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台湾的基督徒应该支持乌克兰？——基督教神学上的理由

每年2月28日，台湾人民都会聚集在一起，纪念1947年以大规模军警镇压结束的“二二八”事件。在纪念 二二八时，我们反思我们在历史上与暴政进行的斗争——我们目前享有的权利和自由来自多年的抗争，今天我们仍然为保护这些权利和自由而奋斗。

今年，我呼吁我的台湾同胞通过表明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来纪念二二八事件。对我来说，身为台湾人就应该声援乌克兰人民反对入侵和暴政的斗争。

在我后来跟朋友之间友好的神学讨论中，出现了一个问题：我是以台湾公民的身份，还是以基督教神学人的身份发表这样的评论的？或许两者都是？我应该如何理解我的台湾人身份与我的基督徒身份之间的关系呢？

首先，我必须毫不含糊地说明：我不是 一名“台湾基督徒”，而是一名 “来自台湾的基督徒”。在符合圣经的世界观中并没有“公民宗教（基督教）”的概念存在的空间。

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因反对德国的“神秘民族主义”而于1935年被迫离开德国。他于1936年在《上帝的恩典拣选》（Gottes Gnadenwahl）一书中写到他的祖国：“并不存在一个全体瑞士人的‘生活总体性’（Lebenstotalität），没有‘瑞士的宗教’或‘瑞士的基督教’”。同样，德国神学家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在2019年的一次采访（视频）中对我的台湾神学同侪林鸿信老师和我的中国同行洪亮说：“我不是一名德国基督徒，而是一名在德国的基督徒。”作为一名新加尔文主义者，我由衷地认同这些神学家对公民基督教的摒弃。

当然，你可以说公民宗教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形式，民族主义也不是一种单一的现象或意识形态。有些人认为，民族主义只是这样一种观念：一个国家是由一个民族的规范和共同的价值观形成并维系在一起的，而这些对价值观最好的描述是它们具有宗教性。

在这种观点中，公民宗教是赋予一个民族某种国族身份的宗教。有人认为，民族主义和公民宗教本身可以是无害的，甚至是符合圣经的，不一定与它们在第三帝国表现出来的形式相似。

对于这种论调，我只能斩钉截铁地用一个“不！”字来回应。

新加尔文主义的“领域主权”原则是一项在其他流派的基督教神学中也能找到不同表达方式的符合圣经的原则，它规定宗教、国家和民族的领域必须恒久保持区隔。只有耶稣基督对万事万物拥有主权。在上帝的美好创造中，每个领域相对于所有其他领域都具有主权。正如俄罗斯在道德上有责任尊重乌克兰的国家主权一样，在上帝创造的道德秩序中，上帝禁止宗教、国家和民族之间互相侵犯。

在新加尔文主义中，领域主权的理念包含在通常被称为 “基督教世界观”的系统中。有些人将其描述为 “基于创造的世界观”，但这种描述并不能概括整个概念。

简单地说，我喜欢称之为 “新加尔文主义巨擘 ”的一些神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凯波尔（Abraham Kuyper）和巴文克（Herman Bavinck），我还要加上霍志恒（Geerhardus Vos）——对 “基督教世界观 ”的看法，是把世界历史看作是救赎历史——创造、堕落和救赎的历史——得以展现的舞台。我喜欢借用巴特的修辞，把世界历史描述为救赎历史的 “外在基础”，把救赎历史描述为世界历史的 “内在基础”。

如果这听起来太抽象，我们可以想想《路加福音》第2章第1节记录耶稣出生在凯撒·奥古斯都（Caesar Augustus）统治下的罗马帝国的经文。作为罗马帝国第一位事实上的皇帝，奥古斯都从被刺杀的尤利乌斯（Julius）手中接过了凯撒的头衔，并采用了“奥古斯都”这个名字——那是一个通常用来描述神明的词，用来影射他具有某种神性。他让维吉尔（Virgil）的《埃涅阿斯纪》（Aeneid）成为罗马民族身份的官方叙事——这部民间史诗编造了拉丁民族被命运选中、以正义的名义统治各国的神圣起源的故事。

自称奥古斯都的人确实是上帝拣选的统治者，这是世界历史和救赎历史的作者写下的最好的戏剧反讽之一。上帝选择了这个人，并通过在《路加福音》中简短而重要的提及，让历时历代和全世界的人知道他。

圣经提到这个罗马皇帝的意义在于，当我们根据世界历史的内在基础来鉴查其结果时，它向我们表明自封的皇帝神性（“天子”）的概念对于世界历史根本是无关紧要的——世界历史是上帝与他的子民在耶稣基督里立约的历史，其基础是父、子和圣灵之间永恒而不可动摇的契约。（改革宗神学家称之为“pactum salutis”，即“救赎之约” 。）

一个婴孩诞生了，他的出生（“圣诞”）今天继续在全世界被庆祝，而埃涅阿斯则被视为一个在战场上寻求荣耀的杜撰传奇人物或战争贩子式的虚构神话英雄（尽管他似乎具有同情和正义的美德）。

作为基督徒，既然我们号称相信奥古斯都统治下出生的婴孩（耶稣）的故事，我们就必须在心中寻找残留的埃涅阿斯的影子，并将它赶出去。因为基督的诞生是为了成全上帝律法中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诫命（不可信仰别神、不可拜偶像）——其实也是成全所有的十条诫命。我们这些承认基督是主的人，除了在道成肉身的圣子中自我启示的真神之外，没有别的神，也不会把任何不是神的东西神化。这适用于民族，也适用于个人所属的国家。

尽管如此，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民族主义和公民宗教（按照前面的定义）不一定会神化民族或国家。但我认为它们必然会这么做。

在地上所有的团体中，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个团体是上帝为基督徒彼此团契而拣选、通过传讲真道和施行圣礼成为上帝施恩的管道。这个团体就是教会，她在旧约时代采取的是以色列的形式。

以色列是上帝的 “选民”，但她不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之约中的一个属灵的信仰团体。如今神的选民是通过教会体现在地上的各国之中。使徒彼得告诉我们，只有教会构成了“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彼得前书》2:9）。在我们从万国中被呼召出来、聚集于教会之前，我们“算不得子民“，“ 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彼得前书》2:10）。

换句话说，教会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共同体，在其中多元中的合一建立在一主、一信、一洗（《以弗所书》4:5）之上。尘世的国家可能被一些共同的价值观维系在一起，而这些价值观在某种意义上最终是宗教性的。基督徒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影响这些价值观，因为雅典是耶路撒冷的外在基础。然而，试图用基督教信仰来统一一个地上的国家，是神化雅典，并赋予它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地位。

这种通过对拣选、护理、教会和末世之事的教义进行某种明确或隐含的世俗化改造，来使天上的耶路撒冷实现在地上的企图，正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这一点纳粹时期的基督教思想家如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以及当代作家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迈克尔·罗森（Michael E. Rosen）都有述及。将天上的耶路撒冷属地化和将地上的雅典神圣化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只有教会被上帝拣选，成为尚未到来的天国的现时预表。然而，我们确实祈祷 “愿你（上帝）的国度降临”。我们的主并没有教导我们祈祷被带到天上去。耶稣教导我们要祈求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因为凯撒·奥古斯都在地上的历史是上帝之子来到人间的历史的外在基础，而耶稣基督的历史是罗马帝国历史的内在基础。同样的道理，教会是万国的内在基础，而国家是神的国度降临的外在基础之一。

这正是我呼吁台湾的基督徒声援乌克兰人民的理由：首先，台湾有一个教会作为她的内在基础；其次，这个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为的是她能够在此时此地重演在彼时彼地一次成就而永远成就的道成肉身的历史。

在台湾追求权利、自由和法治的历史中，台湾基督教长老会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当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和其他长老会宣教士在19世纪末第一次来到台湾时（当时台湾是在中国统治下，后来被日本占领），他们向这个岛屿上的人民介绍现代医学、农业和教育。他们为妇女提供教育并倡导妇女的权利。他们研究并帮助保护原住民的文化和语言。直到今天，在台湾长老会神学院接受培训的牧师还被要求学习用各自教区的方言讲道。

这些宣教士并没有试图将台湾原住民或讲闽南话的社区同化为一个来自西方的所谓 “基督教 ”文明。他们也没有像16和17世纪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士那样，试图让当地的统治者和政府官员改变信仰。君士坦丁式的基督教不在他们的议程上。在他们异象中的台湾基督教，是在历史的实际情况下，将成为台湾历史的内在基础的信仰。

一个作为台湾的内在基础而存在的教会有一个先知性的责任，即呼吁社会“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弥迦书》6:8）。台湾长老会在历史上一直站在抗争的第一线，代表他们的非基督徒邻舍抵抗暴政。许多台湾长老会的领袖实际上是有海外关系和社会地位很高的人。但他们有“基督的心”，能够谦卑“虚己”（《腓立比书》2:5-7），所以他们愿意为邻舍的利益而被谋杀和监禁。

他们明白一件事：耶稣是来被本丢彼拉多钉死的。上帝不仅仅是告诉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上帝在各各他山上实现了公正和怜悯。各各他是上帝永恒不变的公义和怜悯的外在基础。因此，如果我们自诩为十字架的背负者且以此为荣曜，却对这个世界的暴政、不公、谎言和苦难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我们就有祸了。

“道成了肉身”（《约翰福音》1:14）。如果我们真正相信福音的这一核心真理，那么我们就知道，上帝禁止我们成为世界历史的旁观者和局外人。

加拿大人马偕，在整整150年前来到台湾，让自己成为台湾历史的一部分。今年，整个台湾——不仅仅是基督徒——都在纪念他的到来。在马偕和他的宣教同事之后诞生的台湾长老会至今深刻地影响着台湾文化。

可以肯定的是，台湾仍然是一个宗教多元化的社会，除了某些灵恩教会和灵恩运动推动者之外，台湾的基督徒并不打算把这个国家变成“基督王国”。教会仍然是台湾的内在基础，而台湾是我们的教会的外在基础。台湾的教会理应继续以公义、怜悯和谦卑的价值观，在上帝的普遍恩典之下，影响台湾社会。

而正因为台湾有一个教会作为其内在基础，台湾教会将继续提醒社会：无论是否是基督徒，作一名台湾人即意味着参与世界历史（普遍恩典），通过世界历史，上帝自己的公义、怜悯和谦卑的历史，也就是道成肉身和基督再来的历史（特殊恩典），将继续展开。

Alex Tseng是一位来自台湾、从事卡尔·巴特研究的新加尔文主义神学人。

翻译：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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