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徒的反堕胎理念与实践

时近正午，六月初的成都天气已经开始热起来。秋雨圣约教会的几位弟兄姐妹站在一间妇科医院门口向匆匆路过的市民发放《儿童节不要堕胎》的小册子，几位警察走过来，没收了他们的小册子，然后将他们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实施拘留。这是2013年秋雨教会的六一儿童节活动。教会的牧师王怡本来也要来跟他们站在一起的，但牧师一大早要出门去教会参加晨祷时就被几名警察堵在门口，警察后来一直在小区守着，不让牧师出门。

从2012年到2016年，每一年秋雨教会都会在儿童节走上街头开展这样的反堕胎活动，以及在不同的时间举办反堕胎公益讲座。他们的反堕胎讲座也同样遭到警方骚扰，讲员被堵在家中，或警察涌进讲座地点阻止演讲。2016年以后，政府的打压似乎最终奏效了，网上不再有这类活动的消息。2018年底，王怡牧师被捕入狱，秋雨圣约教会被禁止聚会。而如今中国政府也已经改变“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反而为了提高低迷的生育率，开始鼓励大家多生孩子。

2022年5月2日，美国媒体报道了从最高法院泄露出来的一份草稿文件，预示高院可能在近期推翻“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判决。这条新闻在美国激起轩然大波，处于“文化战争”两边的人——反对堕胎的“维护生命”（pro-life）人士和支持堕胎权的 “维护选择权”（pro-choice）人士——都有强烈的反响，堕胎与反堕胎的问题再次在美国成为话题热点。

而此刻也离今年的中国的六一儿童节的日子很近了，不由让人联想到中国基督徒在中国如何持守和实践维护生命的信念的问题。中美的大环境和中美基督徒的文化处境显然是非常不同的，中国基督徒今天所处的大环境跟十年前也有很大不同。中国的基督徒如何看待基于维护生命的理念而反堕胎的立场和实践？对过去的一些做法有什么样的肯定与反思？对新的大环境之下基督徒应该怎么做有什么样的想法？带着这些问题，CT亚洲编辑采访了数位在中国和海外的牧师和基督徒姐妹。以下是他们的部分回应。

维护生命符合圣经真理

接受采访的中国基督徒无一例外都是持维护生命、反对堕胎的立场的。他们都同意秋雨教会在《儿童节不要堕胎》中所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上帝所造的，也是属于祂的”，因此“没有人有权利可以谋杀上帝所创造的（生命）”，胎儿从受孕开始就是人，因此“不可杀人”的诫命“应用在堕胎的事上……就等于‘不可堕胎’”。他们也认同成都的基督徒在《儿童节不要堕胎》中向政府、医院和市民提出的四条反对和倡议：（1）反对在户外、媒体、学校、公车上的人工流产广告；（2）反对在没有父母双方陪伴时，对未成年人施行堕胎手术；（3）主张医院必须告知堕胎者，堕胎以外的选择，及堕胎有可能的一切危害；（4）倡议在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停止一切堕胎手术，纪念在母腹中的胎儿。在大多数中国基督徒看来，这样的呼吁是符合圣经及有理、有节、也有爱心的。秋雨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道德勇气值得基督徒钦佩。

现住成都、多年参与女性关怀事工的基督徒小鱼姐妹（因为安全的原因，本文中人在中国的牧师和基督徒，除王怡以外，都使用了化名）说，虽然海外的报道往往只提秋雨这一间教会，但发放“不要堕胎”小册子等项活动是跨教会的事工，还有多间其他教会参与。她说：“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这样的事工是福音美好的见证，也是上帝赋予中国基督徒美好的使命之一。这项事工持续的这些年来，尽管力量微小，但依然挽救了很多胎儿的生命，有些堕胎者并因此而听闻福音，甚至受洗归主。”

从海外留学回到深圳的陆思姐妹也认为基督徒出于维护生命而反堕胎的见证不但符合圣经真理，而且有益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基督徒，对生命以及生命的主权是缺乏基本认识的。当大多数人都习惯对生命轻易舍弃的时候，维护生命的声音是珍贵的。”而尤其因为像成都基督徒那样的公开行动是“凤毛麟角”，就更显出其珍贵。

维护生命行动的缺陷和盲区

尽管中国和海外华人基督徒在信念上都认同维护生命、反对堕胎，但对于一些中国教会过去的反堕胎活动的具体做法，还是存在不同的看法。芝加哥新生命教会国语堂沙龙牧师说：“我敬佩秋雨之福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艰难的环境中为着他们所坚持的信仰价值所付出的行动，但我并不赞同这样的策略。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说，当一个年轻人在马路上收到传单而犹豫是否要堕胎的时候，这个对话发生的就太晚了。在牧养教会的几年里，我曾许多次和教会里和教会外的女性谈论过这个问题，而每次都让我觉得如果教会能早点做些什么，或许我们就不必讨论这件残酷且有罪的事情。”

沙龙牧师提醒中国基督徒，美国基督徒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维护生命应该有整全的策略：“在美国，教会为反对堕胎的立法做出了许多努力，但教会是否真的能支持缺乏社会资源的女性把孩子生下来？当她们在独自面对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所需要经历的各种艰难和绝望的时候，教会在哪里呢？我们能为她们做什么呢？”

小鱼姐妹过去多年参与帮助和关怀堕胎人士的事工，她说，作为一名关怀者，在关怀的过程中，不仅是需要用福音给予属灵的帮助和鼓励，还需要切实地帮助没有堕胎的妇女解决后顾之忧，比如，孩子生下来，如果妈妈没有能力抚养孩子，关怀者就需要帮助妈妈找到孩子合宜的安置方法。

在上海牧养一间城市教会的胡越牧师也认为，中国教会在鼓励基督徒不堕胎的同时，似乎缺少了一同承担抚养责任的决心和行动。教会不应该让个体家庭肚子面对不堕胎的结果，而应该是“让孩子生下来，教会一起养”。圣经教导教会有照顾孤儿寡妇的责任，教会作为信徒的“家”理应为不堕胎的家庭提供系统性支持。另外，胡牧师也提醒中国基督徒，“我们在反堕胎的宣传中可能过度放大了政策带来的影响，强调了系统性的罪，而忽略了个人性的罪——让人产生错觉：计划生育政策是邪恶的，而个人性的堕胎是无奈的。”

在中美不同的处境中维护生命

说到中美处境的不同，陆思姐妹认为中国常常是把“宗教问题政治化”——基督徒为了持守真理而倡导任何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和政策的价值观，容易被扣上“反党不爱国”的帽子；而美国常常是“政治问题宗教化”，当基督徒倡导的价值观跟世俗的主流思想冲突时，就会被扣上“神权统治”的帽子。

中国某地家庭教会牧师始明指出，在中国基督徒当中，堕胎议题的争辩并不围绕着“生命权”和“选择权”，而是围绕着保护生命和顺服政府。前者强调基督徒应该像出埃及记中的收生婆一样，不顺服法老的“计划生育”，而顺服神对生命的看重；后者则认为，计划生育制度并不是不让基督徒聚会，因此只要传福音、建立教会这些基本权利没有被打扰，基督徒就应当顺服。不过在中国的城市教会中，基本没有后一种思路的教会或基督徒，而这很有可能是受美国反堕胎的保守派基督徒的影响所致。

胡牧师则认为，反堕胎在中国的语境中是对计划生育制度或重男轻女文化的一种对抗，而在美国的语境中，已经上升到了对人权的解释了。但在本质上两者还是有相同之处，因为两者都是神的形象更重要，还是人的需要更重要的问题。

在中国的新形势下维护生命

陆思姐妹认为中国政府从“只生一个”到“鼓励生育”的政策改变为基督徒的维护生命的见证提出新的不同的挑战：“现在的多胎政策，是因为老龄化日益严重，劳动力断崖式下降。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年轻人都选择不结婚、不生育，一是生孩子成本太高；二是教育太卷；三是对婚姻没信心，觉得婚姻制度无意义。所以基督徒倡导的结婚、生育，一不小心又变成跟政府倡导的政策不谋而合了。这反而导致一些反感鼓励生育政策的年轻人对于基督徒的价值观产生抗拒心理。”

胡牧师提醒，鼓励多生的政策其实也是一种“计划生育”。始明牧师的担忧是，中国人民已经普遍接受了“政府有权管理生育”这一预设，这种思路仍然会在基督徒当中有其市场，但这是一种需要被更新的文化影响。

沙龙牧师指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过程缺乏连贯的道德价值，过去为了控制人口惩罚超生甚至强制堕胎，现在为了经济和政治利益又提出一些“反堕胎政策”。这种操控公民的生育选择的做法没有让人感受到政府对于生命的尊重，反而令人觉得十分功利主义。而且从国家立法和政策层面上禁止堕胎，也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一代人不愿意生孩子的问题。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在“只生一个”的政策终止之后，中国仍然会有很多因为各种原因堕胎的女性。沙龙牧师特别提醒，中国基督徒在实践维护生命的信念时，除了需要道德勇气，还需要有见证基督大爱的同情心、同理心和真实的爱心。

沙龙牧师有一个亲身的经历。在一次Clubhouse“房间”的公开音频聊天当中，一个曾今因为孩子健康原因而选择堕胎的年轻女性伤心的质问他，现在的教会还能为她，和像她这样的女性做些什么？沙龙牧师轻声回答她，“作为教会的牧者，我的信仰，我的呼召都无法支持您和其她人选择堕胎。但即便不支持，不代表不陪伴。如果您在我的教会里，我们一定会陪伴您到最后。求主帮助我们。”

Sean Cheng是《今日基督教》（CT）亚洲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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