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們是對的。 我把美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SBC)的性侵稱為危機則是錯誤的。 危機 這個詞太小了。 這是一個毀滅性的災難(apocalypse)。
幾周前有人問我,對美南浸信會執行委員會處理性侵事件的第三方調查有何期待。 我說,我根本沒指望會有什麼讓我吃驚的。 我怎麼會呢? 我生命中的許多年是和那個實體一起度過的。 當初是我要求進行這樣的調查。
然而,當我閱讀這份報告時,我發現我無法將屏幕刷到下一頁,因為我的手在憤怒地顫抖。 這是因為,儘管我對SBC執行委員會的看法很灰暗,但調查發現的現實情況遠比我想象的更要邪惡和系統化。
報告結論的信息量非常大,幾乎難以用幾句話概括。 它證實並詳細說明了SBC被指控的那些對受害者和呼籲改革者的欺騙、搪塞和恐嚇。 它包括了執行委員會高層人員和他們的律師之間的書面談話,這些談話顯示的那種不人道的行為,即使是為犯罪電視劇中的反派人物,人們很難編寫出這樣的劇本。 它記錄了一些SBC領導人冷酷無情的掩蓋行為,以及對一些領導人本身性侵犯行為(sexually predatory behavior)的可信指控,這包括SBC前主席約翰尼·亨特(Johnny Hunt,他是在SBC歷史上僅有的幾位似乎在所有典型分歧中都受到尊重的人物之一)。
然後是記錄在案的執行委員會不當地對待一名性侵倖存者,將她的受害故事被篡改,使得她的受性侵看起來是雙方同意的“外遇”,導致她多年來像一直生活在地獄之中,報告證實了這一點。
多年來,執行委員會的領導人說,他們已經詳盡研究了能否建立一個數據庫,以防止性侵犯者悄悄地從一個教會轉移到另一個教會、轉向一組新的受害者,但是發現,因為浸信會的自治特性,這在法律上是不可能的。 當我讀到報告中記錄的證據時,我的嘴巴張開了,這些人不僅知道如何建立一個數據庫,而且他們已經有了一個。
報告的結論是,關於性暴力、攻擊的指控都被放入SBC納什維爾總部的一個秘密檔案中。 它記錄了700多個案例。 他們不僅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阻止這些性侵者繼續他們令人毛骨悚然的的犯罪。據報道,工作人員甚至被告知不要與那些詢問如何阻止他們的孩子被牧師性侵犯的人接觸。 報告顯示,這些領導人沒有建立數據庫來保護性侵受害者,而是建立了一個數據庫來保護 自己。
事實上,正是那些斥責我和其他人在提到美南浸信會中的性侵行為時使用 危機 一詞的人,不僅知道有這樣的危機,而且還在悄悄地對其做記錄,而同時卻告訴那些要求改革的人,這種罪行很少發生在“像我們這樣的人”中。 當我讀到歷任主席中的某些人、高層工作人員和他們的律師之間的來回溝通時,我不禁要問,除了犯罪陰謀,這還能叫什麼?
所有這一切的真正可怕之處,不僅在於他們做了什麼,而且在於事情如何發生的。 普通美南浸信會成員的兩個特別有力的信仰確認——對於《聖經》的忠實和合作性的宣教使命——被用來反對他們。
SBC世界之外的人無法想象“世界咖啡館”(Café Du Monde)神話的力量——在新奧爾良的法國區,佩奇·帕特森(Paige Patterson)和保羅·普雷斯勒(Paul Pressler)兩個人在餐巾紙上畫出了美南浸信會如何恢復對《聖經》真理的承諾和對其信仰告白文件的忠誠。
對於一定年紀的美南浸信會信徒來說,這個故事相當於路德教派的維騰堡(Wittenberg)教堂的大門,或循道宗的阿爾德斯蓋特大街(Aldersgate Street)。 我們相信,是不願退縮的這兩個人的勇氣,將聯會從自由主義中拯救出來。 事實上,我把這個故事教給了我的學生。
這兩位神話般的領導人現在已經名譽掃地了。 其中一位被指控在他領導的機構中對強姦受害者的報告處理不當,並因此被解僱。因為有記錄表明,他公開評論少女的外貌,並對身體受到丈夫暴力虐待的婦女提出(不當)建議。 另一位現在則正處於民事訴訟程序中,涉及對若干年輕男子的強姦指控。
我們被告知他們想保護舊時代的宗教。 他們想要的是征服他們的敵人,並製作紀念自己的(教堂)彩色玻璃窗——不管一路上有誰受到傷害。
對於那些把女性員工稱為“牧師”或邀請女性在母親節上講台講話的教會,它行動起來把他們放逐,但卻把強姦和猥褻僅視為“干擾”,把解決這些問題的努力視為其對珍視的教會自主權的侵犯,現在還有誰看不出這樣一種文化的腐朽? 在當今SBC的某些人看來,婦女穿緊身褲是一場社交媒體的危機;處理教會中的強姦問題是一種干擾。
教會大堂中的大多數人都相信《聖經》,並希望支持那些也相信《聖經》的領導人。 他們不知道有些人會利用《聖經》的真理來支撐關於自己的謊言。
神話的第二部分是關於宣教使命。 我對自己的學生、自己的孩子說過的話,也正是人們對我說過的話——“合作項目”(the Cooperative Program)是教會歷史上最偉大的宣教籌資策略。 我們所有在美南浸信會中長大的人都崇尚宣教士先鋒慕拉第(Lottie Moon,又名李題鰲——譯註)。 (事實上,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的對面就有一個她的頭像銅像。)美南浸信會的傳教士是我認識的一些最無私、最謙虛、最有天賦的人。
然而,美南浸信會所具有的非常好的宣教、合作衝動往往被武器化,就像“恩典”或“寬恕”在無數情況下被用來指責性侵倖存者要為其遭遇負責一樣。 報告本身記錄了這樣的論點,即所謂“職業受害者”和那些站在他們一邊的人被用來作為魔鬼的工具來“干擾”宣教使命。
那些呼籲改革的人被告知,這樣做可能會導致一些教會扣“合作項目”的資金,從而不得不將宣教士從工場撤回。 那些指出問題嚴重性的人——最需要一提的是克里斯塔·布朗(Christa Brown)和加入這項工作的不屈不撓的倖存者大軍——被稱為瘋子和不滿者,她們只想燒毀一切。 這些倖存者不僅要忍受心理戰和法律騷擾,這已經很糟糕了。 但是她們更被孤立,暗示如果她們繼續關注性侵事件,人們就不會聽到福音,而會下地獄。
合作是一種良好的、符合《聖經》的理想,但合作決不能是為了“保護基本盤”。 那些使用過這種短語的人知道他們的意思。 他們知道,如果一個人越過界限,就會被當作自由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或女權主義者而被避開。 他們知道,最卑鄙的人將被動員起來,而“好人”將保持沉默。 沒有什麼可以與包括兒童在內的性侵受害者所承受的痛苦相比,-沒什麼-,而他們沒有“基本盤”的支持。
當我和妻子走出我們參加的最後一次SBC執行委員會會議時,她看着我說:“我愛你,我和你一起走到最後,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但如果到夏天你還是一個美南浸信會教徒,你就會進入一個跨信仰的婚姻。” 這不是一個喜歡下最後通牒的女人,事實上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她的最後通牒。 但她已經看到和聽到了太多。 我也是如此。
我無法想象那些在教會性侵中倖存下來的人現在正經歷着怎樣的憤怒。 我只知道一個人的憤怒,他從來沒有想到在提到美南浸信會的時候會不用“我們”,而以後再也不能這樣做了。 我只知道一個人的憤怒,他愛那些首先告訴我關於耶穌的人,但現在不能相信這是他們期望我做的,以及他們期望我應成為的。 我只知道一個人的憤怒,他一邊讀着美南浸信會大樓七樓發生的事情,一邊想知道有多少兒童被強姦、有多少人被性攻擊、有多少尖叫聲被壓制,而我們卻誇口說沒有人可以像我們一樣為耶穌接觸世界。
這不僅僅是一場危機。 這甚至不只是一種犯罪。 這是褻瀆神明的行為。 而任何關心天堂的人都應該憤怒的發瘋。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在《今日基督教》帶領公共神學項目。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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