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台灣的基督徒應該支持烏克蘭？——基督教神學上的理由

每年2月28日，台灣人民都會聚集在一起，紀念1947年以大規模軍警鎮壓結束的“二二八”事件。在紀念 二二八時，我們反思我們在歷史上與暴政進行的鬥爭——我們目前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來自多年的抗爭，今天我們仍然為保護這些權利和自由而奮鬥。

今年，我呼籲我的台灣同胞通過表明支持烏克蘭的立場來紀念二二八事件。對我來說，身為台灣人就應該聲援烏克蘭人民反對入侵和暴政的鬥爭。

在我後來跟朋友之間友好的神學討論中，出現了一個問題：我是以台灣公民的身份，還是以基督教神學人的身份發表這樣的評論的？或許兩者都是？我應該如何理解我的台灣人身份與我的基督徒身份之間的關係呢？

首先，我必須毫不含糊地說明：我不是 一名“台灣基督徒”，而是一名 “來自台灣的基督徒”。在符合聖經的世界觀中並沒有“公民宗教（基督教）”的概念存在的空間。

瑞士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因反對德國的“神秘民族主義”而於1935年被迫離開德國。他於1936年在《上帝的恩典揀選》（Gottes Gnadenwahl）一書中寫到他的祖國：“並不存在一個全體瑞士人的‘生活總體性’（Lebenstotalität），沒有‘瑞士的宗教’或‘瑞士的基督教’”。同樣，德國神學家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在2019年的一次採訪（視頻）中對我的台灣神學同儕林鴻信老師和我的中國同行洪亮說：“我不是一名德國基督徒，而是一名在德國的基督徒。”作為一名新加爾文主義者，我由衷地認同這些神學家對公民基督教的摒棄。

當然，你可以說公民宗教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形式，民族主義也不是一種單一的現象或意識形態。有些人認為，民族主義只是這樣一種觀念：一個國家是由一個民族的規範和共同的價值觀形成並維繫在一起的，而這些對價值觀最好的描述是它們具有宗教性。

在這種觀點中，公民宗教是賦予一個民族某種國族身份的宗教。有人認為，民族主義和公民宗教本身可以是無害的，甚至是符合聖經的，不一定與它們在第三帝國表現出來的形式相似。

對於這種論調，我只能斬釘截鐵地用一個“不！”字來回應。

新加爾文主義的“領域主權”原則是一項在其他流派的基督教神學中也能找到不同表達方式的符合聖經的原則，它規定宗教、國家和民族的領域必須恆久保持區隔。只有耶穌基督對萬事萬物擁有主權。在上帝的美好創造中，每個領域相對於所有其他領域都具有主權。正如俄羅斯在道德上有責任尊重烏克蘭的國家主權一樣，在上帝創造的道德秩序中，上帝禁止宗教、國家和民族之間互相侵犯。

在新加爾文主義中，領域主權的理念包含在通常被稱為 “基督教世界觀”的系統中。有些人將其描述為 “基於創造的世界觀”，但這種描述並不能概括整個概念。

簡單地說，我喜歡稱之為 “新加爾文主義巨擘 ”的一些神學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凱波爾（Abraham Kuyper）和巴文克（Herman Bavinck），我還要加上霍志恆（Geerhardus Vos）——對 “基督教世界觀 ”的看法，是把世界歷史看作是救贖歷史——創造、墮落和救贖的歷史——得以展現的舞台。我喜歡借用巴特的修辭，把世界歷史描述為救贖歷史的 “外在基礎”，把救贖歷史描述為世界歷史的 “內在基礎”。

如果這聽起來太抽象，我們可以想想《路加福音》第2章第1節記錄耶穌出生在凱撒·奧古斯都（Caesar Augustus）統治下的羅馬帝國的經文。作為羅馬帝國第一位事實上的皇帝，奧古斯都從被刺殺的尤利烏斯（Julius）手中接過了凱撒的頭銜，並採用了“奧古斯都”這個名字——那是一個通常用來描述神明的詞，用來影射他具有某種神性。他讓維吉爾（Virgil）的《埃涅阿斯紀》（Aeneid）成為羅馬民族身份的官方敘事——這部民間史詩編造了拉丁民族被命運選中、以正義的名義統治各國的神聖起源的故事。

自稱奧古斯都的人確實是上帝揀選的統治者，這是世界歷史和救贖歷史的作者寫下的最好的戲劇反諷之一。上帝選擇了這個人，並通過在《路加福音》中簡短而重要的提及，讓歷時歷代和全世界的人知道他。

聖經提到這個羅馬皇帝的意義在於，當我們根據世界歷史的內在基礎來鑒查其結果時，它向我們表明自封的皇帝神性（“天子”）的概念對於世界歷史根本是無關緊要的——世界歷史是上帝與他的子民在耶穌基督里立約的歷史，其基礎是父、子和聖靈之間永恆而不可動搖的契約。（改革宗神學家稱之為“pactum salutis”，即“救贖之約” 。）

一個嬰孩誕生了，他的出生（“聖誕”）今天繼續在全世界被慶祝，而埃涅阿斯則被視為一個在戰場上尋求榮耀的杜撰傳奇人物或戰爭販子式的虛構神話英雄（儘管他似乎具有同情和正義的美德）。

作為基督徒，既然我們號稱相信奧古斯都統治下出生的嬰孩（耶穌）的故事，我們就必須在心中尋找殘留的埃涅阿斯的影子，並將它趕出去。因為基督的誕生是為了成全上帝律法中的第一條和第二條誡命（不可信仰別神、不可拜偶像）——其實也是成全所有的十條誡命。我們這些承認基督是主的人，除了在道成肉身的聖子中自我啟示的真神之外，沒有別的神，也不會把任何不是神的東西神化。這適用於民族，也適用於個人所屬的國家。

儘管如此，有些人可能會爭辯說，民族主義和公民宗教（按照前面的定義）不一定會神化民族或國家。但我認為它們必然會這麼做。

在地上所有的團體中，聖經告訴我們只有一個團體是上帝為基督徒彼此團契而揀選、通過傳講真道和施行聖禮成為上帝施恩的管道。這個團體就是教會，她在舊約時代採取的是以色列的形式。

以色列是上帝的 “選民”，但她不是一個政治意義上的國家，而是上帝與亞伯拉罕所立之約中的一個屬靈的信仰團體。如今神的選民是通過教會體現在地上的各國之中。使徒彼得告訴我們，只有教會構成了“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 ”（《彼得前書》2:9）。在我們從萬國中被呼召出來、聚集於教會之前，我們“算不得子民“，“ 現在卻做了神的子民”（《彼得前書》2:10）。

換句話說，教會是唯一的這樣一個共同體，在其中多元中的合一建立在一主、一信、一洗（《以弗所書》4:5）之上。塵世的國家可能被一些共同的價值觀維繫在一起，而這些價值觀在某種意義上最終是宗教性的。基督徒應該通過各種方式影響這些價值觀，因為雅典是耶路撒冷的外在基礎。然而，試圖用基督教信仰來統一一個地上的國家，是神化雅典，並賦予它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地位。

這種通過對揀選、護理、教會和末世之事的教義進行某種明確或隱含的世俗化改造，來使天上的耶路撒冷實現在地上的企圖，正是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哲學思想。這一點納粹時期的基督教思想家如卡爾·洛維特（Karl Löwith）以及當代作家如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邁克爾·羅森（Michael E. Rosen）都有述及。將天上的耶路撒冷屬地化和將地上的雅典神聖化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只有教會被上帝揀選，成為尚未到來的天國的現時預表。然而，我們確實祈禱 “願你（上帝）的國度降臨”。我們的主並沒有教導我們祈禱被帶到天上去。耶穌教導我們要祈求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這是因為凱撒·奧古斯都在地上的歷史是上帝之子來到人間的歷史的外在基礎，而耶穌基督的歷史是羅馬帝國歷史的內在基礎。同樣的道理，教會是萬國的內在基礎，而國家是神的國度降臨的外在基礎之一。

這正是我呼籲台灣的基督徒聲援烏克蘭人民的理由：首先，台灣有一個教會作為她的內在基礎；其次，這個教會在這個世界上，卻不屬於這個世界，為的是她能夠在此時此地重演在彼時彼地一次成就而永遠成就的道成肉身的歷史。

在台灣追求權利、自由和法治的歷史中，台灣基督教長老會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當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和其他長老會宣教士在19世紀末第一次來到台灣時（當時台灣是在中國統治下，後來被日本佔領），他們向這個島嶼上的人民介紹現代醫學、農業和教育。他們為婦女提供教育並倡導婦女的權利。他們研究並幫助保護原住民的文化和語言。直到今天，在台灣長老會神學院接受培訓的牧師還被要求學習用各自教區的方言講道。

這些宣教士並沒有試圖將台灣原住民或講閩南話的社區同化為一個來自西方的所謂 “基督教 ”文明。他們也沒有像16和17世紀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士那樣，試圖讓當地的統治者和政府官員改變信仰。君士坦丁式的基督教不在他們的議程上。在他們異象中的台灣基督教，是在歷史的實際情況下，將成為台灣歷史的內在基礎的信仰。

一個作為台灣的內在基礎而存在的教會有一個先知性的責任，即呼籲社會“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彌迦書》6:8）。台灣長老會在歷史上一直站在抗爭的第一線，代表他們的非基督徒鄰舍抵抗暴政。許多台灣長老會的領袖實際上是有海外關係和社會地位很高的人。但他們有“基督的心”，能夠謙卑“虛己”（《腓立比書》2:5-7），所以他們願意為鄰舍的利益而被謀殺和監禁。

他們明白一件事：耶穌是來被本丟彼拉多釘死的。上帝不僅僅是告訴我們要行公義、好憐憫；上帝在各各他山上實現了公正和憐憫。各各他是上帝永恆不變的公義和憐憫的外在基礎。因此，如果我們自詡為十字架的背負者且以此為榮曜，卻對這個世界的暴政、不公、謊言和苦難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我們就有禍了。

“道成了肉身”（《約翰福音》1:14）。如果我們真正相信福音的這一核心真理，那麼我們就知道，上帝禁止我們成為世界歷史的旁觀者和局外人。

加拿大人馬偕，在整整150年前來到台灣，讓自己成為台灣歷史的一部分。今年，整個台灣——不僅僅是基督徒——都在紀念他的到來。在馬偕和他的宣教同事之後誕生的台灣長老會至今深刻地影響着台灣文化。

可以肯定的是，台灣仍然是一個宗教多元化的社會，除了某些靈恩教會和靈恩運動推動者之外，台灣的基督徒並不打算把這個國家變成“基督王國”。教會仍然是台灣的內在基礎，而台灣是我們的教會的外在基礎。台灣的教會理應繼續以公義、憐憫和謙卑的價值觀，在上帝的普遍恩典之下，影響台灣社會。

而正因為台灣有一個教會作為其內在基礎，台灣教會將繼續提醒社會：無論是否是基督徒，作一名台灣人即意味着參與世界歷史（普遍恩典），通過世界歷史，上帝自己的公義、憐憫和謙卑的歷史，也就是道成肉身和基督再來的歷史（特殊恩典），將繼續展開。

Alex Tseng是一位來自台灣、從事卡爾·巴特研究的新加爾文主義神學人。

翻譯：Sean Cheng

[ This article is also available in English and 简体中文. See all of our Chinese (Traditional) (繁體中文) cover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