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华历史催生了19世纪的美国华人教会

中国基督新教诞生于19世纪中国人与欧美宣教士的互动之中。那是一个以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和军事力量扩张为标志的时代。鸦片战争（1839-1842和1856-1860年）后，英国成功地迫使中国向西方和新教宣教士开放。在夏威夷并入美国和菲律宾独立之前，英国在北美洲进行了领土扩张。这种扩张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劳工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奴隶制在英国（1807年）和美国（1863年）的废除更加剧了全球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

这些历史的发展部分解释了散居华人人口增长和更多华人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原因。从16世纪到18世纪，在亚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殖民地，华人移民虽然不容忽视，但人口并不多。而在英国扩张期间，散居华人人口迅速增长。来自中国的劳工对北美西部的发展至关重要。加州的大部分农业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的铁路都是由来自中国的华人合同工建立和建造的。

英美列强撬开了中国的大门，也为福音的传播和基督教文化的提升开了一扇门，这是大多数的英美基督徒乐见其成的。另一方面，为消除奴隶制和人口贩卖而斗争的废奴主义者则看到了在全球分享自由和平等的福音的新机会。

1850年代，当华人移民开始大量涌入美国时，西方新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还只是限于香港和五个条约港口。美国的宣教机构在华人移民浪潮中看到了一个机会——如果这些华人移民中的一些人能信主，就可以建立一个跨太平洋的华人基督徒网络，这对基督教在美国的发展也是有利的。1853年，四名华人基督徒商人创建了北美第一间华人教会，就是今天位于旧金山唐人街的三藩市中华基督教长老会。但是早在这间教会创建之前，就出现了华人教会发展壮大的障碍，而这些障碍决定性地塑造了美国华人教会的很多特征。

首先，来到美国的中国移民几乎一下船就立刻面临敌视。与欧洲移民一样，第一批中国移民是一些有冒险精神的人，他们在1849年加州淘金的消息传到中国后，看到通过采矿或商业致富的机会。但在1852年，加州通过了歧视性的税收法，后来，该州还试图将华人赶出矿区及阻止华人移民。

来自华人社团的抗议没能阻止日益增长的敌意——抗议者包括一名自称是已归化的公民的基督徒商人、唐餐馆老板袁生（Norman Asing）。即使有宣教士和宣教机构倡导接纳华人移民，也无法阻止美国（以及后来的加拿大）政府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通过针对华人的歧视性的移民和归化法。

第二，中国移民的流动性大，居住的地域分散，且以男性为主，这使得他们几乎不可能形成稳定的信仰团体。在1850和1860年代尤其如此。当时大多数华人都在散布于美国西部的矿区工作。随着矿场的枯竭，许多人在矿区邻近的小城镇定居。一些人开办了制鞋和雪茄公司，另一些人则从事家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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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创建于1853年的三藩市中华基督教长老会；右：1896-1906年间旧金山唐人街的花店

1860年代，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建设带来了新一波的合同制华工。许多华人后来在加拿大、美国南部和东北部的铁路建设中工作。一些白人教会通过语言学校接触到他们的华人新邻居。然而，由于文化和语言的障碍，以及华人工作的短暂和经常迁移，教会无法留住这些华工。1854年，曾经有人尝试在加州萨克拉门托建立一个华人浸信会，但这个计划很快就被放弃了。即使是旧金山的长老教会——当时北美唯一的独立华人基督教会，到1860年也变得半死不活了。

然而，进入1870年代，一系列的事件催生了北美的华人教会。到1870年，华人移民人口几乎翻了一番，达到6万3千人，到1880年接近10万5千人。对华人的敌意也加强了，他们被指责造成了1870年代美国西部的经济衰退。由于缺乏公民身份所带来的法律保护，华人被赶出了采矿的城镇，许多人被杀害。当他们逃到唐人街的飞地时，他们创造了与主流社会隔离的城市贫民窟。在重建南方的反弹推动下，反华运动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运动，导致1882年、1892年和1902年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及其延长法案。

在这一时期，美国宣教机构重新努力建立和支持华人基督教社区。从1868年开始，卫理公会、公理会、浸信会和圣公会的宣教士和华人牧师被派往旧金山的唐人街宣教。不久之后，女宣教士伴随他们到华人社区建立了英语学校、社区中心和妇女救助院。

一些白人宣教士因无畏地倡导华人的权利而广为人知。斯皮尔（William Speer ，1822-1904）不仅帮助华人基督徒在旧金山建立了中国长老教会，而且还在加州的档案中留下了重要的证词，为遭受基于种族偏见的歧视的华人辩护。他的继任者鲁米斯（Augustus W. Loomis，1816-1891）、康迪（Ira M. Condit，1833-1915）和卡麦龙（Donaldina Cameron，1869-1968）都作为北美华人的支持者留下了重要遗产。基顺（Otis Gibson，1825-1889）是一位坚定不移的华人盟友，他开创了卫理公会的华人事工，为新教倡导种族正义定下了基调。公理会的庞德（William C. Pond ，1830-1925）得到了持废奴主义立场的美国宣教士协会的支持。他和华人公理会的牧师们都充满热情地宣扬人类平等的福音。这些宣教士和华人基督徒领袖共同为华人基督徒社区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并引来一些美国基督教宗派的关注和支持。

最早一批信主的华人显然受到废奴主义者的启发，被基督福音所包含的平等主义所吸引。1875年，在旧金山中华基督教循道会周年庆典上的一次演讲中，时玛（Ma See）将基督教关于造物主的观念与华人的权利联系起来：“如果这个世界是由一位独一而普世的上帝创造的；如果这个世界属于上帝；如果人因皆为上帝所造而平等；如果所有人都来自一个家庭；如果这些都是真的——实际上也确实是，那么华人当然有权利来到美国这片土地，并在其中占一席之地，就像任何其它国家的移民一样。”

早期的华人基督徒还刻意区分了他们认为是真正的和虚假的基督教。李恩富（Yan Phou Lee）在发表于《北美评论》（1887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当 “数年前华人受到迫害时，当他们被无情地驱赶和谋杀时，我至少有足够的智力能分辨这些暴行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为；那些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去保护华人的人都是基督徒”。

虽然白人宣教士被指责有“种族家长作风”的问题（这样的指责往往也是对的），但是他们是抗议反亚裔暴力并与排他性和歧视性的立法作斗争的少数美国人中的一部分。尽管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他们仍然展现了一种后千禧年主义的热忱，使公开见证信仰成为基督徒忠于上帝的不可磨灭的标志。尽管华人基督徒与白人宣教士的合作有不平等的成分，但他们接受了一种将个人与上帝的联结与社会和政治的参与结合起来的属灵传统。带着提升种族平等和救赎国家的共同异象，白人宣教士和华人基督徒携手建立了一个基督教跨国网络。

Timothy Tseng是校际基督徒团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研究生和教师事工的太平洋地区主任及伯克莱新学院（New College Berkeley）总干事。他曾担任过神学院教授、非营利组织的创始人和牧师。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触手可及的事工：美国主流新教种族意识形态中的亚裔美国人，1882-1952年”。

翻译：Sean C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