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宗教信息管控升级，中国基督徒还会继续开展网络宣教吗？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去年年底公布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于今日（2022年3月1日）正式生效。新条例明确规定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只能由中国政府批准、并获得特别许可证的宗教团体在政府批准的网站上提供，“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互联网上传教，不得开展宗教教育培训、发布讲经讲道内容或者转发、链接相关内容，不得在互联网上组织开展宗教活动，不得直播或者录播宗教仪式……”。2月28日，中国政府发布“国家宗教事务局相关负责人就《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答记者问”，表示相关部门将“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确保《办法》落实到位”。

这一新条例的实施会对中国和海外华人基督徒使用网络传福音和宣教产生怎样的影响？今后基督徒是否在网上什么也不能做了？进入后疫情和“后新条例”时期，中国和海外华人教会的网络宣教将何去何从？

《今日基督教》（CT）亚洲编辑就以上问题采访了几位中国和海外华人牧师和基督徒，包括：安平：新媒体宣教牧师，“普世佳音” 新媒体传播机构执行主任；Eva Xu，洛杉矶某福音派教会成员，富勒神学院神学硕士；玲子：日本东京某华人教会成员，基督徒微信群群主；始明：中国大陆某家庭教会牧师，美国某神学院道学硕士； Sean Lu：中国大陆某家庭教会青年牧师，现在美国攻读神学博士；亚伦：中国大陆某家庭教会牧师，韩国某神学院道学硕士；张强：大数据专家，资深媒体人。（出于安全原因，中国国内基督徒的名字均为化名）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将于3月1日生效。你认为这个条例开始实施会对中国（华人）基督徒使用网络传福音和宣教产生怎样的影响？

始明：第一，这是一个“管理办法”，本质上来说，它的作用是授权管理机构去进行某些操作，可以看作是行政机关的管理制度。它具有法律效力，但并不具有法律那种程度的全民约束性。其次，这个管理办法并没有比过去已经存在的做法（比如：删贴、封号、被公安机关叫去训诫、以寻衅滋事罪起诉等）多出些什么。换句话说，它只不过以文本的方式固定了已经存在的一些示范性做法，授权了一些机关这样做的合理性。这并不是一夜之间“严控”升级。第三，我并不认为这会对华人基督徒使用网络传福音和宣教产生太大影响。当然，Zoom聚会可能会被干扰，微信可能被封，但这些都是一直存在的情况。唯一可以肯定的影响，是一些基督徒会因为恐惧而自行停止事工。基督徒如何服事，不应该顺着法规的指挥棒起舞，我们应当竭尽一切资源做神的忠心管家，直到神收回这些资源。

亚伦：影响有待观察，因为它取决于实际的执行力度。中国的政策向来都有模糊的空间，当局也会视情况而调整执行力度和范围。今天太多的中国人（包括基督徒）太依赖微信，微信成了许多人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这本身就是不健康的。

玲子：虽然要3月1日才生效，最近在微信上已经能看到新条例的影响。圣经相关的音频，图片和文字基督徒不敢转发了，很多福音公众号被删除了。“耶稣”、“耶和华”，“阿们”这些词都不能写出来，要用拼音代替。日本的弟兄姐妹们渐渐转移到国外的联络软件（如Line）上。

安平：条例的威吓作用已经显现，很多基督徒在网路上的沟通都变得更加谨慎，或者“改头换面”来规避。但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个大背景，就是其实政府目前对社会各界的言论控管都是空前的，而在这样高度控管的情况下，徐州铁链母亲事件掀起的舆情海啸却也是空前的，很多被删的帖子反而得到更多关注和更广泛的传播。这再次证明了新媒体对传统传播模式的“颠覆性”本质特征。乐观地讲，经过短暂的萧杀之后，相信未来会看到新条例反而激发基督徒更加珍惜、看重网络宣教，更有创意和使命感地善用网络传福音。

Sean Lu：教会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以求最好的应对。如果真像当局在答记者问中所言，政府将“确保《办法》落实到位”，那么这很可能会产生“互联网去宗教化”的巨大负面影响。当然，这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去宗教化”：绝对意义上的“去宗教化”是不可能的。如果如当局所望，将来网络空间将不再是“宗教活动特区”，也不是“宗教舆论飞地”，那么网络就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宣教的工场”，网络宣教不再能像从前那样轻松便捷地发布或传播与基督教直接相关的内容，而是像面向任何一片敌视福音的线下真实宣教地一样，是充满挑战的差传事工和属灵争战，必需依靠圣灵的大能，方能应对挑战，在“冻土”上“动土”。

3月1日以后，是否还有一些网络宣教的事情是继续可以做的？你认为今后网络宣教的策略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

Eva Xu：查经聚会、神学讲座甚至线上敬拜等等，还是可以用Zoom继续进行的，国内的弟兄姐妹也能参加。只不过以前Zoom登录信息会发在微信群里，现在担心不安全会用其他方式通知。但是少许调整还是需要的，比如避免使用容易被查封的敏感字眼。基督徒既要驯良像鸽子，又要灵巧像蛇（马太福音10:16）。微信不行了，可以多打电话，疫情缓解后可以到家拜访。

始明：我并不认为需要调整，因为我们并不是突然进入“寒冬”。我们应该继续做以前做的事情，直到被封号、被删除或者不能再使用。我特别想跟海外的华人基督徒们说，你们处在一个特别的位分上。你们不得不使用来自中国大陆的软件、平台或者资源，但你们并不受中国大陆法律的约束或管辖，这些软件、平台和资源也有走向全球市场的愿望。我认为神给你们一个特别的地位和“现今的机会”（以斯帖记4:14），让你们可以在本国以合法的方式起诉或抗议这些软件、平台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和侵犯，阻止它们在全球中文世界的影响力和市场份额，虽然这并不足以改变什么，但或许神可以使用你们现在的位份、透过这样的举动带来影响。

亚伦：我认为现在中国基督徒最需要的，是学会“科学上网”（使用VPN等），减少对微信的依赖，以致逐渐可以适应没有它也可以活得很好甚至活得更好。翻出火墙得自由，以后做什么都会方便很多：有能力的教会或机构可选择将网站设立在墙外的服务器上；主内公共号可以把平台转移到不受审查的墙外社交媒体（如Telegram）；个人也可以使用墙外的社交媒体。十分推荐Telegram：经过过去几年的摸索，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站式平台，功能上完全可以取代微信。

Sean Lu：网络“恶法” 生效，当然不意味着教会要从网络空间全面撤退或自我消音。无论信徒个体，还是教会群体，都需要更多从神而来的勇气、智慧与创意，来发现并抓住新的潜在机遇。教会及差会需要更有针对性和策略性地装备并差派训练有素的“网络宣教士”，进入这片新的宣教禾场暨战场。与此同时，面对日渐狭窄的公共空间和日新月异的网络文化，我们需要创造全新的符号、语言、隐喻、故事，和象征等“新皮袋”，来承装那万古流芳的福音陈酿（马可福音2:22）。华人教会需要涌现我们自己的鲁益师与托尔金，创造出我们自己的《纳尼亚》与《指环王》。（例如，华人基督徒作家能否基于中国神话谱系，创造出没有基督教“敏感词”，但却充满创意和属灵深意地承载福音信息的文学作品？）

安平：从个人的角度，更严的管控可能促使我们的信仰不是光靠嘴巴说，而是靠活出生命来。我们个人在新媒体上分享福音应该更加重视关系的建立，更加重视自己在朋友圈的分享是否有圣灵的果子，可以散发基督的馨香之气。对于机构和教会而言，则需要调整策略因应（例如转移平台及更有创意）。“寒冬”时节，万物仍然生长，也是我们网络宣教士深耕细作，耐心等候的季节。

张强：网络宣教是科技和文化的融合互动在21世纪头20年里，随着全球化运动打开的一扇窗。20年后，世界没有因为互联网而更加宽容而是更加偏执，没有因为连接更加团结而是更加分裂。福音能借着经济、人口、技术、政治、法律、教育的改变而发挥作用，只是作用可能不是立即显示出来。网络宣教前20年所播撒的种子，需要在后20年才能看出。我们需要跟着人群、文化、心灵的季候的变化而变化。这个新的季节属于真实的、社区的、本地的，人与人更深的交往。这个季节需要生命的真实，与真理的真正明白、活出，而不只是用键盘和屏幕言说。

过去两年多的全球新冠疫情对于网络宣教有怎样的挑战及带来怎样的机遇？对中文网络宣教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启发？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期盼？

Eva Xu：疫情对传福音最大的挑战是减少了面对面的机会。原本一些外展事工，比如打篮球、打乒乓、学手工等等，机会减少了。单单用网络转发视频、音频、文章等等，慕道友不一定看，打电话他们也不一定接。但疫情让人呆在家里久了，也有时间愿意看一些比较深刻的东西，愿意思考有关生死和永恒的问题。而且一直关在家里没事做，人际关系最容易出问题，此时人最需要福音，那些探讨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基督教讲座、书籍，此时更适合推荐给朋友家人同事 。

玲子：疫情限制了基督徒外出，但是增加了大家在网络上交流的时间。我们有两三百位住在日本、中国、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在微信群里每天读三章圣经，有一半的人每天坚持打卡，已经坚持了两年，每周还有固定的一次Zoom上的圣经学习。有更多时间深入研读神的话语，大家都分享说非常开心，对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安很有帮助。

张强：疫情给心态健康的人都会带来巨大的焦虑与抑郁，更不用说原本就抑郁的人。它也带来了人们对于小圈子、同温层的反弹。这也提醒网络宣教要“道成肉身”，从符号化的传播转向体验化、场景化的生活与生命。生命成熟的基督徒可以在自己的职场上借着专业服务服侍这个世代，创造与人建立关系、传讲基督福音的新的机会。

安平：新冠疫情将所有的教会逼到了线上，网络宣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很多教会和基督徒开始积极探索新疫情常态或曰后疫情时代的教会发展和网络宣教，但也普遍存在观念陈旧、浅尝则止和好大喜功的现象。过去这五年“普世佳音”对活跃的基督教微信公众号进行过广泛的数据调查和分析，我们发现基督教公众号中营销号、假消息泛滥，整体呈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且普遍缺乏公共关怀和与公共对话的能力。在美国大选期间，很多基督徒的社交媒体助长了假消息、阴谋论的传播，失去了见证。这说明华人教会长期以来对媒体和新媒体缺乏深入的认识，同时对教会的社会参与和公共神学也缺乏深入而成熟的学习，我们还需要”补课”。

始明：网络宣教要引导对象去到地方教会、去建立真实和个人的连接。网络事工也可能会带来幻想、欺骗和自我满足。一个从事网络事工的网红、写手、主持人，很可能因为与粉丝或听众之间的互动而过分高看自己，他从粉丝或参与者那里听到的东西会强化他的自我认知，最后虽然仍然去教会，但其实他真正的身份在网络上。这是非常危险的，无论对他本人还是他的参与者都很有害。我特别希望网络事工的参与者、服事者正确看待自己的事工，把网络事工看作是神在这个时代赐下的一个资源，但不能代替读经、祷告、参与教会服事。

Sean Cheng是《今日基督教》亚洲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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