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从没遇过这样的事,但它肯定曾发生在别人身上。

公司秘书交给你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急事,打电话回家。

你感到喉咙干涩,在办公室按下电话按键。铃声才响一下,你的配偶马上接起来,他的“喂”听起来非常哀伤,似乎刚受到惊吓并哭过。

两分钟后,你挂上电话,你的手发抖着,感觉喉咙好像肿了起来。此时,你只能盯着墙壁看。你刚得知自己17岁的儿子在车祸中丧生了。

起初你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几小时前我才见到他阿,他不可能死了!”

你告诉别人你必须马上离开时,脑子ㄧ阵晕眩。你没有多加解释,别人疑惑地看你夺门而出。你冲进车内,启动引擎,急速赶回家。

在震惊后的麻木状态下,内疚和愤怒的情绪涌上心头。我真不该允许他开车、他的朋友们不该叫他自己过去、他当时不该去的⋯⋯上帝不该让这事种发生!

当你抵达医院时,你的情绪从未经历如此多变化,从内疚到无助,再到愤怒,最后转至悲痛。还有那麻木的感觉,让你觉得自己已经死了,却仍会感到疼痛。

在医院的小礼拜堂里,你问医生和警察几个问题:“是不是……车速太快了?到底怎么发生的?”

你未曾想到的是,他们的回答会让你陷入更深的黑暗中。警官低声说,“你儿子把车子撞进水泥桥墩里,他给朋友留下一张纸条,他是自杀的。”

你坐下来,这噩耗慢慢侵入你的思绪里,你完全无法相信。你的儿子不只是死了,而且还是他自己决定要死的。自杀是拒绝一个人最终极的形式:出于某种原因,他觉得不继续活下去,比和你一起生活更好。

眼泪终于止不住地流下来。你充满内疚的哭着,虽然你实在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预防这场悲剧,但你还是让儿子走上了不归路。你甚至因他选择自杀而替他感到内疚。

在那些你无法入眠的夜晚里,你被拒绝的感觉逐渐转为苦毒。孩子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一想到要向亲戚、朋友及教会解释,你的哀伤转为羞愧。当这羞愧紧紧抓住你时,你开始感到孤单,这种孤单的感觉是如此厚重,以致于你觉得没有任何人能穿透它。

以上这个想像出来的场景只稍微揭示了自杀者的亲人所经历的情感漩涡的一小部分。因自杀而失去挚爱的人所感受到的悲痛,通常比我们多数人能想像的更可怕。

当自杀发生时,活着的亲人往往会发现,有能力或愿意帮助自己的朋友少之又少。通常会有牧师被叫去自杀现场、家里或医院安慰家属。

我第一次面对自杀者亲属的伤痛时,是警局的驻点牧师。我被请去帮助一个家庭,他们的儿子用散弹枪朝自己的头开枪。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该说什么,以及长期而言,什么样的做法对这家人而言才有帮助。

自那时起,我便有机会服事许多因自杀而陷入痛苦的家庭。根据这些经验,以及一同服事于此事工的同事的见解,我能够去装备牧师、警官、警局牧师和咨商师。我发现,虽然他们身处于极大的震惊和悲痛之中,我们仍可对这些因自杀失去挚爱的人有着极有意义的服事。

诚实面对痛苦的事实

我所学到的第一个,也或许是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必须诚实以对。首先要向逝者的亲人直白地说出“自杀”一词,而不是委婉地说类似“不幸的事件”等词汇。

这ㄧ点不容易做到。悲伤所带来的局促不安感会让我们不想面对真相。那些因自杀而失去亲人的人,都不想面对“挚爱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此痛苦的事实。但不去面对,只会让人更难从悲伤中恢复。

克拉拉曾试图隐藏真相。她的丈夫在她年轻时,死于一起悲惨的“意外事故”。在她所住的小镇,每个人都知道她和吉姆的婚姻有些问题,而且吉姆一直深陷于忧郁症。

当警方和她解释意外现场时,克拉拉已怀疑吉姆是自杀的。她听到有人根据验尸官的调查结果在背后说着残酷的谣言。她知道镇上有许多人说吉姆是自杀的,只因验尸官是他们的老友,为了减轻她的痛苦才判定为意外死亡。事实上,谣言是对的。

多年后,当她儿子到了会质问父亲死因的年纪时,克拉拉被迫面对事实:吉姆是自杀的。这个事实带来的震惊和羞愧远远超过她所能承受。承认多年来的自我欺骗及接受丈夫自杀的事实,几乎使克拉拉情绪崩溃。当初帮她逃避事实的朋友实际上完全没有帮到忙。

没有人在面对自杀的事件时会感到自在的。但我发现,若不能诚实以对,哀痛就不会结束,医治则不会发生。

当然,坦白的说出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粗暴或不敏感地处理他人的情感。我们可以温柔、充满爱的说出事实。我们不必假装自己不害怕、不尴尬,或没有同样受伤。事实上,当我们流露出这些情感时,我们便是向丧亲者表示,他们也能放心地去感受及表达这些情绪。

接受“毫无节制”的情绪

我们千万别避开丧亲者的情绪,无论有多令人不舒服。倾听和接纳他们的感受是这个事工里很重要的一环。但要做到这一点的难度可能跟我在马克家的经验一样难。

马克是开枪自杀的,他的家人因此对他感到极度的愤怒,其中有家人甚至希望他能再次活着,这样他们就可以杀了他!

我第一个回应是试着让他们冷静下来。 “你们不是真的想杀他吧!”,我这样说。

马克的妹妹冷漠且清晰地回答:“没错,我就是想杀了他。”当我看着这个痛苦的女人的眼睛时,我知道她是认真的。

但似乎在借着言语发泄这些情绪后,她就得到释放了。 ㄧ阵子后,她得以放下恨意,好好的面对失去亲人的感受。如果我当时地阻止她发泄任何想说的话,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

我因此学到了宝贵的教训:每个人都有权力,甚至有这样的需求——去感受并表达这样激烈的感受。马克的妹妹无法阻止自己这样发泄愤怒,就如同我无法阻止一朵云飞过我的头上。她需要面对这样的愤怒,当她这样做了,她最终会能够控制她的情绪。

我们必须预备自己去倾听多种不同种的情绪。有些丧亲者感到强烈的愤怒和恨意,其他人则感到痛悔或内疚。还有一些人可能会感到释放,甚至平静及快乐。

问题不在于人是否应该有这些情绪,情绪已经在那里了。问题在于:这些情绪里究竟深藏着什么样的情感?最健康的表达方式是什么?

当我觉得丧亲者的情绪太极端或不够深时,我会强迫自己去听他们说话,豪不打断。这能帮助他们释放、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悲伤,并为其他家庭成员设下榜样。这个榜样向他们传递这样的信息:「我愿意聆听你的任何感受,而你们也必须为彼此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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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上帝能审判

我记得约翰这个人,他似乎尽全力在妥善处理母亲自杀的事。但是,他每天晚上都会醒来,因为想着母亲可能因自杀而下地狱而饱受折磨。

上帝是否已经因她自杀而定她的罪?长久以来,神学家一直都在辩论自杀者在永恒里的去处,但是,根据我对圣经的理解,我不觉得约翰有任何需要恐惧的理由。我鼓励他信靠神——那唯ㄧ有资格审判他母亲的神。当约翰开始信靠上帝时,他的注意力就从他母亲曾做过的事,转到神已为他们成就的事上。

对教会领袖来说,把审判的事交给神尤其重要,因为他们常常被丧亲者视为神在地上的代表人。即使家属很想知道神最后的裁决为何,但借着拒绝对自杀者的去处下判决,我们能鼓励他们去相信上帝的主权。

这并不代表我们要提供虚假的盼望。有很多悲伤的亲属来找我,向我打听某位亲人“现在是否与神在一起?”

虽然很难,但我唯一能给的正确答案就是“我不知道”。

即便我想赦免,而不是定罪,但审判的权柄终究不在我手上。我的角色就是提醒丧亲者,神是唯一有资格的审判官,而祂审判的依据是我们与基督的关系。

以接纳代替被拒绝的感觉

我们的生命里可能充满拒绝的不同种形式,如:无情的言词、未获得的倾听时刻、说话被打断。但没有一种拒绝比因自杀而失去亲人的人所感受到的拒绝还强烈。对他们而言,自杀的人向他们传递了“我再也不想和你一起生活”的讯息。

我有位警局牧师朋友曾会见一位年轻的妻子。她的丈夫在跟她吵架的当下自杀了。他在扣下手枪扳机前喊道:“我就做给妳看!”

这位年轻妻子受到极大的惊吓。她的丈夫几年前才宣誓要与她共度余生。她觉得丈夫是为了摆脱这个承诺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她被丈夫以这种可怕又极端的方式拒绝,以至于她觉得自己是世上最没有价值的人。

我的牧师朋友和她一起坐了好几个小时。隔天也打电话陪她聊天。从那以后,他时不时就会去探望她。他透过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和她说:“神接纳妳”。若不是他亲自做了这些事,她可能会很难相信这句话。

要提供这种接纳的感觉可能会花不少时间,而丧亲者有时可能会太过依赖帮助者的陪伴。为了避免这类问题,主要的帮助者可以在不中断联系的前提下,介绍其他同样关心他们的人。这能让丧亲者知道其他人也接纳着他们。

不要忘了陪伴的力量

我们经常会以为在这种时刻必须对丧亲者说正确的话。但仅仅陪在他们身旁也是极有价值的事。

在我早期接到的其中一次自杀案例里,我被要求和家属坐在他们家的饭厅,警察和验尸官在屋子另一边检查现场及迁移尸体。这间房子很小,我们几乎可以听到每句话、每个声音。

我问家属是否愿意暂时离开房子,让验尸官完成工作。他们拒绝了,默默地坐着。长达10分钟之久,我试着向家属们说些有意义话,却想不出半句。所以我问他们,我是否可以只跟他们一起坐着,他们同意了。

我们就这样默默坐了一个半小时以上。有时有人会移动身体的重心,我们的眼神会有所交会,好像在进行某种视讯会议那样。我在那个饭厅里有着前所未有的不舒服感,但我觉得这个家庭需要有人陪伴在那里。

验尸官和警方离开后,我又待了一个小时。在我离开前,我怀疑我们说到话的时间连15分钟都没有。

第二天,因为这个家庭没有所属的教会,我被请去主持葬礼。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和他们只有零星的接触。那段时间我常常觉得自己很失败。我觉得自己无法给他们需要的东西。我真希望当时还有别人能帮助他们。

自杀发生将近一年后,一位朋友提到,他曾见过这家庭的一位成员。他跟我说,“我不知道你当时做了什么,但是他们肯定是非常感谢你。”

但我当时做的只有陪伴他们。如果我当天试图与他们有些对话,也许结果就不会这么正面。这些家庭成员需要一个外面的人与他们待在一起,和他们一起感受伤痛。现在每当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刻意允许一段沉默的时间。事件过后,丧亲者们会和我提及那段时间的重要性。

当然,“在那陪伴”的时间要多长,端看帮助者的时间安排。我发现,在事情发生的当下,通常需要一到三个小时的陪伴,便足够表达我对这个家庭的关心。在这段时间里,除非家庭成员有所要求,否则我不会留下他们去独自面对。我知道他们不会想要我一直留在那里,但他们需要知道我不会离开他们。

引至饶恕的道路

当我和丧亲者相处时,我发现他们也许需要两种饶恕。第一种饶恕与丧亲者有关:他们本身渴望得到饶恕。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某种程度上要为自杀事件负责任。有人会悲伤地说:“如果我更常关心他就好了”;“只要我更有爱一点,或让她见她的男友,或…”。

有时,这些“只要”足以引起极大的痛苦。例如,珍妮特的家人知道她有自杀的想法。他们不停地注意着她,每十五分钟就开车经过她家,查看她的状况。有次经过她家时,他们看到她的车子在车道上,引擎正运转着。他们观察了一下,发现珍妮特坐在车里,所有车窗都关着,但有一根吸尘器的管子接在汽车的排气管,透过后车窗向车内灌入浓烟。

因为他们及早赶到,珍妮特还没受伤。他们取下软管,把她带回她家,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他们应该打电话给警察,还是将珍妮特送到急诊室?珍妮特向他们保证那天晚上她不会再自杀了,她只想睡一觉。最后,家人拿走她的车钥匙和吸尘器软管,就离开了。

但珍妮特还有一组备用钥匙跟另一跟管子。次日早晨,邻居发现她在车子里,已没了气息。

珍妮特的家人知道自己作了错误的决定。当我见到他们时,他们不断提起这件事。如果我否认这不是他们的错,我也不够诚实。但我可以让他们知道,他们的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

我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让他们知道:我可以原谅他们。他们需要从我的行动中看到,基督也愿意饶恕他们。然后他们需要理解如何饶恕自己。在往后的几个月里,我不断向他们保证他们可以得到饶恕,他们也慢慢的接受了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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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像珍妮特家属这样的人来说,神学性的对话并不能带来医治。但是,简单地分享基督对我们的爱,以及祂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总是恰当的。我会试着解释饶恕有其具体且实际的一面。我说:“我知道你们现在不觉得自己真的已被饶恕了,而且你们可能也没有这样的期待。但饶恕不仅仅是一种感觉,它更像是一种行动——决定不要求别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行动。这是神在基督里为我们做的事:不让我们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如果上帝饶恕你了,你也可以饶恕自己。”

如果一名丧亲者感受不到饶恕,他会因自己没有阻止自杀而感到愤怒。愤怒的根源在于受伤,只要他感受到这伤害,他就会对自己生气。但他不需因生气而拒绝接受饶恕。

我也许会说:“看看你对自己做的事”,“你没必要一直惩罚自己、不断提醒自己所做的事、拒绝别人给你的帮助。你有权决定,一步一步地接受上帝的饶恕,并原谅自己,从错误中学习,或许将来可以帮助别人。”一旦做到这点,丧亲者就能在哀恸这条路上自由的走下去了。

第二种饶恕,是饶恕自杀的人。

杰克在13岁那年经历到父亲最终极的拒绝:父亲自杀了。这男孩需要别人帮助他,饶恕抛下他的父亲。

无论杰克听到多少次关于父亲精神病情的解释,无论他听到多少次关于父亲所承受的压力,全都无济于事。杰克无法停止他的愤怒及怨恨。

帮助杰克的第一步,是让他看到别人已原谅他的父亲——不是一同责怪父亲的决定,而是展现饶恕的意愿。然后,帮助杰克看到,拒绝饶恕并不能伤害到他的父亲,反而是伤害他自己。

杰克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接受他父亲的不完美,但男孩最终能够原谅,并在悲痛中继续前行。

接到下一通电话时

在帮助自杀者家属的事上,没有任何方法能保证一定成功。有时我们会觉得这种事不是我们能处理的,因此需要转介。即便如此,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接听下一通语无伦次的丧亲者的电话。

陪伴经历自杀事件的受难者,是一种特殊的服事机会。身为帮助者,我们对丧亲者而言很特别。因为对他们来说,我们代表着神,而他们通常会认真看待我们代表神的这个身分。我们虽然不必要求自己有完美的表现,但这确实给我们机会,以基督的方式向人树立同理心及饶恕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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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荣怿真 / 校稿: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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