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和拔示巴的故事中留有很多空白。這是一段精彩的敘述,需要我們根據已知的情況得出結論。這種老練的敘事模式的缺點是,讀者可能會以不合理的假設來填補這些空白。

正如莎拉·科尼格(Sara Koenig)在《倖存者拔示巴》(Bathsheba Survives)一書中指出的,對這段經文的解讀歷史是一個有趣的案例研究,它顯明了每一代人對性的看法。

今天也不例外。

#metoo(反性侵運動)和#churchtoo(反教會內的性侵運動)的時代,這個話題在Twitter上再次掀起浪潮 (據我所知,#sbctoo——反美南浸信會內的性侵運動——引發了最近這一輪的話題。)各種人物又一次開始爭論大衛犯的是姦淫罪,而不是強姦罪,或者相反。

那些認為大衛犯了姦淫罪的人經常試圖將責任歸咎於拔示巴在公共場合沐浴,從而引誘了大衛,而那些認為大衛強姦了她的人則指出他們之間不對等的權力地位。

但問題是:我們認為“姦淫”的定義是雙方都樂意,而聖經的定義是基於男性一家之主有責任不碰鄰舍的妻子(出20:14)。

這並不意味着女人不會在性方面犯罪。然而,十誡默認是針對男人的。他們有義務為著社區的緣故而剋制自己的力量。

很難想象還有哪箇舊約故事能更準確地符合這一情境。拔示巴實際上就是大衛鄰舍的妻子,這意味着她對他來說完全是一個禁區。

而且大衛正在打仗。出於戰爭期間的慣例,她也應該是不能碰的。

我們在《撒母耳記上》21:4-5中得知,大衛禁止男人在戰爭或執行王的“任務”期間發生性行為。這條規定是為了使士兵保持宗教禮儀上的潔凈,好使他們能夠成就神的旨意。

在那個時代,人們認為戰爭是有宗教意義的。這就是為什麼烏利亞在回應大衛的傳喚時拒絕親近他的妻子。他在酒醉時比大衛清醒時表現得更加克制——為了男人的使命,也為了表示與他人團結一心。

相比之下,大衛並沒有認真對待這項任務。他沒有帶領部隊作戰。相反,他待在家裡,欺凌隔壁的“戰爭寡婦”。他侵犯了烏利亞的婚約,敘述者通過反覆稱她為“烏利亞的妻”來提醒我們這一點。

這一事件只有在大衛和拔示巴都已結婚的意義上才能稱為犯姦淫,而不是現代意義上所說的通姦。這個案例與暗嫩侵犯他同父異母的妹妹他瑪(幾章后描述)的一個區別是,後者兩人都沒有結婚。

除此之外,這兩個故事是平行的:他看到;他想要;他掠取。但是,仍然有人會問:“拔示巴沒有勾引他嗎?”

首先要注意的是,她不是在屋頂上沐浴(撒下11:2)。在屋頂上的是大衛——在傍晚,屋頂通常是一個涼爽的地方。他應該同他的部下一起打仗,但他卻在那裡,無聊至極。

為什麼她在他能看到的地方沐浴?在大衛的時代,城市裡沒有室內管道。沐浴通常都是在外面進行的。

如果拔示巴是在公共水池裡沐浴,那麼,我們很難指責她不端莊。而如果她是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沐浴,那麼這就比一般情況更私密。事實上,文本中從未提過她是赤身裸體的。

裸體不是一個明顯的推論嗎?不一定。我們在菲律賓生活了兩年,經常去一個擁擠的穆斯林社區,那裡沒有室內管道。儘管他們對端莊得體的觀念極其嚴格,那些男人和女人仍會想辦法在足夠的衣服遮蔽下(通常男人和女人都有寬大的筒裙)將自己擦洗乾淨。

對我們中的許多人來說,公共的衛生方式可能很陌生,但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區卻相當普遍。

這也不是普通的沐浴。她是在月經后按着慣例潔凈自己(撒下11:4)。這種做法表明她虔誠地遵守以色列有關潔凈的律法(也表明她還沒有懷孕,這對親子關係的問題很重要)。大衛因為她的宗教性的潔凈而產生浮想聯翩的淫慾,這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

大衛召見了她。她有選擇嗎?她的丈夫和父親都是大衛手下的士兵。沒有人能拒絕王的要求。

拔示巴在整個故事中只有一句話:“我懷了孕”。大衛將她置於一個困境之中:如果她的丈夫回來發現她懷孕了,她可能會因為犯姦淫而被石頭打死。但這種情況不是她的錯,大衛很清楚。

大衛的A計劃是把烏利亞從前線帶回家,讓他與自己的妻子發生關係。這時她還在懷孕初期,所以烏利亞日後可能會認為那是自己的孩子。當他敬虔地拒絕這樣做時,大衛就殺害了他,並將拔示巴接到宮裡。

對我來說,最關鍵的是這一點:敘述者毫不含糊地指責了大衛(撒下11:27)。先知拿單也毫不含糊地指責了大衛(撒下12:1-12)。而拔示巴從未受到責備。

是的,她失去了她的兒子,但這種失去從未被定性為是對她的懲罰。她因大衛的罪而受苦,正如頑梗的領袖總是使臣民受苦一樣。

把責任同樣程度地歸咎於拔示巴,這忽視了神是如何透過拿單評價這件事的。它忽視了大衛之城的文化,也忽視了整個章節中明確的聖經信息。

就像對每個以色列人一樣,對大衛來說,鄰舍的妻子就像一個需要保護的女兒,而不是一個可以獲得的閱歷。大衛知道拔示巴是不可得到的,但這絲毫不能阻止他。他像一個掠奪者一樣傳喚她。他已經開始相信,因為他有權力,他就可以在任何他想要的時候得到任何他想要的東西。

對我來說,故事中最令人震驚的部分是在殺害烏利亞之後,大衛告訴他的統帥,不要因這事愁悶(撒下11:25)。大衛試圖重新定義他自己的行為是可接受的。

如果大衛是其它任何一個古代近東國家的王,他的行為都不會引人注目。王可以做他們想做的任何事。但這不是任何其它國家,這是以色列。大衛的權力並不是絕對的,規則也不是他設立的,而是耶和華設立的。

先知拿單說得相當清楚,王在神面前行了惡事(撒下12:9)。他的責備完全落在了大衛身上。而大衛知道他錯了。

大衛的回答很簡單,我得罪耶和華了(第13節)。站在這個轉折路口,他沒有辯護,沒有含糊,沒有找借口。他被抓個正着。他獨自承擔責任,懺悔,並選擇了一條更好的道路前進。

換句話說,他也確認有罪的是他自己。

在默想這段經文時,我常常想,把它稱為 “大衛和拔示巴”的故事是否公平。這樣命名意味着她參與了協作,而文本中並沒有這麼說。至少,我們應該叫它 “大衛和烏利亞的妻”——或 “大衛和烏利亞”的故事,因為較量顯然是在這兩個男人之間進行的。

有關這個故事的持續爭論表明,不斷地回歸文本,關注其細節,並對我們可能遺漏或誤解的事物持開放態度是很重要的。

與他人一起閱讀對這個過程也至關重要。我們都會錯過一些東西,因為我們都身處某種社區,它塑造了我們能注意到和無法注意到的東西。有時我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就會影響我們看清眼前事物的能力。

在這種情況下,拔示巴的故事值得我們再看一看、想一想。

卡門·喬伊·艾姆斯是拜歐拉(Biola)大學的舊約副教授,也是《承受神之名:為什麼西奈仍然重要》(Bearing God’s Name: Why Sinai Still Matters, InterVarsity出版社)的作者。

翻譯:裴占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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