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記者的身份使我成為更好的基督徒

我經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是：“同時做一個基督徒和記者很難嗎？”

每當我和年輕人談起我的工作時，這個問題幾乎每次都會出現。 我一直認為這很奇怪。 我在一個非宗派的福音派教會的環境里長大，所以我知道這個問題反映了對外部世界的假設。 但我仍然不能完全確定為什麼這個問題讓我如此煩惱。

許多保守基督徒被告知媒體是邪惡的——幾乎和民主黨人一樣壞，甚至可能更壞。 這就是我成長的環境。 就像好萊塢和大學一樣，我被教導說媒體是世俗的、無神的自由主義者；他們憎恨我們和我們的價值觀。

有時，它來自於教會的某位講員。 更多時候，它來自主導福音派文化的媒介和信息傳遞中心。 保守派談話類廣播節目是這種媒介之一。 但我也從“家庭研究委員會”（Family Research Council）、“關注家庭”（Focus on the Family）、基督教聯盟（the Christian Coalition）等保守派政治組織那裡聽到這種說法。 我還能從“少年狂熱”（Teen Mania）會議等地方聽到，在那裡我被基督“充滿”，並報名參加海外宣教活動。

因此，當孩子們問我兼顧基督徒和記者身份是否很難時，我理解他們的腦中的圖景是怎樣的。 他們想象我工作的環境充斥着放蕩不羈的無神論者，他們吸食大量毒品，發生大量醉酒性行為，閱讀無神論宣傳品。

當最近當選的美國眾議員麥迪遜·考特恩（Madison Cawthorn，北卡共和黨籍眾議員）講述關於群交狂歡和可卡因的故事時，雖然這些故事後來被否認了，他似乎也是基於與他年齡相仿的向我提問的學生那樣類似的假設。

現在保守派基督徒對媒體的敵意比我成長過程時要多得多。 我自己的一些家庭成員告訴我，我應該為自己的工作感到羞愧。 事實上，大多數人不喜歡媒體，而這對社會是不利的。 媒體對此也有一定的責任，正如我最近為 雅虎新聞所寫到的。

但在從事新聞工作20年後，我的基督教信仰卻因為這份工作而更加深刻和堅定。 當我在撰寫一本關於如何作為福音派基督徒成長，然後成為主流記者歷程的書時，有一件事對我來說越來越清楚：作為一名記者，實際上幫助我成為更好的基督徒。

新聞工作增強了我性格中許多最崇高、最體現基督信仰的特質。 我在如何辨別真偽方面接受了二十年的訓練，更為重要的是，當沒有簡單的答案或解決方案時，我學會了該如何辨別。 我接受的訓練讓我明白在追求真理的歷程中，不應考慮會得罪誰。

我也得到了一種謙卑感，關於什麼是我們能確認的知識，以及我們經常需要承認我們的觀點是有限和不完整的。 這有時被稱為“認識論上的謙虛”(epistemological modest)，這是我們的話語中異常需要的一種品質。

許多“危機掮客”樂於假裝認為解決我們國家所面臨挑戰的答案是很簡單的。 它使這些自稱是領導人的人能夠通過社交媒體上的點贊及其追隨者、黃金時段電視的觀眾或談話電台的聽眾為建立起自己的小型帝國。 他們使人們陷入憤怒和恐懼的狂熱之中，並因此獲得大量收入。

此外，我還體驗到了專業知識帶來的不可思議的好處。 記者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找到貨真價實的專家，將他們與那些自稱有見解的人分離出來——與他們充分交流，然後為讀者解讀他們的專業知識。 其效果是變革性的。 一組事實可能看起來是單向的，或者是單一的，直到人們與專家交談。

從很小的時候起，我就意識到基督教是一種相信真理的信仰。 我一直喜歡耶穌堅持真理的方式。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基督說（約14:6）。 在另一處，他承諾他的靈會“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的真理”（16:13）。

當他即將被處死時，耶穌對本丟·彼拉多說：“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間，來到世間，特為給真理作見證”（18:37）。 在其他地方，基督說，“真理會使你們自由”（8:32）。

但是，當今世界有許多限制，使大多數人更難追求真理——然而，記者身份使我有能力這樣做。

大多數人對世界的觀點基於他們與哪些群體相處，以及他們是哪些群體的一部分。 他們所屬的群體塑造了他們的身份：他們的家庭、他們的教會或親和團體、他們的政黨、他們的職業。 更重要的是，他們身處的團體定義了他們自認所處的世界。

一個人的世界觀和“故事”會過濾他們願意接受的信息和拒絕的信息。

無論你在哪個團體中，它都會因為你相信或說出“錯誤”的信息而懲罰你，並因為支持他們認可的事務而獎勵你。 這個問題在所有群體中都存在，包括主流新聞業。 主流媒體的大多數記者都生活在政治上偏左的地方，因此他們要麼是在這種觀點下成長的，要麼是或多或少受到這種觀點的影響。

然而，新聞業是為數不多的另類之一，在這樣的圈子裡，反對自己的群體，反對自己文化中的群體思維，通常是被鼓勵和獎勵的。 不同聲音在媒體業的價值比在其他社會群落里高得多。

還有其他像這樣的領域，屬於專業協會的人持有前中央情報局局長邁克爾·海登（Michael Hayden）所說的“啟蒙價值觀：收集、評估和分析信息，然後傳播結論，以供使用、研究或反駁”。

喬納森·勞奇在（Jonathan Rauch）《知識的憲法》一書中指出，除了新聞業之外，學術、科學、研究、統計分析、監管和法律等領域都提升了這些價值。

我的職業生涯不缺乏變化。 我為一家保守派報紙《華盛頓時報》(The Washington Times)工作了八年時間。 然後我花了一年半的時間幫助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創辦《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Caller）。 其後我在自由派網站《赫芬頓郵報》工作。 在過去的七年多時間裡，我一直為“雅虎新聞”工作。

我在《華盛頓時報》的階段為我的職業生涯定下了基調。 該報紙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由業主和高層編輯設定的制度性偏見。 但是，我們這些報道新聞的人都堅定不移地遵循事實。

在我從事新聞工作的20年中，我一直遵循這一原則，關鍵是：總體而言，這個行業對這種追求給予認可。

我可以自由地傾聽、考慮、贊成或反對，並在每個問題上遵循證據所指向的任何方向。 在這方面，我覺得我遵循着基督教的方向——一個與意識形態或團體成員之爭不同的方向。

正如馬丁·路德·金所說，這是因為基督徒應該在這個世界上始終有一個先知性的存在，而不是受制於任何權力或權威或政黨。

金說：“必須提醒教會，它不是要成為國家的主人或僕人，而是要成為國家的良知。 它必須是國家的指導者和批評者，而不是它的工具。 如果教會是體制的工具，它就無法在午夜為人提供哪怕是一點麵包。”

但是，如果我們不首先成為我們所屬的哪個政黨的良知，基督徒就不能成為國家的良知。 我們的任務很艱巨，既要屬於政黨，通過這些機構為國家的利益而努力，又要站在這些政黨之外，時常批評它們的弱點、錯誤和腐敗。

一個人越是與政治權力、黨派和團體保持距離，越能自由地追求真理的方向。 人們越是追求真理，就越能看到意識形態爭執的各方都有許多有價值的建設性批評。

這就是一隻腳站在人的國度里，另一隻腳站在神的國度里的意思：成為藝術家藤村誠所說的“邊界遊走者”。

基督徒應該跨越許多界限。 他們應該屬於政黨，但站在政黨之外。 他們有時甚至應該在不同的黨派之間遊走，但絕不是堅定不移地效忠於任何一方。 他們應該深深地投入到為這個國家和這個世界的利益而工作中，同時記住他們的歸宿在天上，他們的希望在基督里，無論發生什麼。

通過跨越不同的邊界來增加理解和拆穿謊言，特別是那些源於簡化主義漫畫和誤導性混淆的謊言，基督徒可以響應呼聲，成為真理、細微差別和治癒的代理人，參與文化關懷而不是文化戰爭。

喬恩·沃德（Jon Ward）是“雅虎新聞”的首席國內新聞記者， 著有《卡梅洛的終結》（Camelot’s End），並《漫長的遊戲》播客。 他的第二本書《見證》（Testimony）是一個關於成長為福音派，然後成為主流記者的故事，將於2023年4月由布拉佐斯出版社（Brazos Press）出版。

翻譯：葉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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