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的华人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似乎喜欢从科学,或者说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谈起。华人教会或福音机构举办的布道会或福音讲座,主题常常与科学相关。一些具有科学背景的讲员会从一些科学议题(例如达尔文进化论的缺陷、大爆炸理论与时空有始、生物系统和基因编码的复杂性)说起,讲到现代科学的一些发现如何佐证宇宙和人类生命的背后有一位创造者或设计者(就是上帝)存在,然后进入基督福音的讲述,最后呼召听众“决志”(表明愿意)信主。

许多华人教会和基督徒用科学作为护教和传福音的切入点,是因为他们相信与科学有关的布道、讲座或讨论能够吸引慕道友,或者这个问题是很多慕道友有疑惑、需要帮助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和基督教信仰之间关系的看法随着时间而变化,有一个历史的过程,而华人基督徒用科学来作传福音的切入点及视科学为护教的重要议题,也跟中国教会的历史相关。

传教士的贡献

在罗马天主教于16世纪开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之前,中国人的哲学和世界观是被儒家思想、佛教和道教所主导。在明朝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普遍不重视科学和技术。尽管在中国更早的历史中,例如在唐朝(公元618-907年),中国在某些技术领域有领先世界的进步,但到了14、15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这一现象引出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即“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何中国的科学在近代却这么落后?”

利玛窦和他的耶稣会传教士同伴于1583年首次来到中国时,他们非常热衷于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耶稣会传教士(除利玛窦外最著名的还包括汤若望南怀仁等)利用“科学传教”的策略,吸引一些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来改良中国的精英阶层,通过博取他们对“先进”的天主教信仰的好感,来实现传播信仰的最终目标。这些宣教士与中国宫廷中的高官交朋友,并与受过良好教育的儒家学者和官员对话(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天主教徒的徐光启)。他们在天文学、历法、数学、水力学和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赢得了中国人的尊重,并成为朝廷在科技领域特别聘请的专家。他们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贡献改变了一些中国人对天主教的看法。他们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积极影响直到今天仍被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所铭记。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左)、利玛窦(Matteo Ricci,中)与汤若望(Adam Schall,右)
Image: WikiMedia Commons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左)、利玛窦(Matteo Ricci,中)与汤若望(Adam Schall,右)

新教宣教士从19世纪初开始来到中国。在医疗服务、教育、妇女权利、鸦片戒毒和禁烟、废除妇女缠足、赈灾、农村建设和道德改革等方面,他们为中国社会和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对于中国明清时期的科技发展的帮助,在医学和科学教育方面尤为显著。今天中国许多优秀的大学和医院最初都是当年的新教宣教士建立的。

反对与逼迫

尽管西方宣教士对中国有这些贡献,在明朝(1388-1644)和清朝(1644-1912)期间,基督教仍然被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视为有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信仰的“洋教”,而宣教士则被视为“西方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的工具”。每当中国出现政治动荡,统治者就会煽动民族主义,鼓励对西方和对宣教士的仇视。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 ”中,两百多名西方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传教士和两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在中国北方被屠杀。

1919年的五四运动表明一些有志于救国救民的中国知识分子愿意接受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思想。1920年,中国爆发了“非基督教运动”,受马克思主义和其他非基督教西方思想的影响,许多追求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基督教既反民主又反科学。

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一些中国基督徒和新的政权合作,建立了 “三自爱国教会”。这些教会声称要摆脱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而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于是“三自教会”成为政府认可的教会,在组织上实际上是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那些不愿意接受政府管治、拒绝加入“三自”系统的教会最终成为地下或半地下的“家庭教会”,其牧师和领袖从1950年代开始就遭受迫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都被当作“帝国主义”的产物而被禁止和摧毁。基督教被批判为“反动落后”的思想,甚至连一些科学理论也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物。这个时期的中国教会的主要问题是生存的问题,顾不上考虑科学与信仰的问题。

1976年毛去世后,中国向西方打开了大门。家庭教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并从农村扩展到正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城市家庭教会的会众中,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比例明显比传统的农村家庭教会高。这些城市教会的基督徒继承了传统家庭教会的虔诚主义和基要主义,但同时他们与外部世界有更多的接触(特别是在互联网兴起之后),也受到西方神学和哲学的影响,他们对科学与信仰的关系也比家庭教会的前辈们更关注。

互联网时代

在中共镇压了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六四事件”)之后,许多理想幻灭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到美国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留学及移民,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信主成为基督徒。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生和学者,因此他们对科学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有特别的兴趣。

随着互联网在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的迅速发展(那时中国还没有“防火长城”),BBS和在线论坛成为世界各地的中国基督徒与非信徒进行对话并进行网络布道和护教的地方。关于基督教最激烈的辩论都与科学相关,特别是进化论与创造论之争,以及关于“科学是否已经证明上帝不存在”的争论。由于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无神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中国的学校教育也一直向学生灌输反宗教的思想,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会先入为主地认为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矛盾、有冲突。在这样的宣教处境之下,华人基督徒不再能忽视针对这种偏见的护教。

过去二十年来,在华人教会(甚至中国教会)中最有影响力的护教著作是《游子吟》,其作者里程(冯秉诚牧师)是一位拥有生物学博士学位的传道人。这本书包含了大量关于科学和信仰的讨论,特别是对进化论的批评。《游子吟》是华人教会和基督徒向慕道朋友(特别是有理工科背景的一些信仰寻求者)赠送得最多的礼物。

在新时代传福音与护教

今天,中国的城市家庭教会再次遭受严酷的逼迫,散居海外的华人教会继续面临来自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挑战。在传福音和护教时,中国基督徒仍然经常遇到来自科学主义和其它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反对。

在今天的中国,大多数科学家仍然认为基督教创造论(特别是年轻地球创造论)是反科学、否认进化论真理的宗教胡说。 不过,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的态度似乎并不完全是敌对的。

2021年7月,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一段视频的文字记录被发布在互联网上。在记录中,杨先生回答了观众“到底有没有上帝”的问题。他说:

“如果你所谓的上帝是一个人形状的,那我想是没有的。如果你问有没有一个造物者,那我想是有的。因为整个世界的结构不是偶然的……自然规律虽然是有序的,但是自然规律的组合却是随机的,任何有目的的产品,都是某种智慧设计的产物。”

虽然没有其它证据表明杨先生已经成为基督徒,但他似乎已经因为新的科学发现的证据而成为有神论者,或至少是自然神论者。

在中国教会和海外华人教会中,基督徒对创造与进化的看法是多元的,尽管年轻地球创造论似乎仍然是最被接受的理论。去年,“普世佳音”机构将两本创造与进化方面的英文书翻译成中文,一本(《起源:创造、进化和智慧设计》)介绍了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的多元化观点,另一本(《起源·证据·目的:进化与智慧设计》)则更侧重介绍智慧设计论。2022年7月,“普世佳音”将出版另一本关于科学与信仰的“游子新歌”系列书籍《万有之上:基督教与科学的奇缘》,这本书是用中文原创,由基甸和小灶合著,两位作者都有理科背景。

中国的基督徒需要克服(源于极端基要主义的)盲目反科学的心态,学习善用现代科学来帮助我们护教和传福音。这方面仍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有许多新的领域需要去探索。基督教护教和传福音的策略应该并对慕道友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敏感,有针对性和处境化。在向中国知识分子宣教的时候,涉及科学的护教极具策略性,也非常必要。笔者希望本文的历史反思,可以给有志于护教和传福音的事工的基督徒带来些许的帮助。

Sean Cheng是《今日基督教》CT亚洲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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