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出於信心的不服從者

我第⼀次見王怡時，他領我到⼀間會議室，從那裡看出去，是市中⼼⼀片老舊而略顯破敗的寫字樓。我們在中國⻄部最重要的城市——成都。那時是2011年，他的教會當時叫秋雨之福教會，後來才改名叫秋雨聖約教會。和許多沒有在政府註冊的教會⼀樣，秋雨之福也設在寫字樓裡。這棟樓挺舊，三部電梯有時只有⼀部可以用，坑哧坑哧地開到教會所在的十九樓。我瞧了⼀眼就徑直去爬樓梯。

我向王怡解釋說，我正在寫⼀本關於中國宗教復興的書（《中國的靈魂》，The Souls of China）。我去過許多農村教會，它們遍佈於傳統的基督教核⼼地帶，比如河南省。但我覺得王怡所牧養的這種⼤型城市教會顯得越來越重要。他能讓我旁聽主⽇崇拜，採訪教會的會眾嗎？

王怡牧師當即就答應了我，但他提出兩個條件：⼀、在教堂內不能拍照，⼆、我必須得到當事⼈的許可才可以引⽤他們的話。他給出的理由很簡單：秋雨之福教會沒有什麼可隱瞞的，他們是公共機構，誰來都歡迎，教會也不會限制任何人的寫作。所以如果我想參觀他們的教會，那是我的權利。如果我想寫點什麼，那也是我這位一個⾃由人的權利。他提出的這兩個條件是為了尊重到教會聚會的人的隱私，及保持主⽇崇拜的莊嚴性。

從 80 年代中期開始，我就斷斷續續地在中國⼯作。我知道我定期拜訪他的教會，會帶來⼀定的風險。我問王怡，樓下的大樓保安⼈員會不會向當局報告有個外國⼈經常進入⼤樓，⼀路爬到⼗九樓。他說，「會的。但當局沒有禁⽌外國⼈參加教會。我們是公開組織，沒有什麼可隱瞞的，你來和我們⼀起敬拜吧。」

我們⼜聊了⼀會兒，我發現與秋雨教會⾯臨的諸多挑戰相比，我這件事的影響可能微不⾜道。於是我同意了他的條件，開始定期去他們的教會，參加主⽇崇拜、訪問教會的神學院、加入⼩組禱告會、與會眾交談，前前後後⽤了數百個⼩時，幾乎所有⼈都樂意和我分享他們的經歷。

就這樣，我開始了⼀段不尋常的宗教體驗。我在加拿⼤的⼀個安立⽢教派（在美國叫聖公會）的基督教家庭長⼤，去教會對我來說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主⽇崇拜吸引我的主要是⾳樂，還有英王欽定版（KJV）聖經和公禱⽂裡使⽤的莎⼠比亞式語⾔。我接觸過⼀些牧師，絕⼤部分牧師的證道並不讓⼈信服，教會⽣活幾乎就只是禮拜天上午有一堂值得去參與的敬拜，其中會有關於如何活出美好生命的重要教導。

可是坐在王怡主持的主⽇崇拜中聽道卻全然不同。他的講道不是那種快快講完⼤家好去⼤廳享受咖啡甜點的類型。他講的是字字珠磯、邏輯縝密、讓人受益匪淺的關於基督教信仰的道。他的講道時間⼀般都很長，講半個⼩時對他來說不算什麼，⼤多數都要講四⼗五分鐘，但卻不會讓人覺得長。他⼝中的基督教並不是⼀項義務或者例⾏公事，而是幫助我們理解周圍社會不可或缺的信仰。那年他38歲，僅僅六年前（2005 年）他才信主。所以他也是一名還走在路上的基督徒，⼀邊學習聖經⼀邊教導我們。

Image: Courtesy of Timothy Lee

秋雨之福教會曾經在一棟寫字樓的19樓聚會

這篇序言不是一篇歌頌讚美王怡的文章。和中國許多未註冊教會的牧者⼀樣，王怡是⾃學成才，他熟讀聖經，但看問題的⽅式有時候會帶點教條主義。我不認同他對女性在教會擔任職務的看法——他認為女性不能做長老，更不⽤說牧師了。他還會與意⻅相左的⼈激烈地爭論，給人不是用基督徒合宜的⽅式來解決問題的印象。我覺得其他會眾也有類似的擔憂——有些⼈會對他的做法翻白眼，有的會拿他的急躁的脾氣來開玩笑。

但對我和這些會眾⽽⾔，參加王怡牧養的教會是很深刻的經歷。一部分原因是會眾覺得這間教會的運作完全透明開放，他們可以參與進來，幫助管理。這在中國是⼀個激進的想法，因為中國人的⽣活是由他⼈——通常是中國共產黨——來掌管的。

還有部分原因是王怡的個⼈魅⼒、口才和敏捷的思維。他的證道像是帶電一樣激動人心——這不是說他修辭有多麼華麗，⽽是因為他能清晰深刻地解釋聖經，讓一個生活在中國的人能夠聽懂，並且感覺跟自己的日常生活相關。他談論⽣活中實實在在的問題，並且把它們與基督教聯繫起來。在他看來，基督教並非是「⻄⽅的」或「外國的」宗教，⽽是⼀種普世的信仰，只不過這個信仰的發源地碰巧是我們今天稱之為「中東」的地方。

我在《中國的靈魂》這本書裡也記錄了中國漢族⼈信奉的其他宗教，為此我也花了一些時間與佛教徒、道教徒和⺠間宗教信徒交流。他們也都是一些理想主義者，努⼒為⾃⼰的宗教的追隨者提供某種道德支撐——這對許多中國⼈來說仍然很重要，因為⾃1949年中國共產黨掌權之後，中國社會就成為基本上是沒有道德觀的社會，這給很多中國⼈帶來很⼤的衝擊。許多這些其他宗教的領袖也有忠實的追隨者，他們的跟隨者在他們的信息中找到了意義和價值。

但王怡（以及其他未註冊的新教教會的領袖）的會眾最能與他（們）心靈相通。教會的成員給了王怡最多的幫助和建議，他們的組織形式也是最好的——包括開辦教會學校、神學院，組建青年團契，等等。這也能解釋為什麼在 2010 年代國家開始打壓之前，新教被普遍認為是中國發展得最快的宗教。

王怡很清楚他⾯臨的風險。他知道⾃⼰隨時可能被捕，但他拒絕被拖進中國共產黨培養的那種偷偷摸摸的文化裡。因此，他反對使⽤「地下教會」這個詞。他的教會只是⼀間與官⽅認可的「三自」教會⼀樣有理由存在的教會⽽已。教會沒有註冊的原因是因為他選擇不去註冊。我覺得這個邏輯很有說服⼒，所以在我的書裡，我更願意使⽤「未註冊」這個詞，因為它比「地下」教會或「家庭」教會的用詞更準確——實際上這些教會通常也不是真地在地下聚會，或者只是⼗來個⼈（在家裡聚會）的⼩組。這些教會一般都是租⽤辦公樓，開辦幼兒園、神學院，甚⾄還有書店。他們是一種政治學家稱之為「公民社團」的不受政府管控的團體。

不是所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宗教群體都需要面對這些未註冊教會面臨的問題。有些宗教群體很幸運，它們處在開放的社會中，享有宗教⾃由。還有些是國家批準的，它們在享受國家⽀持的好處的同時也受到國家約束。但在某種程度上，所有宗教群體都必須決定應當如何與政府打交道。王怡和其他中國未註冊教會的領袖對這個問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們試著通過聲明和宣⾔來給出答案，其中許多內容都收錄在本書（Faithful Disobedience，《信仰的抗命》）中。

這些⽂章是針對中國的特殊處境而寫，但也反映出正在世界上許多國家發⽣的信仰激增現象。宗教信仰在中國長期以來被封禁，但現在卻迅猛增長，令當局感到困惑。國家試圖拉攏一些宗教，特別是佛教和中國本⼟宗教—道教。但它們在得到國家的⽀持的同時，也受到嚴格的控制。另一些宗教則受到明顯的打壓，比如伊斯蘭教。特別是在新疆⻄部地區，伊斯蘭教受到政府殘酷的管控。還有⼀些宗教，例如天主教，（在主教任命的問題上）小心翼翼地與中國政府談判。⾄於新教，政府的⽬標⼀直是迫使所有教會加入國家控制的「三自」組織。那些拒絕接受管控的教會——如秋雨之福教會，就會面臨被摧毀的結局，或者最起碼教會的規模會被急劇減小。

Image: Courtesy of Timothy Lee

王怡與妻子蔣蓉

許多在中國發⽣的爭戰都會影響到全球。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的佛教國家，它試圖把這一點當成在其他佛教國家的⼀種軟實⼒而加以利用。它對伊斯蘭教的鎮壓已經引起國際社會的譴責，中國主辦的一些⼤型活動，例如 2022 年的冬季奧運會，已經遭到部分國家的抵制。中國與梵蒂岡的談判吸引了全球⼤約 12 億天主教徒的⽬光。與此同時，中國對新教的打壓也引起了廣泛關注——部分由於社交媒體的原因。

在中國，政府頒發了新的法規來控制宗教。這些法規不是用來保護⼈⺠的宗教⾃由，而是用來限制宗教自由。這反映出中國法律體系存在更廣泛的問題。理論上，法律本應該是置於統治者的旨意之上的——這叫「法治」（以法治國）。但在中國和許多其他國家，法律被⽤作壓迫⼈⺠的⼯具——這是「法制」（以法制人）。在過去的⼗年裡，正是這種國家控制的法律體系把⽭頭對準了中國未註冊的教會，導致王怡在 2018年被捕。有些⼈認為對王怡及其教會的鎮壓是個案，因為他太直⾔不諱了。但這些指責沒有抓住重點——重點是政府對所有宗教都很警惕，它們早晚都會成為管控的⽬標，⽽這正是發生在王怡和秋雨之福身上的事情。

我⼗年前見到王怡時，他顯然知道這⼀切的風險。他在寫作裡經常提到被捕的可能，以及應該如何⾯對國家的逼迫。但是他的結論是要走⼀條徹底公開化的路。他的證道都有錄⾳或錄像，來教會的⼈——無論是信徒還是警察，都可以去聽錄⾳或看錄像。秋雨之福教會的會眾並沒有偷偷摸摸地從後門溜進來，⽽是佩戴名牌卡，穿著正式的服裝來參加主⽇崇拜。他們為來這樣的教會感到⾃豪，沒有半點遮掩。這是屬於他們⾃⼰的教會，她就好像是國家管控之海當中的⼀個有⾃決權的⼩島，由⼀位精⼒充沛的理想主義者帶領著。

「這麼公開是有風險的，」那天早上他這樣告訴我，「但我覺得如果躲在地下，風險更⼤。如果我們沒有⾃由的行動，我們就沒有⾃由的心態。基督徒最基本的態度是我們有⾃由。你如果認為⾃⼰是個罪犯，就不會⾃由地⾏動。所以，我們努⼒去走公開化的道路。」

王怡真⼼誠意地走了那條路，直到他無法再走下去。現在他⾝陷囹圄，我想起他在一篇文章中談到他跟妻⼦蔣蓉的⼀段對話，在其中他提到如果他被抓了她該怎麼辦。他是這樣寫的：

「我還是傳道⼈，妳還是師⺟。昨天以福⾳為⽣，明天還是以福⾳為⽣。因為召我們的，既是昨天的神，⼜是明天的神。」

翻譯：小靈，校對：JDT

Ian Johnson （張彥）是曾獲普利策獎的知名作家、記者，以及美國外交關係協會資深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