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改编自罗素·摩尔的时事通讯 点击此处订阅。

一个多星期前,《今日基督教》发表了加拿大牧师雅各布·伯奇(Jacob Birch)的一篇文章。他指出,“不,西方国家的基督徒并非处于放逐之中”。

伯奇说得很对,关于放逐(exile)的谈论可能暴露了西方福音派的一些最坏的冲动。 但与此同时,我相信关于放逐的叙事也正是《圣经》为我们提供的对抗这一切的方法。

伯奇首先指出,今天许多白人福音派教会习惯于认为自己就像经文中所描写的被放逐之人(exiles)一样,尤其是在教会向世俗化转变和基督教边缘化的背景下。 毫无疑问,在这个国家和北美大陆的某些地区(鉴于他的加拿大背景),这是事实。

但可惜的是,在我自己生活的圣经带地区(Bible Belt,又称‘圣经地带’,是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在社会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多指美国南部。——译注),“放逐”的想法似乎无处可寻。 相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发现伯奇提出的关于“占领”(occupation)的隐喻却可能更有支配性,即使人民没有用这类的词汇来表达。

占领,毕竟意味着敌对势力入侵了自己的领土,让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挟持。 这在《圣经》关于神子民的故事中出现过好几次。 举个例子,这就是为什么宗教领袖向耶稣提出的关于是否向凯撒纳税的问题如此具有挑战性。

按照许多第一世纪犹太人的观念,对这个问题说“是”就相当于肯定了罗马对他们土地的占领——他们相信这块土地理应由大卫家族来治理,而不是由凯撒的傀儡政府。 但耶稣所言却超越了这种暂时性的占领,祂所关切的是那更深刻、更根本性的占领——夺下壮士的家(太12:29)。

然而,关于占领的问题本身,却很难说是不合理或不属灵的。 这个问题其实关乎神的公义(“以色列的神怎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也关乎一个民族的荣辱。 问题是要以何种方式摆脱占领者的非法统治。

事实上,如何处理罗马占领的问题,引发了被占领人民内部一些最危险的分裂——其中有像巴拉巴这样的叛乱者、西门这样的奋锐党人士,还有马太和撒该这样的合作者。

对于占领来说,“外来者”(outsiders,即占领者)才是土地上的异类。 但在对于放逐,却是原来的“内在者”(insiders)不得不学习如何在一个陌生之地生活下来。

关于放逐的叙事讲说的不只是同一种单一的经验。 对于我们这些或生在雅各之家或嫁接到其根基上的枝子来说,这就是基督教故事的一部分。 而《圣经》以一种持续的方式将这种体验施行在我们身上,在基督升天和再来之间。

彼得称呼教会为“分散在各省 寄居的(exiles),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彼前1:1),并告诉他们要“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第17节)。 这让我们看到,第一世纪的教会与我们不是有多么 不同,而是有多么相似。 他们不能在“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中寻找他们的生活模式(第18节)。

彼得所说的寄居(exile,即被放逐),并不意味着信徒缺乏归属感,而是意味着他们有 不同的 归属感:他们属于一个“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2:9)。 就像但以理在巴比伦时一样,处于这种放逐中,并不意味着目标是要把尼布甲尼撒赶下王位,也不是要获得巴比伦帝国的统治权。 恰恰相反,放逐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被放逐者成为像巴比伦人 那样 的人。

那么,在敦促教会成为“客旅和寄居的”人时,彼得希望他们明白,他们面对的真正问题不是皇帝或周围的文化。 他们仍可以向所有人表示敬意,包括皇帝。 然而问题是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2:11)。

在被占领的情况下——即生活在仇敌掌权的应许之地——信徒要么会寻求同化到更大的文化中去,要么会愤怒地反对占领者。 但彼得告诫说,这两种情况都不应发生。 相反,他们既“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又要注意他们是向神顺服,而不是向那里的众人顺服(第12节)。

放逐 能否被危险地用来传达对文化权力丧失的怨恨感? 绝对可以,就像 圣洁 可以意味着自以为义的追求完美;使命(mission,即宣教) 可以带来殖民主义行径一样。 但这些危险的应用并没有体现出这些概念真正的《圣经》背景。

在最初的放逐中,以色列人不断被提醒,他们的困境不是巴比伦人造成的,不能通过寻找其他力量(比如埃及或亚述的帮助)击败巴比伦人来解决。 是他们流亡的唯一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所得到的呼召不是去寻找他们自己的尼布甲尼撒王,而是要 悔改 并重拾他们作为神子民的独特性。

此外,关于放逐的叙事也清楚地表明,这个问题不仅仅和返回家园有关。 耶利米和以西结都清楚地向被放逐者说明,他们不能回家。 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圣殿——不是被外部力量赶走的,而是因祂自己子民的罪而离开了(以西结书10章;耶利米书7章)。

这是个坏消息。 但好消息是,既然是神把祂的子民送入了流放,祂也在流放之地与他们同在。 他们可以找到祂,在陌生之地唱主的歌。

他们可以盖房子、生孩子,适应巴比伦生活的一些外在方面(比如但以理被冠以一个巴比伦名字,并在尼布甲尼撒王的宫中服侍)。 但与此同时,他们要能够拒绝屈服于强加于他们的偶像崇拜,或不屈服于那些更微妙的外力,使他们失去亚伯拉罕后代的“异乡性”和独特性。

事实上,谈论放逐的意义,与西方基督徒应当哀叹或怨恨失去“基督教文化”的想法正好相反。 重点是,在每一个地方和文化中,从耶稣第一次降临到祂的第二次再来,每一个 基督徒群体都要明白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

如果我们回顾过往,确有一段不觉自己是被放逐者的经历,那是因为那时的我们适应并接受了偶像崇拜,就像希望一个过去的尼布甲尼撒王回归一样。 如果我们曾期待过有一天,我们将不再感到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个文化的“家园”,那这也是因为我们习惯了偶像崇拜——就像希望将来有一个不同的尼布甲尼撒出现一样。

也就是说,每当我们错误地使用放逐的叙事来哀叹一个黑暗或日益敌对的文化——而不是把我们的处境看作与我们之前的每一个时代基本相同的话——那我们就并不明白《圣经》所指的 放逐

关于放逐的叙事其实是要除掉我们的权利感和围困心态。 我们要既不试图融入周围社会中任何看似“正常”的事物,也在不被接纳时不感到愤怒。 与之相反的,我们当把生活常态视为一场朝圣之旅。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如此对我们说。

“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来11:13-16)。

身为被放逐者的不会说:“哦不,我们被边缘化了! 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相反,他们应该问,“为何我没有被更多地边缘化? 我是否已经被自己的喜好所左右,以至于我不再渴望去寻求更深的未知?”

我相信我们今天真正的危机,不是基督徒把自己看成被放逐到一个遥远的国度,而是他们可能把自己的国家——美国、加拿大或他们所在的任何地方——看作是神的应许之地。 这意味着他们要么会试图拥抱周围的一切,将其视为神所赐的牛奶与蜜,要么会试图将无论哪个要从我们身边夺走“我们国家”的“亚玛力人”或“非利士人”连根除去。

我相信西方的基督徒是被放逐者,东方的基督徒也是一样。 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与前二十个世纪的基督徒一样,都是被放逐者。

但是,我们今天表现出的怨恨、权利感、文化战争和推特上的嘲弄,并不是客旅和寄居者应有的行为。 相反,它们是我们还没有被充分放逐的证据。

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在《今日基督教》带领公共神学项目。

翻译:许珏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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