惡棍似乎隨著這些發現而栩栩如生。 他們觸摸過這些封印,把他們的名字留下作為實物證據,在數千年後被發現。

位於德克薩斯州凱蒂市(Katy)的聖經神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所長斯科特·斯特林(Scott Stripling)說:“在發掘中,沒有什麼比發現印章或布拉更令人興奮的了。 通常,上面有部分或完整的指紋,提醒我們有關物件背後的人。 這些都是真人真事。”

粘土封印是罕見的發現,但自2005年以來它們變得越來越普遍。 它們很小,通常只有指尖的大小。 它們由粘土製成的,基本上與考古學家正在挖掘的東西一樣,這使它們很難被發現。 在我編輯的聖經考古學新聞雜誌 Artifax 的檔案中,我看到從1990年代初到2005年布拉很少被提到。

然而,從那時起,有如此多的粘土封印被發現,以至於這消息幾乎變得很平常。 其中一些發現是何等引人注目——包括一枚上有希西家王的名字,另一枚則可能屬於先知以賽亞—— 它們經常上到每年我為《今日基督教》列出的十大 聖經考古學發現 排行榜

這一變化可以追溯到濕篩法考古技術的發展。

汲淪谷(Kidron Valley)的創新

一開始是9,000噸泥土,毫不客氣地被傾倒在汲淪谷。 早在1999年,負責耶路撒冷聖殿山的穆斯林當局決定在他們認爲是神聖的地點,就是在地下的“所羅門馬廄”(stables of Solomon)那裏,建造第三座清真寺。 他們在沒有考古 監督的情況下挖掘了一個入口並移走了大量泥土。

在那個地方可能找到的歷史證據對學者和許多基督徒和猶太人來說至關重要。 但在以色列,對於祖先的說法會引起激烈的爭議,考古學也帶有政治色彩。

這種反考古學的罪行的規模令學者們感到震驚。 然而,有些人也意識到這是一個獨特的機會。 他們可以仔細查看400卡車的泥土。 這可能是在與煽動性政治保持安全距離的情況下,得以深入了解聖殿山的一種罕见方式。

以色列考古學家加布里埃爾·巴凱(Gabriel Barkay)告訴他的同事:“它已經失去了90%的科學價值, 只剩下10%。 但這遠遠超過百分之零。”

2004年,巴凱和考古學家札基·迪烏拉(Zachi Dvira)啟動了“聖殿山篩分專案”(TMSP),使用濕篩法來檢查還殘留在泥土中的東西。

這個過程是這樣操作的:把一桶泥土傾倒在一個齊腰高用木架框起來的篩子上。 一名志願者用水管噴水,迫使泥土通過篩子,讓小物品留下:陶器、石頭、骨頭、硬幣,還有其他金屬碎片、玻璃、馬賽克鑲嵌和布拉。

迪烏拉告訴CT說:“我們在頭幾天就提出了這個想法,因為很難區分天然石頭和陶片。 那是因為土壤裡充滿了灰燼...把東西都覆蓋了起來。”

迪烏拉和他的團隊很快就開發了一種可以傳授給志願者的方法。 在接下來的17年裡,超過17萬名志願者將一桶又一桶的聖殿山土料倒入篩子裡,噴走泥土,並仔細檢查一切剩下的東西。

一枚粘土封印上的名字是示利米雅的兒子猶甲,就是將耶利米扔進蓄水池去等死的官員之一,因先知預言耶路撒冷將被毀滅。
Image: 圖片:照片由埃拉特·馬扎爾(Eilat Mazar)提供

一枚粘土封印上的名字是示利米雅的兒子猶甲,就是將耶利米扔進蓄水池去等死的官員之一,因先知預言耶路撒冷將被毀滅。

他們發現了數以千計石器時代以來的文物。 已經尋找到6,000多枚猶太、伊斯蘭、羅馬和中世紀的硬幣。

另一個重要的發現:一個3,000年前所羅門時代的封印。 學者們說,這封印可能會挑戰考古學極小化義者所主張的,認為《聖經》誇大了耶路撒冷聖殿的年齡和意義的那些理論。

馬扎爾在五月去世 。在去世前十年她告訴我:“這就是為什麼考古學如此迷人。 一個故事被寫在《聖經》中,然後我們找到這些封印。 它表明這個《聖經》故事是如此準確。”

馬扎爾對濕篩法的潛力印象深刻,並開始將她監督挖掘出來的泥土送到TMSP。 2004年,志願者們就在那裡發現了這個布拉,上面寫著試圖殺死耶利米的官員的名字。

普渡大學榮退教授拉裡·米基蒂克(Larry Mykytiuk)的 研究 重點是《聖經》的歷史性。在他寫給CT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說:“封印和布拉一再被證明是《聖經》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種證據, 它們非常有價值,因為它們證實了《希伯來聖經》/《舊約》中提到的君王、大祭司和王室官員的存在和官方地位,一些封印和布拉中的頭銜表明他們能夠做《聖經》所說他們做了的事情。”

外行人往往沒有意識到,從《聖經》時代倖存下來的書面文本是多麼的少。 《聖經》通過複製保存下來,但律法書、先知書、詩歌和歷史書的較早抄本卻很少保留下來。 與過去幾個世紀出土的數百份埃及象形文字莎草紙和數千塊美索不達米亞楔形文字泥板相比,古代猶太文本的文庫微不足道。

“封印和封印印模是我們發現的銘文物品的最大部分,”學者兼中間商羅伯特·多伊奇(Robert Deutsch)說,他曾在學術期刊上發表過有關許多布拉的資訊。

多伊奇因在古董市場上買賣封印而受到考古學家的批評, 說這種貿易 為盜掠古物者創造了誘因,為偽造者提供了掩護。

多伊奇反駁說,忽略私人收藏的許多物品意味著將它們放逐,成為不存在。 他認為,即使它們有可疑的歷史,考古學家也會從了解這些物品中受益,。

例如,在1997年,他在一本學術期刊上發表了關於有希西家王印記的封印。 這封印的來源不明,有可能是偽造的。 但在2015年,馬扎爾在耶路撒冷發現了一個相同的布拉。 這一發現本身就意義重大,但那個私人擁有的布拉卻提供了更多的背景。

他說,古希伯來文的例子太少了,以至於它們都必須被視為重要的例子。

仍然不是標準做法

儘管濕篩法具有明顯的價值,但在以色列的各考古發掘地,其使用尚未成為標準。

斯特林曾在2008年和2009年擔任TMSP的主管,並指導馬卡特廢墟(Khirbet el-Maqatir)和示羅廢丘(Tel Shiloh)的發掘工作,他認為以色列古物管理局應該強制進行濕篩法處理。 他擔心考古學家在不濕篩泥土時所遺漏的東西。 在示羅廢墟,他讓志願者用濕篩法處理1980年代挖掘時留下的垃圾堆。 他們發現了五隻埃及的聖甲蟲(scarab),即甲蟲形狀的護身符。

他在以巴路山(Mount Ebal)的一個舊發掘現場做了同樣的事情。 斯特林發現了一把青銅刀刃和一塊可能是在咒詛儀式時用的匾。 他指出,在申命記27章中,以巴路山被描述為一座詛咒的山。

他在2020年近東考古學會會議的一次 演講中說:“過去發掘時留下的垃圾堆含有大量的材料。 這些由於未能進行濕篩法處理而被多數發掘拋棄的材料正是能夠提供新發現的那類東西。

濕法篩有可能對我們從考古遺址中發現什麼起變革性影響。”

志願者在聖殿山篩分專案中把碎片進行分類。
Image: 圖片:照片由Gordon Govier提供

志願者在聖殿山篩分專案中把碎片進行分類。

其他從事以色列發掘工作的考古學家表示,這個過程不應該被強制要求。 這是非常勞動密集型的,並且需要大量的水。 它會需要大量的志願者,並不是每次挖掘時都有這麼多人,而大量的水在沙漠中是沒有的。 有人說這種方法最好謹慎使用。

阿祖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聖經與宗教研究系主任羅伯特·穆林斯(Robert Mullins)說,當對一個地點的了解至關重要時,他使用濕篩法。 在他指導以色列北部的伯瑪迦的亞比拉(Abel Beth Maacah,參見撒下20:14)的發掘時,對一個藏有數十個2,800年前的罐子的儲藏室,該團隊濕篩室內的泥土。 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得以找到留在罐子裡或地板上的任何東西。

目前正在耶斯列谷地指導發掘工作的丹尼爾·馬斯特(Daniel Master)說,重點是知道“在正確的情況用正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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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我傾向於認為,把使用某種特定的方法視為‘好的’發掘方式,是完全失焦。 像任何研究人員一樣,考古學家需要一系列技術和工具,並且需要知道何時使用哪一樣。”

但每個考古學家都知道一些故事,有些發現不是出於專業知識,而是出於偶遇、意外,或新手的運氣。 吉米·哈丁(Jimmy Hardin)是內蓋夫沙漠北部邊緣一個名為撒梅里廢墟(Khirbet Summeily)的小遺址發掘工作的共同主任。他記得幾年前,一些志願者發現了八九個粘土封印。 他們沒有濕篩,布拉看起來就像周圍的污垢一樣,但目光敏銳的學生發現了它們。

這經常發生,足以讓最有經驗的考古學家懷疑他們可能錯過了些什麼。

哈丁說:“一旦你把這些物件挖掘出來,它就不再在那裡了。 你有責任盡力把最多的資訊收集起來。”

在布拉上的資訊(現在在濕篩中很常見)特別令人信服。 它們帶著古人名字的權威,印在粘土上面並保存了數千年。 有一個寫著“約西亞王的僕人拿單米勒(Nathan-Melech)”。 最近的另一個發現是屬於祭司音麥家族(參見代上24:14——譯註)的布拉。

多伊奇說:“每個封印和封印印模都會使一個人栩栩如生, 使《聖經》內容鮮活起來。”

第三個布拉,幾乎被分成兩半,在一個古老的垃圾坑裡被發現, 可能是說 “屬於先知以賽亞”。 可是並不確定,因為可能是“先知”這個詞的那處已經破損了。 沒有最後的字母 aleph,誰能肯定呢?

我們很容易想像到先知將他的印記壓入粘土中,觸摸著那一個東西,印上他的名字。 但也許不是。 考古學可以把你帶到非常接近《聖經》的世界,但仍然讓你希望有人留下了簽名。

戈登·戈維爾(Gordon Govier)是 Artifax 雜誌的編輯,並為《今日基督教》撰寫有關考古學的文章。

翻譯:元鵬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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