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曾经的文化斗士的自白

如果你还没有听说，90年代又回来了。 头发乱蓬蓬的、超大的西装外套、大地色系、还有厚底鞋 另外，当然还有对迪斯尼的抵制和关于自由派恋童癖的性崇拜的阴谋论。

我在90年代上初中和高中，当时既享受着我自己的那份对时尚的懵懂，也参与文化战争。 作为一个在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成长起来的保守派，我记得那种为从不信神的左派手中拯救美国而斗争时，所面临的不断被围困的感觉。

因此，当关于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觉醒主义”（wokism）和不断变化的性风尚的辩论再次升温时，我感受到时光的倒流。 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文化战争？ 为什么我们不能戒掉它们？”

公平地说，西方文化在90年代正经历着一场彻底的转变，就像今天一样。 前苏联集团崩溃了，启动了全球调整。 椭圆形办公室的丑闻使“口交”成为一个常见的短语，甚至连我这个受庇护的人都知道它的意思（在查了字典后）。

可以理解的是，那是一个政治两极分化加剧的时代，特别是随着保守派谈话电台的兴起。 像拉什·林博 （Rush Limbaugh)这样的人给这场斗争带来了一种快乐的激情——一种自信和豪迈，不知何故感觉真实而自由。 他在销售Snapple和Sleep Number的床时警告大家说要反对“女权纳粹主义者”（feminazis）。 甚至当他嘲笑总统的女儿时虽然只是鉴于她父母明显的腐败，我们也觉得是合理的——而那是一个与我同龄的女孩。

因此，当美国共和党在1994年夺回国会时，就像恢复了希望。 当肯尼斯·斯塔尔（Kenneth Starr）领导的调查最终导致在1998年对克林顿的弹劾时，我感到了正义的快感。 没有什么文化战争可以像过去的老式文化战争那样。

尽管有这样的血统，我发现自己在看待当前的政治冲突时，仍然夹杂着疑惑、沮丧和深深的悲哀。 因为在21世纪的某个时期，在911之后和奥巴马当选之前，我长大了。

我结了婚，组建了家庭，并进入了事奉的生活，包括基督教出版、《圣经》教学和农村社区的地方教会工作。 这些事务带来了更多紧迫的问题，而政治则退到了后面。 我说服自己，这就像我的浅色水洗高腰牛仔裤一样，某些东西已经在我身后了——已经过时了，再也看不到了。

但是你看现在。 虽然目前的冲突表达方式略有不同，但我仍能识透它的基本轮廓。 当我听到右翼和左翼的谈话者复制我年轻时的那种笃定、自信和胆量时，我也会有一种间接的不适感。

多年来，我一直试图理解为什么文化战争会如此满足人内心的需要，甚至是还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 我是一个狂热的基督徒，想讨好上帝，并渴望得到肯定。 当我发表某些意见时，我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当我嘲笑自由主义者时，我周围的成年人都笑了起来。 当我写关于好莱坞和音乐产业堕落的论文时，我在基督教学校得到了高分。 而当我在大学里为保守派政治候选人竞选时，我得到了额外的学分。

现在回想起来，我明白我的亚文化在鼓励我走向战斗。 但就像我在那些年所犯的时尚错误——一英里高的刘海和裁剪的波波头——还有更多我知道的错误。

当一个青少年尝试时尚时，他们往往试图找到自己，渴望适应，并处理从童年到成年的普遍焦虑。 所以我很同情年轻时的自己——既缺乏时尚感，又缺乏政治上的天真。 但我不想为我被吸引到文化战争中的事实找借口。

《雅各书》4章谈到了我们对战争的热爱，并指出了其根源。

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从你们百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 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1-2节)

这些告诫就像是对我所说的。 作为一个年轻的文化战士，我有一种义的突然冲动。 我需要知道我是一个好人，而发动文化战争正是向自己和其他人证明这一点的一个好办法。 我想，这也是我想让上帝也认同这一点的一种方式。

但就像任何其他药物一样，自以为是这种药需要一个源源不断的供用渠道。 每一次受到打击都需要弥补。 当你喜欢上这种冲动时，你很快就会上瘾，直到你唯一知道如何做的事情就是战斗。

对于想要公开作见证的基督徒来说，这就是事情变得棘手的地方。 我们应该是不情愿的战士，只有在正义的冲突召唤我们去保护他人时才拿起武器。 (社会正义就是一个例子。)在公共广场上倡导和捍卫我们的原则是一回事；享受战斗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而我们中有太多人喜欢战斗。 我们乐于对我们的意识形态敌人进行掠夺和破坏。 我们喜欢战争，因为伴随着正义感的涌动。

因此，我想知道打破这个循环的方法是否是重新评估我们的欲望和需求。 如果我们不需要在Twitter上的尖锐评论所带来的优越感呢？ 如果我们可以依靠我们自己的作为——不论是政治的或其他的——以外的东西来知道我们是安全的和被爱的呢？

当我回想起90年代的我，我看到一个渴望讨好神的年轻女子。 但我也看到一个不成熟的年轻女子——她太忙于讨好神，而不明白神在基督里已经悦纳了她。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我所做的只是成长。 我已经清醒过来了。

在我20岁出头到20岁中期的某个时候，我遇到了一种福音的表达方式，即把上帝的恩典和基督的公义置于我自己之上。 我一直知道我是个罪人，一直知道其他人也是。 但是我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来处理罪，也没有理解基督为我所做的工作。 因此，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通过更努力地工作，努力做正确的事情，并重塑自己来表明我对上帝的承诺。

如果我能够重塑自己，足以克服我的罪，那么其他人也应该能够做到。 当他们做不到的时候，至少在当时的我看来，我完全有理由谴责他们，与他们交战。 由于不了解神的恩典在我自己的生活中起作用，我无法看到它在别人的生活中起作用，甚至在我们的辩论中恩典向其他人 延伸。

我对特殊恩典视而不见，这意味着我对普通恩典也视而不见。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不知道我是否变得不那么保守了。 我仍然持有让我的进步主义朋友们感到不安的政策立场和观点。 但有一件事对我来说已经改变了：我不再需要战斗了。 而且我不需要战斗，是因为我不需要证明什么。 在上帝的仁慈和基督的公义中获得安全感，我可以自由地在我周围的世界中为他们的益处而工作。 我可以自由地爱人如己，为其他人的利益而不是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因此，在新一轮的文化战争肆虐之际，请听从一位老兵的建议：凭爱心讲诚实话，但不要以为持有某种立场或以某种方式投票就能让上帝更爱你或更少爱你。 不要以为祂爱你的邻舍比祂爱你更多或更少。 不要以为你的公义来自于其他地方，除了祂。

尝到了上帝的美意，经历了祂无偿的恩典，就到世界上与他人分享。

汉娜·安德森（Hannah Anderson）是《受造为更多》（Made for More）、《所有美好的事物》（All That’s Good）和《谦卑的根：谦卑如何磨练和滋养你的灵魂》（Humble Roots: How Humility Grounds and Nourishes Your Soul）的作者。

翻译：平凡的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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