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的華人基督徒傳福音的時候,似乎喜歡從科學,或者說科學與基督教信仰的關係談起。華人教會或福音機構舉辦的佈道會或福音講座,主題常常與科學相關。一些具有科學背景的講員會從一些科學議題(例如達爾文進化論的缺陷、大爆炸理論與時空有始、生物系統和基因編碼的複雜性)說起,講到現代科學的一些發現如何佐證宇宙和人類生命的背後有一位創造者或設計者(就是上帝)存在,然後進入基督福音的講述,最後呼召聽眾“決志”(表明願意)信主。

許多華人教會和基督徒用科學作為護教和傳福音的切入點,是因為他們相信與科學有關的佈道、講座或討論能夠吸引慕道友,或者這個問題是很多慕道友有疑惑、需要幫助的。中國知識分子對科學和基督教信仰之間關係的看法隨着時間而變化,有一個歷史的過程,而華人基督徒用科學來作傳福音的切入點及視科學為護教的重要議題,也跟中國教會的歷史相關。

傳教士的貢獻

在羅馬天主教於16世紀開始向中國派遣傳教士之前,中國人的哲學和世界觀是被儒家思想、佛教和道教所主導。在明朝以前,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官員普遍不重視科學和技術。儘管在中國更早的歷史中,例如在唐朝(公元618-907年),中國在某些技術領域有領先世界的進步,但到了14、15世紀,中國的科學技術已經遠遠落後於歐洲。這一現象引出了所謂的“李約瑟難題”,即“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何中國的科學在近代卻這麼落後?”

利瑪竇和他的耶穌會傳教士同伴於1583年首次來到中國時,他們非常熱衷於向中國人介紹西方的科學知識。耶穌會傳教士(除利瑪竇外最著名的還包括湯若望南懷仁等)利用“科學傳教”的策略,吸引一些希望通過向西方學習來改良中國的精英階層,通過博取他們對“先進”的天主教信仰的好感,來實現傳播信仰的最終目標。這些宣教士與中國宮廷中的高官交朋友,並與受過良好教育的儒家學者和官員對話(其中包括後來成為天主教徒的徐光啟)。他們在天文學、曆法、數學、水力學和地理學等方面的知識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贏得了中國人的尊重,並成為朝廷在科技領域特別聘請的專家。他們對中國科技發展的貢獻改變了一些中國人對天主教的看法。他們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積極影響直到今天仍被一些中國知識分子所銘記。

新教宣教士從19世紀初開始來到中國。在醫療服務、教育、婦女權利、鴉片戒毒和禁煙、廢除婦女纏足、賑災、農村建設和道德改革等方面,他們為中國社會和文化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他們對於中國明清時期的科技發展的幫助,在醫學和科學教育方面尤為顯著。今天中國許多優秀的大學和醫院最初都是當年的新教宣教士建立的。

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左)、利瑪竇(Matteo Ricci,中)与湯若望(Adam Schall,右)
Image: WikiMedia Commons

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左)、利瑪竇(Matteo Ricci,中)与湯若望(Adam Schall,右)

反對與逼迫

儘管西方宣教士對中國有這些貢獻,在明朝(1388-1644)和清朝(1644-1912)期間,基督教仍然被多數中國知識分子視為有害於中國傳統文化和信仰的“洋教”,而宣教士則被視為“西方帝國主義文化入侵的工具”。每當中國出現政治動蕩,統治者就會煽動民族主義,鼓勵對西方和對宣教士的仇視。在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 ”中,兩百多名西方新教、天主教和東正教的傳教士和兩萬多名中國基督徒在中國北方被屠殺。

1919年的五四運動表明一些有志於救國救民的中國知識分子願意接受西方的民主和科學思想。1920年,中國爆發了“非基督教運動”,受馬克思主義和其他非基督教西方思想的影響,許多追求進步的中國知識分子認為基督教既反民主又反科學。

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后,一些中國基督徒和新的政權合作,建立了 “三自愛國教會”。這些教會聲稱要擺脫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控制,而願意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於是“三自教會”成為政府認可的教會,在組織上實際上是接受了共產黨的領導。那些不願意接受政府管治、拒絕加入“三自”系統的教會最終成為地下或半地下的“家庭教會”,其牧師和領袖從1950年代開始就遭受迫害。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家庭教會和三自教會都被當作“帝國主義”的產物而被禁止和摧毀。基督教被批判為“反動落後”的思想,甚至連一些科學理論也被視為西方資本主義的產物。這個時期的中國教會的主要問題是生存的問題,顧不上考慮科學與信仰的問題。

1976年毛去世后,中國向西方打開了大門。家庭教會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增長,並從農村擴展到正在快速發展的城市。城市家庭教會的會眾中,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的比例明顯比傳統的農村家庭教會高。這些城市教會的基督徒繼承了傳統家庭教會的虔誠主義和基要主義,但同時他們與外部世界有更多的接觸(特別是在互聯網興起之後),也受到西方神學和哲學的影響,他們對科學與信仰的關係也比家庭教會的前輩們更關注。

互聯網時代

在中共鎮壓了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六四事件”)之後,許多理想幻滅的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到美國和加拿大等西方國家留學及移民,其中相當一部分人信主成為基督徒。他們當中大多數人是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生和學者,因此他們對科學和基督教之間的關係有特別的興趣。

隨着互聯網在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的迅速發展(那時中國還沒有“防火長城”),BBS和在線論壇成為世界各地的中國基督徒與非信徒進行對話並進行網絡佈道和護教的地方。關於基督教最激烈的辯論都與科學相關,特別是進化論與創造論之爭,以及關於“科學是否已經證明上帝不存在”的爭論。由於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是無神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中國的學校教育也一直向學生灌輸反宗教的思想,很多中國知識分子都會先入為主地認為基督教信仰與科學矛盾、有衝突。在這樣的宣教處境之下,華人基督徒不再能忽視針對這種偏見的護教。

過去二十年來,在華人教會(甚至中國教會)中最有影響力的護教著作是《遊子吟》,其作者里程(馮秉誠牧師)是一位擁有生物學博士學位的傳道人。這本書包含了大量關於科學和信仰的討論,特別是對進化論的批評。《遊子吟》是華人教會和基督徒向慕道朋友(特別是有理工科背景的一些信仰尋求者)贈送得最多的禮物。

在新時代傳福音與護教

今天,中國的城市家庭教會再次遭受嚴酷的逼迫,散居海外的華人教會繼續面臨來自世俗主義和物質主義的挑戰。在傳福音和護教時,中國基督徒仍然經常遇到來自科學主義和其它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思想的反對。

在今天的中國,大多數科學家仍然認為基督教創造論(特別是年輕地球創造論)是反科學、否認進化論真理的宗教胡說。 不過,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對科學與基督教的關係的態度似乎並不完全是敵對的。

2021年7月,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的一段視頻的文字記錄被發布在互聯網上。在記錄中,楊先生回答了觀眾“到底有沒有上帝”的問題。他說:

“如果你所謂的上帝是一個人形狀的,那我想是沒有的。如果你問有沒有一個造物者,那我想是有的。因為整個世界的結構不是偶然的……自然規律雖然是有序的,但是自然規律的組合卻是隨機的,任何有目的的產品,都是某種智慧設計的產物。”

雖然沒有其它證據表明楊先生已經成為基督徒,但他似乎已經因為新的科學發現的證據而成為有神論者,或至少是自然神論者。

在中國教會和海外華人教會中,基督徒對創造與進化的看法是多元的,儘管年輕地球創造論似乎仍然是最被接受的理論。去年,“普世佳音”機構將兩本創造與進化方面的英文書翻譯成中文,一本(《起源:創造、進化和智慧設計》)介紹了基督徒在這個問題上的多元化觀點,另一本(《起源·證據·目的:進化與智慧設計》)則更側重介紹智慧設計論。2022年7月,“普世佳音”將出版另一本關於科學與信仰的“遊子新歌”系列書籍《萬有之上:基督教與科學的奇緣》,這本書是用中文原創,由基甸和小灶合著,兩位作者都有理科背景。

中國的基督徒需要克服(源於極端基要主義的)盲目反科學的心態,學習善用現代科學來幫助我們護教和傳福音。這方面仍有許多工作需要去做,有許多新的領域需要去探索。基督教護教和傳福音的策略應該並對慕道友的文化和歷史背景敏感,有針對性和處境化。在向中國知識分子宣教的時候,涉及科學的護教極具策略性,也非常必要。筆者希望本文的歷史反思,可以給有志於護教和傳福音的事工的基督徒帶來些許的幫助。

Sean Cheng是CT(《今日基督教》)亞洲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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