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有记忆以来,宣教士这个词在我脑海裡总有种让人感到焦虑的形象。一个年轻人因为感受到了对某个“危险”或“贫困”国家的强烈呼召,放下了舒适的家及家人,融入到一个新的文化裡。他们无限循环着“忍受苦难、信靠上帝、结出果子、筹款”的人生状态。

当一个正在休假的宣教士询问是否能和我约会时,这个形象马上就在我脑海裡出现,让我不得不面对我对宣教士会有的生活所感到的这种不安。这位正在休假的宣教士即将在青年使命团的台湾分部(YWAM-Taiwan)委身整整五年的服事。随然我对他很有兴趣,我还是觉得自己不是能这样牺牲舍己的料。但在夏天去台湾拜访了他几个星期后,我惊讶地发现他的生活跟我童年时的印象完全不同。他白天在咖啡店上中文课,每週有几个晚上在机构做咖啡事工,教台湾人英文和圣经。他住在一间有着空调、无线网络及卫星电视的现代化公寓裡,他大部分的家具都来自台北地铁几站以外的宜家家具店。即使他家在数千英里外的北卡罗莱纳州,他仍然可以在线上看维京人(Vikings)队的足球比赛,而且随时可以跟家人讲电话。

这些便利的现代化设施能让我(及其他人)更容易对台湾说“好(我愿意去宣教)”。但我没有意识到的是,后来在其他微小但对于过渡时期以及道成肉身的宣教来说非常关键的时刻上,说“好”会变得多困难。

高速的互联网、飞机及手机使我们这些离开家乡及亲人的人,能以过去时代的人难以想像的方式来与这个世界保持联系。但这些技术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也抑制了宣教士在上帝呼召他们委身的事工禾场上“活在当下”的能力。

延长了文化冲击

在我初次拜访台湾的夏天过后,我和这个宣教士结婚了。三周后,我们一起搬到台湾。等待着我的是满满的文化冲击阶段,因为我心里怀抱着的异国情调的台湾形象,让我忘了我正生活在一个我毫不熟悉的文化里的事实。和我在明尼苏达州农村林地老家不同的是,我现在住在一个由混凝土高楼建成的城市,几乎不可能看得到一片草地。语言障碍意味着连去买菜跟去邮局这样的简单的事情都需要花几个小时,让我才半天的时间就已筋疲力尽,无法再做任何事。而炎热潮湿的夏季持续了数个月,即使少数几个凉爽的日子也经常伴随着倾盆大雨。

在初期的日子里,我常不断地看着Facebook动态或打电话给我妈妈来暂时缓解过渡时期的压力,有时还会幻想着回家。中文课下课后,我会花好几小时看Netflix,吃从便利商店买来的垃圾食物,迫切希望能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感觉像个正常人。

我的领导斯科特·康蒂瓦尔(Scott Contival),青年使命团台北分会的负责人,对我的挣扎毫不意外。斯科特在台湾生活了17年,亲眼见到他许多员工在最初几个月努力适应新文化的挣扎,他跟我说我的经历很正常。“一个人通常需要6到18个月的时间来经历文化冲击的循环,才能达到能够感受到正常的地步。”

或至少以前的人是这样。

“最近几年,我们看到新来的宣教士有一种趋势,就是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走出文化冲击的阶段,”他说。 “他们的笔记型电脑跟智能手机让他们能无限制地接触自己的家庭及文化,这让道成肉身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而我慢慢地——甚至是痛苦地——意识到,道成肉身,也许是宣教士能“成功地”在国外生活最重要的部分。

新的世代

虽然道成肉身仍然是多数现代宣教士的愿望,但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也在增加。

“对于过去的宣教士来说,和家人道别,前往宣教禾场的那一天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难受的一天。但船一开,伤口就开始癒合,”斯科特说。

彭蒙惠 (Doris Brougham)可以证明这一点。在1948年,她22 岁那年,她第一次坐着一艘为期六周的货轮从波特兰(Portland)来到中国。她的前三年在中国的政权更替时期度过,最终落脚在一个被称为“福尔摩沙”的岛屿上——就是今天的台湾。在最初动荡的岁月里,她几乎没有收到家人的来信,唯一的联系途径就是一些能碰巧在正确的时间抵达正确的地点的信。当她来到台湾时,她唯一的财产是一本中文圣经及一只小号。

彭蒙惠的生活并没有马上变得轻松。在她刚出国的前三年,她意外的失去了双亲,但回家的路又长又贵,她无法参加他们的葬礼。她必须找到一种能处理她巨大悲伤的方式。而这个方法最终加深了她对新的家乡的爱及对上帝的依赖。当她吹奏小号时,村里的孩子们经常聚集在她身边,组成即兴合唱团,为处在困难时期的她带来欢乐和意义。渐渐地,她在台湾人当中有了新的生活。如今,她所建立的结实累累的“天韵”福音事工已有70年的历史 (依然进行着)。

在现代,宣教目的地跟我们家乡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而且交通越来越便宜。航班能在几小时或几天内送我们回家,而不是几周或几个月。智能手机让我们能即时和家人联系。社交媒体让我们能很快的更新朋友的近况,更不用说政治、名人和体育新闻了。这种联系在许多方面上都是种祝褔——我们的家人和教会能更容易传递鼓励的话给我们,也能更容易知道到我们可能面临的紧急情况。休假回家也变得更容易且负担得起。朋友也随时能来宣教地拜访我们。

但这些新的发明也可能会让人分心。要如何与这些便利的科技划出健康的界线是个挑战。“我对今天的宣教士最大的担忧是,即使他们已经离开了家乡,却完全有可能透过社交媒体和视频继续在那里生活着,”斯科特说。“而离乡背井的伤口会因此不断重复地被撕开。”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努力在与自己充满爱的原生家庭之间划出健康的界线——尤其因为他们不想让我有被遗忘的感觉。某次圣诞节,因为他们拿着手机让我能亲眼看着他们拆开我送他们的礼物,让我泪流满面。今年他们资助我回家过30岁的生日,虽然是看似简单的事,却导致我回台湾后思乡数周。

其他问题如“我应该多久打电话回家一次?”或“可以看Netflix吗?每周能看几个小时?”困扰着我及其他能接触到高速互联网及智能手机的人。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人而异,但处理我们所拥有的这些大量的选择性,可能会消耗掉宣教士情感上的能量,使我们的重心离上帝呼召我们所去的禾场越来越远。

在全球化的时代支持宣教士

和所有基督徒一样,宣教士会感到软弱、想家及气馁。在这些低谷的时刻,毫无节制的追剧及狂热疯迷某个球队等等行为并不罕见。在我们觉得孤单的时候,现代教会可以透过拜访我们的宣教地或利用科技来陪伴并鼓励我们。对宣教士的支持一直以来都是全人关怀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支持。但在这个数位时代,支持者们需要战略性地思考如何才能最好地帮助宣教士忠于上帝对他们人生的呼召。我的家人曾提出分享他们的Netflix密码给我,或帮我买季票看明尼苏达双城(Twin Cities)队的比赛。但我意识到这些事对我来说太诱人了,我不能把我有限的注意力再分散出去了。现今不少宣教机构在学习如何制定标准来在这些领域上帮助宣教士,支持者们也可以既挑战又鼓励他们所关心的宣教士。

宣教士和他们的家人为了将基督的国带到世界上各个角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而他们的身后也需要一个同样愿意牺牲舍己的支持团队——不仅在财务层面,在祷告、体贴、及真诚沟通的层面上也是。支持团队的工作不一定是去减轻宣教士的痛苦,而是与他们一起承担。

宣教士的支持者及教会肢体应该首先关心宣教士的文化适应状况。他们在哪些领域上挣扎?科技是否在某些层面上危害到他们的事工?能回家参与某些家庭活动是否会更好,还是就算错过了也没这么严重?他们经历哪方面的文化冲击?状况是否越来越好?有没有在哪个领域上更容易软弱犯罪?我们如何能在祷告及监督方面成为他们的帮助?

保罗在结束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两封信前,提出了个简单但热切的请求——请他们为他的事工祷告(帖前5:25,帖后3:1)。而今天的宣教士们也有同样的需求。如果你正在为某个宣教士祷告,请让他们知道!这虽然是件简单的事,对他们却是很有力的鼓励。

与台湾接轨

今年稍早的时候,我有机会与现年90多岁的彭蒙惠聊天,听听她在1950年代过渡到宣教士人生的经历。她既聪慧又风趣,很快地说起她在亚洲生活的一些有趣故事。正如她所分享的,很明显的,她初来乍到时的台湾与我现在所生活的台湾截然不同。她刚来台湾时,非常少人会说英文,学中文与其说是种选择,不如说是个必要条件。她去的很多地方的卫生设施远非现代化,她遇到许多患有肺结核或有其他传染病的病人,担忧自己被感染。听着她分享,我不安地在座位上动了动,觉得我的挣扎与她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她面临生死攸关的局面,而我在烦恼我该在手机上下载哪个应用程式。

但我发现,当我开始认真对待我个人的挣扎时,它能成为我生命成长及事工蓬勃发展的催化剂。我跟丈夫把电视锁在壁橱里一整个赛季,这样我们就有时间能与彼此及来我家的客人建立更有意义的连结。我不再带手机到公共场所了,这样我就能在公园游乐区跟其他妈妈聊天,而不是刷着Twitter。由于我限制自己与家乡联系的时长,我发现我和台湾连结的时间开始增加。文化冲击的痛苦最终缓解了。我发现和家人减少联系反而让我更有生命力,和他们的联系并不是让我能好好生活的必需品。

搬到台湾一年多后,我跟丈夫搭着出租车到医院生下我们第一个孩子。虽然家人远在千里之外时迎接新成员是件苦乐参半的事,但我们发现我们的儿子还有另一个大家庭——将他视为己出的台湾阿姨和叔叔们。我们的儿子说出的第一句话是中文,他对台湾菜有着无穷无尽的胃口,这让我们所有朋友都很高兴。我们仍然会传照片跟视频给家人 (并欢迎他们来台湾)。但台湾已成为了我们的家。

Rachel Kleppen 与她的丈夫Travis和儿子Benaiah住在台湾台北,他们服事于青年使命团台湾分部。她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伯特利大学(Bethel University) 获得青年事工及圣经研究学士学位。

翻译: 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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