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不拔的教会

马丁·路德曾说：“如果我写下所有我曾经历过及我所知道的传道人的负担，我会把所有人都吓跑的”。

如果路德看一看21世纪和宗教及教会有关的头条新闻，他的感觉不会比他在16世纪时好太多。我们现今所处的文化背景对于宗教在社会中的价值和地位有着许多不友善的迹象。许多人依然坚信经典的世俗化理论（classic secularization），认为宗教持续衰亡是人类社会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事情。

随着诸如《新闻周刊》那样的杂志宣布“基督教化的美国已然终结”，人们很容易屈服于对基督信仰衰微的害怕情绪。但是，持续在这样的担忧里不仅会导致它自我应验，更会使人看不见教会在人类历史里的持久韧性。

其实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世纪，处于其中的教会和神职人员没有面临事工的挑战及对基督教信仰的衰退感到担忧。简单计算一下有详细描述过去时代的“危机”及“焦虑”的历史研究数量，就会发现这些标签已被重复使用多次，不再有任何新意了。

思想一下在4世纪初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大规模迫害下的最终阶段所面临的衰落吧。当时有大批基督徒流离失所、殉道，教会和基督教书籍被摧毁，但最后基督信仰得以传播到各地且逐渐繁荣昌盛。反之，在罗马帝国的迫害随着313年《米兰敕令》的颁布而停止后，教会间的合一却难以再实现。当时的教会在它所处的堕落的世代里忙于处理教会论中麦子和稗子的问题。有一些人，如希波的奥古斯丁，欢迎曾经失丧的基督徒回到教会里，但多纳图派（Donatists）则拒这些人于门外。

教会也曾面临过教会内道德衰败的问题。中世纪的教会充斥着财务腐败及神职人员不道德的问题。10世纪法国克吕尼（Cluny）的本笃会修道院开始致力于改革，虽曾一度蓬勃发展，最终依然导向同样腐败的模式。往后的几个世纪里，西多会（Cistercians）和其他教派也进一步尝试去改革教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连观察者运动（Observant Movement）都想把他们的修士召回，做最初简单的工作即可。正如宗教改革历史学家海科·奥伯曼（Heiko Oberman）所说，他们认为自己“是教会这棵枯萎之树上最后的绿枝”。

教皇也同样无法脱逃谴责。当教皇住在阿维尼翁（Avignon）时，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is Petrarch）观察到：“这里住着的是加利利贫穷渔民的后代；他们莫名地忘记了自己的根源……我们看见的不是圣洁的孤独，而是犯著罪的主人和一群最可恶的附属品；不是清醒的教会，而是放荡的宴会；不是敬虔的朝圣者，而是异常且肮脏的怠惰者；不是赤着脚的使徒，而是强盗雪亮的马匹从我们身边飞过。这些马匹披着黄金的外衣，以黄金为食，如果上帝不制止这样盲从的奢侈，这些马很快就会穿上黄金制成的鞋。”

在阿维尼翁教皇的时代，有三位教皇试图同时执政，爆发教会内部的分裂。一位教皇手下的官员说：“在我们的时代，良好的道德行为已消失，喔不，应该说是完全被抛弃了，因为私通、贪婪、出售圣职、暴政和残酷占了上风，而教会神职人员惯性地默认这样的行为。”

即使在改革和复兴的时代，如16世纪的日内瓦运动，也曾出现严峻的动荡期。即使约翰·加尔文在流亡三年后于1541年回到日内瓦时发现自己很受人们欢迎，他仍然面临来自教友的巨大反对声音。1549年7月，加尔文的布道引起了一场公共骚乱，历史学家威廉·纳菲（William Naphy）将此归咎于日内瓦人因法国难民的涌入而蔓延的仇外心理。这也不是加尔文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1546年3月，当他批评一群在婚礼上跳舞且对教会撒谎的基督徒时，抗议的群众打断了他的讲道。多年来，学者们因着类似的事件质疑德国宗教改革的成功性，因为基督徒们无法——甚至不愿——去实现宗教改革家理想中教会应有的样貌。

许多人认为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是美国最重要的神学家。但正如传记作者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所观察，反对爱德华兹的人称他为“暴君”，并在1750年将他赶出了麻萨诸塞州的教会。爱德华兹因其在1734年在美国起始的灵命复兴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获得了国际认可，但在工资不足、个性不合及神学等问题上，他与外界的张力逐渐升温。爱德华兹在对受洗资格加上更多条件及改变教会政体等方面的坚持使他与别人的关系愈发紧张。

为图片上色

如果像加尔文和爱德华兹这样的伟人都会被他们的会众赶走，也许基督信仰的成功看起来不会总是和我们所期望的ㄧ样。

与衰败有关的词汇其实还有其他种用途。学者玛戈·托德（Margot Todd）表示，衡量及分析对神职人员所提出的控诉是个复杂的任务。托德写道，在苏格兰教会现代化的初期，“抱怨往往能成为通向改善的途径”。

布鲁克斯·霍利菲尔德（E. Brooks Holifield）对美国基督教神职人员历史的研究结果，极具说服力地挑战人们对于“教会正在衰退”的认知。他揭示“美国历史上几乎每个时期的牧师和神职人员都认为他们的呼召是去拯救教会的危机”。他提供了400多年来的例子，“神职人员总是担忧自己的事工没效率、不够专业、文化地位下降、毫无威信，以及各种失败的可能性”。根据这样的研究结果，霍利菲尔德的结论是：“从福音的角度来看，成功可以是失败，失败也可以是成功”。

我自己对于18世纪日内瓦神职人员日常工作的研究也显示了教会生活起起伏伏的复杂性质。例如，对神职人员工资的关注总是存在，但不一定像有些人所认为的，薪水能显示出神职人员地位的下降。加尔文代表16世纪工资不足的神职人员在日内瓦政府面前主张提高他们的工资。尔后，雅各布·弗内（Jacob Vernet）也为18世纪日内瓦城里薪资过低的神职人员辩护。同样的，像伏尔泰这样的启蒙人士认为教会里充满神学分歧，但关键的研究表明，18世纪的神学及教会生活远比他们以为的更正统。

日内瓦的牧师们确实会时不时地试图突破传统的束缚。例如在1773年，埃赛·加斯克（Esaïe Gasc）因为在一次公共节日里穿着龙的服装向群众讲话而受到训斥。皮埃尔·革利免（Pierre Clement）则放弃了自己的职位，为巴黎的剧院写喜剧。不过人们更常见到像让-弗朗索瓦·马丁（Jean-François Martin）这样的牧师，他忠诚地服事了整整32年，直到在主日讲台上去世。

所谓的“教会的衰败”从来就不是一幅简单且无可避免的画面。我们不能只用单调负面的例子来描绘基督教，而应该把忠心服事会众及教会增长的证据也画进这幅图画里。像2009年——加尔文诞辰500周年——这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似乎也能让人们感受到一种甚至超越了教会四面墙壁的生命力。那一年，《时代杂志》将新加尔文主义（New Calvinism）列为改变世界的十大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名单中的第三名。用那篇文章作者的话来说，“加尔文主义回来了”。

在媒体及学术研究中相互冲突的信息显示，西方对于宗教的真实状况有着不间断的讨论。我在英国生活时，曾在雅虎英国新闻里看到一篇报导: “世俗主义者在伦敦开会，以抵制宗教的兴起”。组织者设立了一个奖项，目的是阻止他们所宣称的 “宗教干预公共社会的速度正在惊人的增长。”

显然的是，当基督徒在担忧教会的衰落时，世俗主义者从未停止过担心宗教的兴盛。

颠覆对“衰退”的认知

学者们对教会状况的看法始终没有达成共识。在大卫·索金（David Sorkin）的《宗教启蒙运动》等作品中，即使是“社会在启蒙运动时期快速的世俗化”这种常见且公认的叙事都受到了质疑。索金认为即使在1700年代，“宗教在欧洲社会和文化里，既没有失去它的地位，也没有失去权威”。

缺乏基督教历史知识的人有时会认为过去的世代是信仰的黄金时期，教会是直到如今的后现代时期才开始面临衰退的危机。社会学家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则试图颠覆大众对于世俗化理论的看法，他甚至认为过去时代的虔诚只是一种“神话”。斯塔克所得出的结论也许会受人质疑，但多数人都能认可他论证的逻辑。我们需要调整总是透过“教会正在衰退”这样的镜头来解释现今教会情况的习惯，才能更准确的反应出历史的复杂性。过去那些如云彩般的见证人所遭受的苦难并不会比今天的我们少，甚至是比我们多很多。在过去的世代里，人类对上帝承诺的委身也曾动摇过。

而即使是被认为是衰退的时期，也有增长的证据。人们一直认为18世纪是教会衰退的开始，这种说法忽略了同时期出现的、大卫·汉普顿形容为“流星式兴起（meteoric rise）”的运动，例如卫理公会的出现。以汉普顿的话来说，卫理公会最一开始时只是“1730年代英格兰教会内的一个小宗教团体”，但后来成熟为“主要的世界性教派之一”。在19世纪末之际，卫理公会已经发展到横跨六大洲，有着3000多万信徒。

18世纪的灵命觉醒与19世纪的灵命觉醒之间有深厚关联。虽然在传统上，人们会将两次觉醒运动分开来看，认为每次觉醒之后都会迎来衰退，但托马斯·基德（Thomas Kidd）的书《大觉醒运动》（The Great Awakening）强调了灵命觉醒的长期性质。他说，“事实上，并没有第二次的灵命大觉醒。从美国大革命开始直到美国内战，灵命成长的果效也从浸信会及卫理公会那样敬虔精神的出现，持续到1801年在肯塔基州肯恩岭（Cane Ridge）的复兴。我们不应该再忽视美国自18世纪以来的灵命精神遗产。”

当然，如果我们改变了对启蒙运动时期的理解，也会改变我们对后续事件的解读。许多历史学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启蒙运动所造成的“信仰危机”上，却很少有人赏识提摩太·拉森（Timothy Larsen）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世俗主义者内部同样存在着的“怀疑危机”的叙述。拉森说， “虽然在现有文献中，对于那个时期人们丧失信仰的描述占了很大比重，但世俗主义运动里的高层领导人后来重新回归基督信仰的比例，远远多于教会事工因信仰危机而失丧的比例。”

在一个容易对未来抱有最坏的期待的文化中，对于基督教各个时期的历史记忆是我们宝贵的资产。基督教在每个世纪都经历了兴起和衰落的时期，有成功的记录，也有对衰退的担忧。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面对各种挑战且有着不少的缺点，但教会仍然在历史洪流里生存下来，开花结果，且不断地更新，即使是在看起来毫无希望的时刻。教会仍被上帝修复，得以复兴、改变，挺过重重难关。简而言之，教会承受住了考验。

冬日里的活力

正如马丁路德在一篇论文中所强调的，教会的结局最终不在我们手中。

他写道：“我们不是教会的监护人……如果教会由我们来管，她就会在我们面前灭亡，而我们也会和她一起灭亡……但明显的是，有一位第三者正在保护教会和我们”。

那么，基督教历史上最值得注意且正确的事实陈述应该是: 不论我们曾做了什么样的努力，教会都承受住了所有的考验。在这一点上，加尔文在他对《以赛亚书》第6章的评论中也表达了有帮助的见解。他用一棵树所经历的四季来比喻教会所经历的恢复。他指出，“树叶在秋天枯萎，然后在春天开花。尽管在外表上看来它们是死的，但如果树叶不在冬天时维持住一些活力，像这样的事就不可能会发生”。他说，教会经常忍受“无数的苦难”，看起来似乎“完全被毁了”，但是“仍然有一些隐藏着的能量，虽然没有立即显现在我们眼前，但最终会结出它的果实”。这种隐藏的能量是由“主的话语所提供的，只有靠着它，教会才得以维持。”

因此，太过于相信“教会正在衰退”这样的信息，不仅是历史上的短视，更是自我打击，因为“承受住考验”才是教会真正的历史传统。

确实，在有时候，接受教会衰退的历史观比接受教会有韧性的历史观更容易。但事实是，上帝每时每刻都透过圣灵的力量在世界各地工作，维护着教会的生命。在亚哈和耶洗别统治的时期，以利亚的故事也显明了人性的绝望倾向。那时以利亚认为自己是“唯一剩下的”，是主最后一个忠实的仆人。但事实是，有七千个人没有向巴力低头（王上19:14, 18）。

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提供了看待历史的另一种视角。当克里斯帝安（基督徒）和霍普夫（盼望）被绝望巨人囚禁在疑惑堡的地牢里时，霍普夫回应了克里斯帝安的绝望: “我的兄弟，我们要有耐心，忍耐一段时间；得救的时间总会到来，我们会快乐地被释放。”当他们逃脱地牢时，他们的忍耐最终得到了回报。

当我们不再注视著教会的衰退，有能力克服这个时代的悲观主义时，我们就能从保罗在罗马书15:4中给我们的保证里得到安慰: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珍妮弗·鲍威尔·麦克纳特（Jennifer Powell McNutt,）博士是惠顿学院神学和基督教历史助理教授。她的书《当加尔文遇到伏尔泰：1685-1798年启蒙时代的日内瓦神职人员》即将由阿什盖特（Ashgate）出版社出版。

翻译：Yi-Ting Tsai

[ This article is also available in English and 繁體中文. See all of our Chinese (Simplified) (简体中文) cover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