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最好的读经工具使读经的情况变得更糟

我打开圣经，翻到彼得前书二章8节：“作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我说的“打开”圣经，指的是拿出手机，点击圣经app，在搜寻栏中输入这节经文。

只要再点一下，我就可以在这节经文上划线，把它凸显出来，或把它复制并存到另一个文件中，以便之后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默想它。在我的圣经app里有个灰色的小框，看起来像漫画里的对话框。如果我点击小框，就会打开与这节经文有关的经文：以赛亚书八章14节。但app不会自动连结到以赛亚书。因此我没有跳去读先知书，而是关闭了小框，继续读着彼得前书：“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

我们已经进入文学评论家斯文·伯克茨（Sven Birkerts）所说的“电子阅读时代”的第三个十年。但我们的圣经知识水平却达到新低。这些电子工具是怎么影响我们的读经呢？

人们花了不少时间辩论究竟“唯独圣经”是什么意思。然而，没有一个宗教改革的继承人认为“唯独圣经”意味着不该使用圣经以外的任何资源来帮助读经。事实上，在历史中，新教徒一直都很接受创新的方式，尤其是那些可以加深信徒与圣经互动及有助于理解圣经的发明，无论是主流语言的圣经译本或研读本圣经、注释书、插图版圣经和节选版圣经，更别说智慧型手机上的app了。

不过，你不必对读经工具的进步抱持着过多的怀疑。但可以去想这些工具是否多少会改变我们读经的方式。如果真的有什么改变，这样的改变是好的，还是坏的？

我曾研究过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的历史，我的研究表明，读经工具有时会改变我们的读经方式，且甚至会改变“按字面意思读圣经”的定义。

关于如何“按字面意思读圣经”，基督教内有许多看法。 “字面意义（Literal）”可以是指一种强调圣经无误的方式、相信某些经文的历史真实性、对预言实现方式的特定理解（预言的部份不会只有字面上的含义，还有象征性的含义）；或是指。我们应该以最朴实的方式来读一段经文，这也是为什么研究经文的文体（genres）和原初读者很重要。对于支持时代论的人而言，按字面意思读圣经时需要先理解“字串”（word chains）：当不同的经文使用了同一个词汇时，就可以将这些经文联系起来，而某些关键字（如“石头”）在任一处经文使用时都是相同的意思。如果没有人发明经文汇编工具，这种释经方法根本就不可能流行起来。

Image: Illustration by Michał Bednarski

让我稍加解释：经文汇编的发明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在胡葛圣薛（Hugh of Saint-Cher）的带领下，当时有三百个多明尼加修士（Dominican）选择了他们认为在拉丁语《武加大译本》（Vulgate Bible）中最重要的词汇，按字母顺序编制了索引。对当时的圣经学者来说，这是个强大的读经工具，但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圣雅各伯经文汇编》（St. Jacques Concordance）还是很简陋。后来中世纪所发明的经文汇编则列出更多反覆出现的词汇。

随着宗教改革时期的到来，人们越来越多地需要当地通行语言版本的经文汇编。第一本英文版新约圣经经文汇编于1530年代问世。在十六世纪英王钦定版（King James version）圣经出版以前，许多人并没有圣经，因此经文汇编并不是很有用。

1737年，隐居的书商兼学者亚历山大·克鲁登（Alexander Cruden）将多达 77,000个词汇编辑成册，英王钦定版圣经从此有了一本很好的经文汇编。克鲁登一共花了26年时间，期间还去了几趟精神病院，最终完成并出版了这本详尽的巨作：《克鲁登经文汇编》（Cruden's Concordance），至今仍持续印刷。

《克鲁登经文汇编》经常与其他新的辅助工具搭配使用，如《巴格斯特合参本圣经》（Bagster’s Polyglot Bible），以及新的注释书，如多瑪斯‧史各得（Thomas Scott）编写的《全本圣经注释》（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其中，《巴格斯特合参本圣经》编纂了多达六万个交互参照的经文，并且将多种语言排版印刷。总之，到了十九世纪，英文圣经的读者有了极具价值的工具，来帮助他们以新的方式理解圣经。

这些又新又强大的读经工具的出现，意味着普通读者也能交互参照圣经里任何一个词汇。彼得前书里的“石头”可以与出埃及记17章6节里摩西敲打的“石头”联系起来；与但以理书二章34节中“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联系起来；与耶稣在马太福音21章44节里谈到的那块掉在人身上并砸死他们的“石头”联系起来。经文交互引用的解经法创造了一种新的释经环境，取决于使用的方式，这种释经可以是高度个人化的，也可以是群体化的。

在美国，这种理解圣经的方式被称为“读经法”（the Bible Reading Method）。通常解经的工作只属于学者或训练有素的牧师，然而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做这项工作。读者可以选择一个英文关键字，研究这个词汇的所有用法，然后从汇编的词汇范例中推断出经文的含义。

人们经常以小组的形式来研经，组员们彼此鼓励，深入研读圣经，做神学反思。举例来说，小组一起研究诗篇27章14节中“等候”一词，将其与创世纪49章18节中雅各的呼求联系起来；与保罗在罗马书8章19节中对末世的盼望交互参照（“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然后讨论到上帝的拯救是如何成为一个贯穿圣经的重要主题。透过圣经的上下文和叙述，我们能推论出上帝要拯救谁，以及拯救的方法，但读者个人的经历，以及特定文化所做的假设也经常会影响人们推论。

《司可福串注圣经》（Scofield Reference Bible）是让数百万基督徒沉浸于“读经法”的精神支柱。该版本的圣经极受欢迎且广泛传播于基督徒之间。司可福（Cyrus I. Scofield）是一位牧师，与大布道家慕迪（Dwight L.Moody）关系密切。他在他的串注版圣经里加了许多注脚，详细解释他的神学。他能这么做，是因为他使用了一个复杂的经文交互参照和汇编系统来研究每一页圣经。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09年首次出版《司可福串注圣经》，至今仍在印刷。司可福除了在每一页圣经加上注脚外，还附加一个150多页的经文汇编索引和说明，以教导读者如何研究“字串”。他解释，字串能“引领读者看见圣经中第一次明确提到的某个伟大真理，直至该真理最后一次的出现”。如果读者还不明白，司可福会在该真理最后一次被提及时做出总结，巩固其整体含义。

如果人们在读经时，借助于复杂的经文汇编来解经，便能经历到圣经的合一性。二十世纪初的另一位时代主义者霍尔德曼（Isaac Massey Haldeman）解释道：若人们想要“以一种更聪明和令人满足的方式研经”，就需要使用经文汇编来理解66卷书之间有着“合一的设计”。即使暂时不去去理会圣经的历史背景、人类作者、原文、语言学上的细节及故事原始的描述，经文汇编都能让普通读者见到圣经的合一性。

一些保守派基督徒，如慕迪的同事叨雷（R. A. Torrey），称“读经法”是一种“科学”的读经方法。霍尔德曼称经文汇编和交互参照经文为“工具”和“手段”，如果使用得当，就能产生可复验的结果。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想到自诩为基要派（Fundamentalists）的人士居然会吹捧科学，实在是很特别。然而，在世纪交替之初，美国人正在拥抱科学，将科学视为检验生活各领域中的真理的最高权威。由于圣经批判学（biblical criticism ）似乎破坏了圣经在学术界的权威，因此这种以经文汇编为基础的解经框架常被使用，让人们得以从科学的角度来巩固圣经的地位。

我们可能会想，既然基要派人士想要照字面意思理解圣经，他们应该会更加留意初代基督徒是如何理解经文的。然而，他们所用的读经工具却将他们推往“科学”的方向。

这类的读经方式也为一场新的神学运动奠定了基础，该运动被称为“时代主义/时代论”。这场运动是由“闭关弟兄会”（Exclusive Brethren）的教导所发展而来，特别是英裔爱尔兰人领袖达秘（John Nelson Darby）的教导。他说，人类可以区分为三类：以色列、教会和万国。万国并没有与神立约，但教会和以色列有，所以读者当“按正意分解”（提后2:15）圣经经文：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话，以及神对基督徒说的话。

对达秘来说，“能成就每节经文原本的样貌”是“圣灵赐给基督徒读者的灵性理解力，使我们能分辨出天上的事物（以及我们与之的关联），和地上的事物（我们与之有分别）”。

这种解经法往往将重点放在预言上，达秘认为这种圣经的文体不是写给最初的读者，而是未来的读者，预测人类历史尚未发生的事件，且多数预言都与以色列有关。为了更好地理解圣经，人们当知道一块石头是如何成为根基（以弗所书弗2章20节）、绊脚石（罗马书9章32-33节），以及能把人砸得稀烂（马太福音21章44节）——而上所述的这些，实际上都与耶稣和以色列未来会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有关（按着字面或以象征的形式发生）。

达秘倡导使用经文汇编，但他坚持认为，要将特定经文里的“地上”和“天上”的含义分开。这使已经盛行于美国基督徒之间的读经法变得更复杂。

虽然有些美国人没有采纳弟兄会的假设，但他们认为，达秘所用的区分法在“读经法”本身已有所体现。布禄士（James Brooks）是将达秘的教导普及到全美国的人之一，他向读者保证，“预言所用的语言，与其他任何一处经文一样简单易懂”。经文汇编使得这一说法得以体现，因为经文汇编是针对词汇而不是词义进行编纂的。

整体而言，时代主义在达秘之后继续在美国发展，后继的读者根据达秘的教导尽可能的照字面意思来读经，如同读经法里教的。然而，若非有经文汇编等技术，所谓的“照字面意思读经”的方法原本并不容易。

经过几个世代的非时代论学者逐步瓦解时代论，外加曾盛行的时代论作品（电影《末日迷踪》Left Behind）削弱了其可信度，使这种读经方法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流行。时代论正在衰落，神学院或基督教学校也不再那么常教导“读经法”。

然而“读经法”曾推广的读经习惯仍然存在，持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它依然使读者觉得经文是向他们敞开的，仿佛第一次看透了圣经的晦涩难懂，即使自己没有圣经语言或历史背景的装备。只要稍加练习，再加上经文汇编，每个读者都能自己读懂圣经。他们甚至可以宣称，这就是照字面理解圣经的方法。

当然，经文汇编系统依然存在。它们是宝贵的工具，我们经常忽略这一点。如果使用得当，它们能大大地帮助我们读经。对于经常读经的人而言，更有效率的工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经文汇编。我可以直接在手机app上搜索一个词汇，或者，只要轻轻点选，就能从一节经文跳到另一节经文。

“将圣经视为一个带有超连结的文本”的想法，让加拿大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感到兴奋。他在YouTube的圣经讲座上分享一张图片 （由电脑科学家 Chris Harrison 制作），展示超过65,000处的交互参照的经文。彼得森感叹，就算你只深入查看一个词，“也将穷尽一生，永远走不到尽头”。然而，人们会有什么样的得着，完全取决于他们所选择的方法。对彼得森来说，无尽的多样性很吸引他。但对相信圣经的合一性和连贯性的基督徒来说则没那么有说服力。

在这个拥有数不清数位工具的年代，我们应该保持谨慎，尤其是阅读圣经的新技术如何改变及重建经文的上下文。可以肯定的是，当然，我们虽然不是自己一人在读经，但我们所选择的工具可以改变甚至误导我们的读经。这些工具使我们相信，我们只是单纯的按照字面的意思在解读，然而，若非有一丝的独立思考批判性，我们距离“打破及重塑圣经上下文，让经文符合自己的思路系统”则只有一步之遥。

当然，当我点开圣经app时，我不觉得这种情况会发生。这个点击技术感觉起来更中性。但历史已显明，这类的问题依然值得我们注意。

韩梅尔（Daniel G. Hummel）是一名作者，他的新书《时代主义的兴衰史：福音派对末世论的论战如何影响一个国家》（The Rise and Fall of Dispensationalism: How the Evangelical Battle Over the End Times Shaped a Nation）即将出版。

翻译：思慕 / 校稿：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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