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新墨西哥州德明市第一長老會(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of Deming)不得不更換懸挂在其鐘樓上的繩子。 經過75年的正常使用,它終於壞了。 這幢普埃布洛(Pueblo)傳教士風格的建築建成於1941年。從那以來,鐘聲一直在回蕩,而教堂本身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更久遠的20世紀初。

沒有什麼東西像鐘聲一樣經久不衰。 今天,教堂建築原有的土坯牆被白色鑲板和粉藍色的屋頂所覆蓋。 在前面,通往入口的台階已經被替換成了一個輪椅坡道。 曾經有一段時間,會眾幾乎坐滿了可容200人的會堂。 在最近的一個周日,只有五個人出席。

“這是有史以來最低的一次,”麗芙·約翰遜(Liv Johnson)說。 在第一長老會擔任秘書的三十年裡,約翰遜目睹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慢慢離開。 “我初到時,平均出席率——因為我必須做那個報告——是82,”她說。 “我記得有35個孩子上主日學,而現在我們一個也沒有了。”

儘管如此,約翰遜並不絕望。 她認為強大、穩定的領導層可以扭轉局面。 但最近,這樣的領導層很難出現了。

2018年,第一長老會的牧師亞當·索利斯(Adam Soliz)在與肺癌的短暫鬥爭後去世了。 新冠疫情當中,教會人數減少,一位新的年輕牧師接管了教會。 這位新牧師重新考慮了他的職業軌跡,並在2021年8月離開,接受了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

不幸的是,更換一位牧師遠比更換一根鈴繩難多了。 而且時間越長,成本越高。

為了完成每月的預算,教會急忙尋找一個家庭來租用教會的牧師住所。 “我必須充當房東的角色。 我甚至還講過道,”工作人員中唯一剩下的約翰遜說。 在客座講員的幫助下,他們每周都有講道。 但許多以前的會眾說,在教會找到長期的牧師之前,他們不會再來。

去年秋天,新墨西哥州拉斯克魯塞斯長老會的首席執事戴爾·庫克(Dale Cook)驅車60英里來到德明市,在這個教堂講道。 他們喜歡他,問他是否會考慮定期講道。

庫克現在正努力成為德明第一長老會的委任平信徒牧師(commissioned lay pastor)。 他相信上帝從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已經在為這個角色做準備。 “我在一個美南浸信會牧師的家庭長大。 父親是家庭使命委員會(Home Mission Board)的成員,到處去建立小教會,並重建失去所有會眾的老教會,”他說。

庫克計劃進行兼職事工,這樣他就可以搬進教會的牧師住所,交租金,親力親為地支持教會的工作。 “有人告訴我,‘如果你搬到那裡,你就會住在教堂的隔壁。你就會一周七天,每天24小時隨時待命。’ 我說,‘好吧,反正我一直認為牧師就是這樣的。’”

第一長老會為尋找和留住牧師所做的努力在美國各地的小教會中並不罕見。 據許多專家稱,隨着全國可能出現的牧師辭職潮,它們可能變得更加普遍。

在“2022年教會十大趨勢”中,作家兼研究員托姆·雷納(Thom Rainer)預測了迫在眉睫的牧師短缺問題:“牧師的離職率將增加20%。 大量的辭職將對牧師造成嚴重打擊。” 而在2021年9月,作家兼牧師戴恩·奧特倫(Dane Ortlund)在推特上說:“2022年將出現牧師辭職潮。”

如果他們是對的,那麼領導短缺的教會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而且很少有戴爾·庫克這樣的人來救場。 全國性的牧師短缺可能會敲響許多小型教會的喪鐘。

但對牧師就業數據的深入研究表明,雖然從《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到處都在講述牧師大規模辭職的故事,但我們有理由懷疑,大規模的牧師離職是否真的即將發生。 我們也有理由認為,未來更有可能出現的另一種情況——牧師 辭職——可能更令人擔憂。

“大規模辭職的時期即將到來,”德克薩斯農工大學教授安東尼·克洛茨(Anthony Klotz)在2021年5月彭博社的一篇關於美國工人的文章中警告說。 “當不確定時,人們傾向於留在原地,所以過去一年中有許多本應發生的辭職實際上並未發生。”

沒過多久,這個辭呈的閘門就打開了。 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BLS)的數據,2021年4月離開現工作崗位的美國人比有記錄以來的任何月份都多。 辭職大潮似乎單槍匹馬地佔據了新聞的中心,勢頭迅猛。進入夏季后,在11月達到450萬人辭職的高峰。

這些辭職對一些行業的打擊比其他行業更大。 衛生保健部門損失了數十萬名員工,並陷入尚未恢復的危機中。 許多離開的護士都沒有回頭。

Image: Illustration by Dadu Shin

美國的牧師比護士少得多,但有人預計教牧崗位也會出現類似的離職情況。 正如《今日基督教》所報道,2021年10月巴納集團(Barna Group)的一項調查顯示,38%的新教牧師在那一年認真考慮過退出全職事奉——比巴納在同年1月詢問同樣問題時多出近三分之一。

乍一看,這與我們在美國各地看到的情況相吻合。 雅虎財經/哈里斯(Harris)民意調查公司去年的一項調查發現,37%的美國工人“正在考慮離開他們目前的工作,或者已經在準備搬家”。

但是,辭職大潮比它的名字所暗示的更複雜。 把它更多地看作一次大洗牌吧。 德里克·湯普森(Derek Thompson)在《大西洋月刊》雜誌的一篇文章中寫道:“辭職人數的增加主要是由於低薪工人轉而從事更好的工作,這些行業正在提高工資以儘快吸引新員工。”

儘管酒店和餐館的離職率高於歷史水平,但去年住宿和食品服務部門的僱員人數增長了200萬。 這是一個求職者的市場,但我們在醫療保健領域看到的巨大的工人短缺是辭職大潮中的一個例外

雖然護士短缺有據可查,但沒有那麼多證據表明牧師正在成群結隊地離開事工——至少目前如此。

杜克大學的艾莉森·哈姆(Allison K. Hamm)和大衛·伊格爾(David E. Eagle)去年對現有的牧師流失數據進行了非常徹底的調查,得出結論:“最佳估計表明,美國新教各教派的年流失率一般在1%-2%左右,偶爾會出現特定的異常情況。”

這與2015年Lifeway Research的一項研究相吻合,該研究發現福音派和黑人新教主任牧師的年減員率為1.3%。 因此,如果我們要尋找任何牧師離職率的高點,每年1%或2%的自然減員是一個合理的基線,可以從這裡開始。

“有一天,我正向教堂走去,我感覺到我體內有什麼東西斷了,就像一根橡皮筋被拉得太長。”
喬納森·多德森

要了解過去兩年對牧師就業的影響,請考慮美國勞工統計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BLS)的神職人員數據。 自2011年以來,它對2020年全國神職人員就業的估計首次下降,從2019年的53180人降至52260人。 2021年再次下降到50790。 不過,我們應該謹慎地看待這些數字。 2020年,僅南方浸信會就有47,592個教會,所以BLS只衡量了美國所有神職人員的一小部分。

在一個顯示未來十年就業預測的全國就業模型中,BLS就2020年的神職人員就業總數使用了一個更現實的數字:260600,高於前一年的243900。 他們預測,在2020年和2030年之間,增長率將比平均水平慢3%,但這遠遠不是短缺。

一個更可靠的衡量標準來自2021年Lifeway Research的研究,該研究印證了2015年的研究。 研究發現,在過去十年中,每年只有1.5%的福音派和黑人新教主任牧師離開牧師崗位——與2015年的研究相比,統計學上的增長並不明顯,而且完全在預期的減員率之內。

“通常情況下,當牧師離開教會時——如果那裡的情況真的很糟糕——他們就會進入另一個牧師角色,”Lifeway研究機構的執行董事斯科特·麥康奈爾(Scott McConnell)說。 “而這仍然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情況。”

斯科特·杜馬(Scott Thumma)和哈特福德宗教研究所(Hartford Institute for Religion Research)在2021年夏天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雖然37%的牧師在過去一年中認真考慮過離開事工(與巴納的調查結果相似),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只在異常沮喪的短暫時刻有過一兩次這樣的念頭。 杜馬總結說:“總的來說,我們的數據只是沒有提供太多的證據表明神職人員即將大規模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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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我們有理由相信,主任牧師們比平時更不願意離開他們的教會。 牧師搜尋公司Vanderbloemen的前客戶關係副總裁莎拉·羅賓斯(Sarah Robins)說,在過去兩年裡,該公司一直在努力尋找願意考慮其他事工職位的主任牧師候選人。 羅賓斯說:“在目前的情況下離開他們的教會,這個想法對他們來說太過沉重。”

丹佛神學院事工學博士(DMin)項目助理主任安吉·沃德(Angie Ward)也在她的學生中看到了過渡期的猶豫,其中許多人是在職的主任牧師或教會唯一的牧師。 “人們沒有大的改變,無論是開始上學還是去不同的教會。 他們不覺得自己的境況足夠穩定,讓他們可以離開,”她說, “在我的學生中,更多的人在說,‘我現在不能讀事工學博士,因為我需要和我的會眾一起鑽研。’”

當涉及到事工的整體就業情況時,較少的入職和較多的離職一樣,都能造成較低的數字。 在屬於神學院協會(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Schools,ATS)的新教和非教派神學院中,2020-21學年的道學碩士(MDiv)招生人數略有下降。 但這並不新鮮——自2013年以來,道學碩士的新生入學率幾乎每年都呈下降趨勢。

在畢業的學生人數上出現了更明顯的滑坡。 2020-21年度,美國ATS學校的道學碩士和總學位完成率都有所下滑,只有普通神學學位有小幅增長。 有可能一些學生在完成他們的課程之前,正在等待,觀察疫情的進展。

儘管我們還沒有看到教牧人員流失的急劇增加,許多人認為它仍然會到來。 肖恩·內梅斯克(Sean Nemecek)擔任西密歇根州“Pastor-in-Residence”事工的區域主管,他在那裡服務那些被教會解僱的牧師。 他正在為未來一兩年內的牧師離職潮做好準備,並注意到他與所指導的牧師的對話發生了改變。

“在整個文化中,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人說他們希望僱主能夠善待他們。 公平的薪酬和休息時間。 靈活性和在家工作。”內梅斯克說, “許多牧師都對我說了同樣的事情:他們厭倦了報酬低得可憐的生活,或者不得不做第二份工作來支持事工。”

如果泡沫在今年晚些時候或明年真的破裂,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三個人群上:處於職業生涯早期的牧師,接近退休的牧師,以及兼職牧師。

輕、剛入行的牧師經常被告知,頭五年的事奉將淘汰那些心裡另有所圖的人。 有些人認為五年的減員率高達85%。 但大多數可靠的研究估計這個數字實際上在1%到16%之間。 (與之相比,44%的公立和私立學校新教師在第五年結束前就離開了教育界。)

儘管如此,過去兩年對年輕牧師的衝擊比對老資歷牧師更大。 巴納發現,45歲以下的牧師(46%)比45歲以上的牧師(34%)更有可能考慮退出全職事奉。 而在2021年Lifeway Research的調查中,18-44歲的牧師比65歲以上的牧師更有可能同意 “作為一個牧師的角色經常被壓垮”,“我經常和教會裡的人慪氣”,以及他們的會眾經歷過政治上的衝突。

作為其博士研究的一部分,聯合浸信會(Union Baptist Church)的主任牧師普林斯·拉尼·里弗斯(Prince Raney Rivers)研究了北卡羅來納州非裔美國浸信會牧師在疫情后的過度疲勞(burnout)。

他說:“我感到驚訝的是,年輕的牧師——那些40歲以下的牧師——在研究中比年長的牧師報告了更多的憤世嫉俗和更大的人格解體(depersonalization)的感覺。” “一定的精神損耗是會有的,所以如果你能幹到60或65歲,那麼你已經解決了這些問題,你有內在的韌性。 也許年輕的牧者對在會眾中實現變革所需的時間沒有那麼多耐心。 如果你認為你要在兩年內拯救世界,而每個人都要花七年時間才知道需要拯救什麼,這將是一個真正的挑戰。”

里弗斯繼續說:“我發現,特別是年輕的神職人員,他們有更多的行動主義心態,可能覺得被引導去向這種行動主義靠攏,但這可能並不是他們的會眾當時準備前進的方向。 這使一些神職人員說,‘你知道嗎,我想我發現在教會之外使用恩賜、才能和呼召會更有生命力,因為我受到壓力,不能從教會內部做某些事情。’”

但是年輕的牧師並不是唯一被裡弗斯認定為站在過度疲勞和辭職邊緣的人。

他說:“我有幾個朋友最近告訴我,他們的退休時間要比他們預期的早得多。”

至此,美國牧師的老齡化已是一個公認現象。 嬰兒潮一代(即1946到1964出生的美國人——譯者注 )在牧師崗位上呆的時間比預期的要長,我們應該期待看到,隨着他們最終從領導崗位上過渡下來,退休人數會自然上升。 但過去兩年的壓力可能導致許多人提前退休。

羅賓斯回憶起更多在Vanderbloemen公司與這一代牧師的交談,他們比預期的更早結束了工作。

她尤其記得一位60歲出頭的牧師。 “他在領導那個教會時已經非常疲憊了,”羅賓斯說, “他有幾個董事會成員說,‘你需要在佈道台上支持特朗普。’他說,‘這不是我作為牧師的工作。’他們說,‘好吧,那我們就離開你的教會。’他有一屋子愛他的長老,但他實在是太累了。”

在2015年和2021年Lifeway Research兩次調查之間,在過去十年中退休的牧師人數從17%上升到20%。 “這在誤差範圍內。 但我們確實看到它開始開始緩慢上升,”麥康奈爾說, “每四到五名新教牧師中就有一名達到退休年齡。 如果在某一年所有適齡人士都決定退休,這將會產生一個無法填補的巨大漏洞。”

隨着辭職大潮在其它行業創造了工作機會,一些專家認為,擁有第二份“織帳篷”式工作(tentmaking,即像使徒保羅一樣,用別的工作支持自己的事工——譯者注)的牧師也更有可能在下一年離開事工,因為他們已經有一隻腳踏出了事工的圈子。

“我指導的一些牧師是雙職的,”內梅斯克說,“我聽到的一件事是,‘也許我應該從教會中抽出一點時間,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的另一份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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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雙職牧師既要長時間從事全職工作,又要牧養會眾,那麼他們過度疲勞的風險就會高於平均水平。 費城主顯團契教會(Epiphany Fellowship Church)的家庭生活牧師柯蒂斯·鄧拉普(Curtis Dunlap)說,全職職位在像他們這樣的黑人為主的教會中並不多見。 他說:“我認識的在城市中為有色人種服務的牧師,絕大多數都是雙職的。”

鄧拉普指出,雙職牧師更難安排假期或安息日。 他說:“像我這樣的全職牧師有更大的靈活性來控制我們的日程安排。 有時在教會文化中,如果主任牧師不講道,很多人就不會出現。 這是一個很大的壓力——特別是在一個較小的教會中,你必須考慮這將如何影響每周的奉獻,特別是在奉獻數目本已下降的夏天。”

若不加以解決,過度疲勞、灰心和情緒倦怠會對牧師和會眾造成破壞。 去年考慮退出全職事奉的38%的牧師,即使大多數人從未真正離開,我們仍然應該問,為什麼這個數字在2021年上升得如此之快。 也許我們最關心的不應該是空蕩蕩的講壇,而是站在講壇上空虛的牧師。

納森·多德森(Jonathan Dodson)用一個詞來形容他在過去兩年中的事奉經歷:痛苦。

“我多次想過退出,”他說, “把我放在那38%里。”

上帝在多德森七歲的時候就吸引了他的心。 他閱讀傳教士的傳記,並在傳教士來鎮上時嘗試與他們見面。 他說:“主用這樣的方式,用祂的主權在我心中播種下了傳教精神。” 成年後,多德森在德克薩斯州奧斯汀的中心地帶建立了城市生活教會(City Life Church)。

但是,在疫情之前的幾年裡,多德森的事工熱情受到了一系列苦難事件的打擊,首先是一次特別痛苦的會面。 在 社交距離新冠病毒 等術語進入美國人的詞彙之前,多德森與一對50多歲的夫婦坐下來,他們在教會擔任導師(mentor)。這對夫婦與他聯繫,表示他們不再相信三位一體。

在那次會面中,多德森多年來所認識的熱情、熱愛《聖經》的人變得冰冷無比。 “當我要求禱告時,”多德森說,“他匕首般的目光似乎要把我釘在牆上。” 這對夫婦在互聯網上認識了一個拉比,其目的是唆使基督徒脫離信仰。 “他們吞下了它的鉤、線和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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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與脫教者一系列對話中的第一次。 “那是最糟糕的事情之一——牧師們看到他們所愛的人放棄基督,”多德森說, “這真是令人心碎。”

然後是新冠疫情的隔離,這進一步打擊了他的精神。 他說:“周復一周,你是在對着一個冰冷、黑暗的攝像機說教,而不是對着面前活生生、跳動的心。”

2020年總統大選后,多德森看到政治上左傾會眾的批評有所增加。 “我們是一個以福音為中心的教會,”他說, “我們關心正義,關心種族正義。 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在這方面的表達一直在增多,但這群人變得高度挑剔。 有很多批評意見。 三頁的電子郵件。 憤怒。 ‘你為什麼不做這個?’‘你為什麼不做那個?’然後人們開始離開教會。”

隨着疫情似乎消退,城市生活教會又開始線下聚會,一絲希望出現了。 但後來,德爾塔變體出現了。 這一次,批評來自右派,目標是口罩。

“我們在市中心租了一個場地。 我們已經在那裡呆了10年,我們必須遵守他們的政策,”多德森說, “我們收到了認識了10年的人發來的奇怪的電子郵件。 我主持過他們孩子的奉獻禮。 我指導過他們,與他們一起走過困難的時期,然後噗通一聲:‘如果我們必須戴上口罩,我們就離開。’”

“在過去的兩年裡,這種對抗的密度讓人消沉、疲憊,”他說, “對全國各地的牧師來說,真正困難的事情之一,是我們的角色在人際關係中往往被看作可有可無。 當牧師給我們提供需要或想要的東西時,我們很重視他們;但當我們認為自己需要別的東西時,突然間他們就變得沒有人的價值了。 他們是一種可以退訂的宗教商品。”

“有一天,我正向教堂走去,”多德森說,“我感覺到我體內有什麼東西斷了,就像一根橡皮筋被拉得太長。 我開始在感情上與教會脫鉤。 就像儲蓄已經消失殆盡了一樣。 一想到要走進一個房間,滿是需要我負責的基督徒,我就覺得很痛苦。 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經歷。”

沮喪和離開事工的想法在牧師的生命中並不少見。 查爾斯·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將它們描述為”牧師的昏厥”。 他寫道:“沒有必要通過引用知名牧師的傳記來證明,大多數人都經歷過可怕的挫折——即使不是所有人都如此。”

尤金·彼得森(Eugene Peterson)回顧他在基督吾王長老會(Christ Our King Presbyterian Church)的牧師生涯時說道,“自從我到這裡以來,我可以想到的就有三次準備離開。” 其中一次,彼得森在路上,去安慰一個死於車禍的婦女的家人。他想:“主啊,我做不了。 我不想再做牧師了。 我真的不能再進入那種深深的痛苦了。 或者,如果我能,我也不想。 我真的不想再這樣做了。”

不過,我們目前情況的不尋常之處,是在整個美國,在不同的人群和教派中,同時有大量的牧師想要離開事工。

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否所有這些牧師都真的會跳槽,其重要性不如理解他們為什麼如此急切地想要離開。 也許說出來有些諷刺,但是當這麼多牧師灰心喪氣或精疲力竭時,糾結於事工中是否將要出現勞動力短缺,這並不是特別合乎牧養精神的。

相反,我們應該問,我們的牧師怎麼了? 因為我們關心,我們當然應該問。 但其中的利害關係比任何一個牧師個體都要更大。

不健康的領導層往往會導致不健康的組織,這是公認的。 北卡羅來納州的牧師里弗斯說:“如果牧師沒有那麼多可供支配的時間,如果他們退縮了,那就會進一步對教會使命、異象不那麼熱心。 它可能會導致更大的衝突和更不健康的衝突管理方式。”

但是,伴隨着過度疲勞的還有一個更險惡的風險:“過度疲勞使牧師容易出現各種倫理和道德失足,”里弗斯說。 “你的情緒越疲憊,就越容易做出一些選擇,而你在更健康的情況和心態下本不會那樣做。”

內梅斯克在他指導過的牧師中看到了大致相同的情況。

“我們現在在教會中看到的很多道德失敗和屬靈腐敗,在牧師們的工作文化中都能找到一些根源,”他說, “當我與那些有過道德失敗的牧師交談時,他們並不是在一開始就成為屬靈的施暴者。 他們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尋找某種肯定的境地,並因此而最終陷入性誘惑或別的道德失敗。”

被抓到有外遇的事工領袖的借口往往如下:他們為教會做了不為人知的辛勤工作后,覺得自己應該得到一些幸福。 雖然他不是牧師,但據報道,拉維·撒迦利亞(Ravi Zacharias)用這種邏輯來為他的性侵行為辯護。 根據CT的調查,他告訴一個女人,“上帝了解他的犧牲,並暗示他們的性關係是上帝對他的獎勵”。

羅賓斯說,在Vanderbloemen,“幾乎每一次我們走進教會,幫助他們在牧師的道德失敗后的人事變更,都與主任牧師的過度疲勞有關。 這並不能成為不良行為的借口,但顯示了一種關聯性。 甚至在金錢上——‘我已經筋疲力盡了。 我應該在這種事情上花這樣的錢,因為我為這個教會做了一切。’”

把事工中所有的屬靈腐敗和道德失敗都歸咎於情緒上的疲憊是不明智的,但如果我們考慮過度疲勞如何對教會造成破壞,這些事情就應該是我們需要首要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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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疲勞就像一個壓力鍋。 緊張的情緒慢慢積累起來,如果沒有某種釋放的閥門,喪氣的溫度就會變得難以忍受。 德里克·湯普森(Derek Thompson)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寫道:“聽起來很奇怪,自我報告的過度疲勞的例子在員工不太可能辭職的行業增長。” 而牧師就不是常有人辭職的工作。

其原因有很多,也很複雜。 “很少有行業像牧養事工那樣具有深刻的職業性,”丹佛神學院的沃德(Ward)說, “有一種為上帝子民的緣故而被呼召的深刻感覺。 這不是會讓你隨便甩掉並改行入保險業的事情。”

牧師可能呆得太久的原因有很多:義務感、不健康的所有權,或對上帝的責任有誤解。 在牧師接近退休時,財務上的掙扎也會讓他們不能輕易離開。

2017年,在一份關於教牧領袖所面臨的經濟挑戰的報告中,科克·海德威(C. Kirk Hadaway)和潘妮·朗·馬勒(Penny Long Marler)寫道:“在全國經濟倡議(National Economic Initiative)進行的大多數調查中,教牧人員表示最嚴重的財務問題是退休儲蓄。” 在整個美國,牧師的工資相對較低,而退休福利往往不存在。

當內梅斯克經歷了他自己的過度疲勞並離開會眾事工時,他發現了許多牧師難以哪怕是短時間離開的另一個原因。

“有很多污名,”他說, “人們認為,每當一位牧師說‘我要退出事工’時,他們一定有什麼秘密的罪,或者只是無法駕馭它,或者一開始就沒有真正蒙召。 但是當你真正坐下來詢問‘發生了什麼事?’,很多時候你會發現,他們實際上在對於基督的信心方面做出了非常有力的行動。”

多德森這樣說:“你失去了事奉的能力,並不意味着你在犯罪。 事實上,可能是你已經被罪傷害了。”

內部和外部的力量都在拉扯着牧師——這在教會中並不新鮮。 1589年,70歲的日內瓦改教家西奧多·貝薩(Theodore Beza)面臨著他漫長的牧師任期中最大的挑戰。

他的健康日漸衰弱,但他的職責似乎比以前更重了。 他在一些可怕的情況下提供牧養關懷,如一個鞋匠要求與妻子離婚,她被士兵強姦並可能懷孕了。 而他仍需每周講道數次,並在日內瓦學院進行神學講座。

“當你的朋友貝薩看向他最後一段路程時,請記得為他越來越多地禱告,”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 “雖然我很疲憊,但主從來沒有給過我更重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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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他問日內瓦牧師理事會,是否可以卸下他事工的責任。 斯科特·邁納茨(Scott M. Manetsch)寫道:“日內瓦的神職人員同意減輕他周中佈道的責任,但堅持要求他繼續在學院講課及周日佈道。 日內瓦的牧師和教授太少,不允許老改教家有喘息的機會。”

以史觀今,今天也有一些不同的東西在醞釀。 牧師們感覺他們的壓力比過去幾代人都大。 杜馬的調查發現,三分之二的牧師稱2020年是“他們事工經歷中最艱難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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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可能看起來是明顯的罪魁禍首。 但是在接受採訪的牧師中,沒有一個人認為疫情是導致他們過度疲勞的主要原因。 它耗盡了他們靈命和情感上的儲備,但並沒未給與致命一擊。 這致命一擊乃是來自於文化上其它的破壞力量——有些是最近的,有些是幾十年前的,這些力量破壞了他們與會眾的關係。 當這些東西以醜陋、殘酷的方式表現出來時,許多牧師不再有毅力來抵禦它們。

最廣泛用於測量過度疲勞的方法是馬斯拉赫過度疲勞量表(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由克里斯蒂娜·馬斯拉赫(Christina Maslach)和蘇珊-E.傑克遜(Susan E. Jackson)開發。 它測量了三個因素:情緒疲憊、憤世嫉俗或人格解體,以及對專業效率的自我認知。

大多數人只把過度疲勞與疲憊聯繫在一起,但據里弗斯說,“人和人是不同的。 有些人可以在情緒高度疲憊的同時,對事工也有很高的滿意度。 他們很累,但沒有被擊倒。” 因此,對於疲憊不堪的牧師來說,如果他們也有高度的憤世嫉俗和低下的職業效能,過度疲勞就是一個更大的威脅。

什麼樣的事情有可能讓牧師更加憤世嫉俗,同時也降低他們的工作滿意度? 巴納認為,“會眾缺乏委身”是大多數牧師認為最糟糕的挫折(35%)。 Lifeway Research的一項研究向牧師詢問他們面臨的最大需求,“人們的冷漠和缺乏委身”也名列榜首。

教會聚會的數字化,在疫情的推波助瀾下,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1922年,保羅·雷德(Paul Rader)首次在芝加哥市政廳屋頂上的臨時廣播站宣講福音信息,從那以後,當地牧師一直哀嘆人們偏愛這種不見其人的佈道。

但自疫情以來,關於親身與非親身講道的爭論已經變得相當複雜。 近來,由於現場直播和錄製的服務激增,本地牧師首次與來自其他州的牧師展開激烈競爭。

科羅拉多斯普林斯(Colorado Springs)的新生命教會(New Life Church)副主任牧師、《堅韌的牧師》( The Resilient Pastor)一書的作者格倫·帕基姆(Glenn Packiam)講述了一個教會信徒就口罩問題與他對質的故事。

“他說剛剛聽了德克薩斯州的另一位牧師的佈道,說這都是政府在試圖製造一個假的危機,以便他們能夠加強控制,”帕基姆說, “他在聽一個牧師講道,此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沒有給他的孩子洗過禮。他用那個YouTube上的佈道來斥責我,一個他自己教會裡的牧師。”

即使口罩令在美國已經式微,牧師們也會在未來的年月中記住這些政令帶來的混亂。 有人開玩笑說,口罩成了新的爭議點,如同以往關於教會地毯顏色的爭論一樣。

但帕基姆覺得口罩令造成的分裂可能更具歷史意義。 “關於戴口罩的爭執是我們偽宗教文化的最新呈現,”他說, “一百年前,分界線是在主流派和福音派之間,是社會福音這樣的事情。 如果你支持傳福音,那麼你就是一個保守的教會;如果你都是在餵養飢餓的人,那麼你一定是自由派。 最新的呈現是,‘如果你支持口罩,那麼你在政治上也一定是自由派,在神學上也可能是;如果你反對口罩,那麼你在政治和神學上肯定是保守派’”。

現在牧師們如此焦慮,其根本問題不是流媒體技術的存在,也不是某項口罩令, 而是缺乏會眾的信任。 “有一個冷峻的現實是,我們不是生活在人們會說‘我的牧師說我們需要戴上口罩來保護弱勢群體,所以我們會這樣做’的日子裡了。現在已經不是那樣了,”帕基姆說。

最近知名牧師的醜聞激增,這對事情沒有幫助,但美國人對教牧人員的信心已經下降了一段時間。 蓋洛普每年都會詢問人們對各種職業的信任程度。 2012年,超過一半的受訪者將教牧人員的誠實和道德水平評為“高”或“非常高”。 在2018年,這個數字下降到三分之一多。

更令人擔憂的是,2018年,即使在美國基督徒中——正是支付牧師工資的人——也只有42%的人對教牧人員有高度信任。

換句話說,人們是否相信他們當地的牧師會把他們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做足神學和《聖經》的功課,即使他們在一兩個社會問題上有分歧,也會很好地牧養他們?

答案是,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不是。

內梅斯克說,隨着對牧師的信任減弱,他們從教會信徒那裡收到的批評也在增加。 “當我在21世紀初剛開始事奉時,可能在你講完道的兩三天後就會有人來找你[提出批評意見]——甚至可能是幾周。 現在是幾秒鐘。 你可能會在同一天,甚至在你講道的時候收到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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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姆擔心,在事工健康問題上,我們已經因小失大。

“更大的需要不是說,‘哦,天哪,我們需要培養新的牧師來填補所有這些正在產生的差距。’需要的是為牧師助力,幫助他們變得有韌性。” 教會可以做些什麼來幫助牧師精神上變得堅忍,並在危機時期支持他們?

按理說,現在希望支持牧師的教會成員應該更多地肯定牧師,以平衡那些令人沮喪的談話。 而且他們應該這樣做。 但根據Lifeway的研究,90%的牧師已經表示,他們的家人經常從教會得到真正的鼓勵。 在肯定的同時,批評的聲音也在哼唱。

“讓我們成為恆星;讓我們在天空中多呆一會兒。”
格倫·帕基姆

據內梅斯克說,“幾個月前,我和一位牧師交談時,他對發生的事情非常灰心,並考慮退出。 我說,‘告訴我,最近發生了什麼好事?’ 他想了一下,說,‘哦,我上周給30個人施洗。’ 他經歷了如此艱難的一周,有那麼多激烈的批評,他甚至記不起之前發生的積極事情。”

拍拍後背,或一句“牧師,講得好!”都不足以應對許多牧師所面臨的危機。

當喬納森·多德森經歷了突然發作的事工過度疲勞時,他直接去找他的長老們,向他們解釋情況。

“他們說,‘我們就和你一起坐在塵土裡吧。 讓我們哀嘆。 我們知道這兩年很糟糕。’”多德森說。

多德森和大多數牧師一樣,對這樣的反應感到驚訝。 更多時候,他們擔心的是他在不久之後聽說的那種遭遇。 “我當時和一群牧師見面,他們每六個星期和我一起吃午飯,我告訴他們這個一起坐在塵土裡的故事。 房間里最聰明、最年長的牧師說:‘我不相信他們會有這樣的反應。 我的長老們會試圖處理我。’”

當我們看到一個教會領袖陷入困境時,我們的第一直覺可能是跳出來拯救他們,為他們提供書籍建議或時間管理建議。 但是生病的牧師們需要更深層次的東西。

“我們處於一種修復文化中,”多德森說, “如果有什麼東西壞了,我們想到的是,我們如何讓它健康起來?我們如何讓它回到正軌? 哀慟之類的做法的效率太低, 不會成就什麼的。”

多德森的領導團隊知道當下最需要的不是讓他儘快恢復講道。 他的傷口很深,他需要時間來治癒。 所以他們批准他立即休假。 沒有議程。 不附帶任何條件。 只是承諾給他一些時間來處理前兩年的事情,而不把會眾領導的重擔放在他的肩上。

“最初的幾周是哀慟的幾周,是隨時出現的哭泣,我不得不靠邊停車,因為眼淚來得太快太猛。 不能走進教堂。 感覺癱瘓了,不得不在停車場坐30分鐘,然後偷偷溜到後面,”他說。

“然後我進入了第二個階段。 我逃到了科羅拉多州的落基山脈。 自然之美對我來說是治療和恢復性的。 我有幾天的沉默和獨處,這實在是太美妙了。”

多德森在《以賽亞書》53章和《耶利米哀歌》中找到了喘息的機會。 “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中,有一個很長的論點,基本上談到了耶利米的苦難。 只有在經歷了超過10節的痛苦之後,才進入我們耳熟能詳的經文——每天早晨都有新的憐憫。 但在那之後,他說:‘這是好的。’ 主恩待等待他的人;主恩待靜坐等候的人。”

這個信息和與主在一起的時間正是多德森所需要的。 “正是在這種安靜和等待中,我開始復原,在那裡我不需要對人負責,悲傷開始溜走。”

如果說這一切有一線希望的話,那就是近年來更強調了牧師需要優先考慮的是可持續性,而不是堅韌不拔。

“當我剛開始事奉時,”內梅斯克說,“一些指導我的老牧師被教導說,如果他們照顧好教會,上帝會照顧他們的家庭。 而我這一代人看到這種情況瓦解了,這些牧師因為缺乏自我照顧而家庭破裂、遭受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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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基姆分享了一個類似的故事。 “在我的會眾中,有幾位退休的牧師對我說,‘在我的年代,你最好在一年中的50或52個星期天講道,如果你不講,人們會猜測這是怎麼回事;你去哪裡了?’” “我是在激進的傳教士故事中長大的,這些人移居海外,離開他們的家庭,成為流星,很快就燒毀了。 我們已經從這種模式轉向說,‘讓我們成為恆星;讓我們在天空中多呆一會兒。’”

這種可持續發展的趨勢正在數據中顯示出來。 斯科特·麥康奈爾在一篇分析2021年Lifeway Research研究 的文章中寫道:“同意他們必須一天24小時‘待命’的牧師越來越少,從84%下降到71%。 也許更有說服力的是,大多數牧師(51%)在2015年強烈同意這種期望,而今天只有三分之一(34%)強烈感受到這種義務。”

牧師們沒有特殊的井可供汲取精神力量,沒有秘密的工具來加強他們的精神毅力,超越我們任何人的能力。 我們很容易忘記,基督的副牧羊人仍然是他羊群中的羊。 如果我們把牧師當作精神上的超級英雄,我們就對他們造成了傷害。 超人不需要做俯卧撐,但牧師們仍然需要許可和餘地來做他們的屬靈練習:與上帝獨處的時間、禱告的時間、講道準備之外的經文時間,與屬靈導師、輔導員以及其他了解他們經歷的牧師的時間。

牧師們最終會加入辭職大潮嗎? 答案可能得由我們自己決定。 沃德認為,疫情 “暴露了教牧人員和會眾之間的分歧,即誰在承擔牧養和領導的責任,而不僅僅是事務性的領導。”

她的夢想是看到牧師們不再獨自承擔教會的所有重任。 畢竟,一個有裝備和受委派的教會會眾不僅有更好的機會留住他們的牧師,而且在牧師離開的情況下,也有更好的機會傳承下去。 “會眾如何能挑起這個關愛和事工的重擔? 希望我們能看到每個成員的事工都有增加。”她說。

作為結束語,多德森補充說,牧師們現在還需要他們教會中的人做一件事:“邀請他們參加沒有威脅的午餐。”

他分享了他經歷過度疲勞的那段時間。 “我被嚇壞了,所以當我收到午餐邀請時,我立即開始問:‘這是一個緊急情況嗎?有沒有什麼事情我需要知道?’ 我認為人們沒有意識到他們的牧師有多少次這樣的會面。 如果你是一個考慮周全的教會成員,請你的牧師吃午飯或喝咖啡,讓他們知道,‘我只是想鼓勵你,並對你表示感謝’,這對牧師來說意義重大。”

凱爾·羅漢(Kyle Rohane)是位於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的Zondervan Reflective公司的徵稿編輯(acquisitions editor)。 在此之前,他是《今日基督教》的CT Pastors的編輯。

翻譯: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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