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我坐在咖啡廳時,無意中聽到隔壁桌兩位女士在討論政治。我以為會聽到典型的傾向選擇紅黨或藍黨的聊天內容,但我錯了。她們討論的是年齡問題。

「我要求的不多,」一位女士嘆氣道。「我只希望整個大選結束時,無論最後是誰的手按在聖經上宣誓就職,不會同時也戴著醫療警報手環。」

我不知道這兩位女士是民主黨人、共和黨人,還是獨立選民。她們沒有透露自己想要投給誰。她們只是在感嘆,兩個主要政黨的領袖年紀都在80歲左右。

到2028年下屆總統任期結束時,本週剛宣布競選連任的總統拜登(Joe Biden)將會是86歲,而川普(Donald Trump)會是82歲。這位女士又嘆了口氣,問道:「難道我們沒有比這兩位更年輕的人嗎?」

她的問題適用的範圍遠遠不止於總統選舉。民主黨參議員們對89歲的參議員戴安娜·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長期缺席於議會表示擔憂,其中一些人匿名表示,他們認為她有認知能力下降的跡象。

2022年連任的參議院院長查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如今也已89歲。幾年前,當我帶著一群美南浸信會的牧師與一些參議員會面時,格拉斯利第一句話就抱怨他老家的浸信會教會裡的鼓聲有多大。

儘管民意調查顯示,多數的人同意咖啡店裡這兩位女士的觀點,但明年的總統選舉——除非發生健康事件——似乎仍是關於要選擇哪位八旬老人在未來四年裡帶領這個國家。

雖然身為一個國家,我們對這個事實也沒有其他辦法,但這種情況應該促使我們反思:身為一個教會,我們能如何避免類似的情況?

人們常偷偷告訴我的一個擔憂(但他們不願大聲說出來)是,教會裡世代交替的情況有多糟糕。我最擔憂的教會不是那些為支付每月賬單而掙扎的教會,而是那些座位仍然坐得滿滿,有足夠的預算花費,但會眾多是來自嬰兒潮世代的教會。對這些教會而言,如果沒有其他因素,僅僅根據人類生物學,他們會眾人數的崩潰將會是突然發生的。

諷刺的是,這種現象發生的部分原因是由於我們貶低了老年人的地位。我們有多少次看到教會領袖,超過退休年齡卻仍緊抓著他們的職位,有時甚至是帶著生死攸關的絕望?

有時候,這當然是出於他們的自我中心——認為這份工作非他們不可的想法。但更多的時候,掙扎於留下來是因為這對他們來說感覺是生死攸關的問題。對許多人來說,他們的價值感是建立在他們與事工的關聯性上,所以他們視事工的結束為他們人生目的的結束。對他們而言,退休感覺就像死亡。

在許多情況下,這是因為我們已順應了一種現代文化——這種文化以他們認為的「有用性」來定義人們。正如詩人大衛·懷特(David Whyte)曾指出的,我們往往只會注意到那些跟我們以同樣速度行進的人。

但這與聖經裡的觀點截然不同。僅以雅各為例:他的故事以他從垂死的父親那裡偷取祝福的計謀開始,以他祝福自己的兒子和孫子結束(創27、48-49)。

這段故事的意義對我們來說很模糊,即使我們這些在信仰上堅定的老基督徒也很難理解。我們通常僅僅會以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待祝福。雖然我們希望得到上一代人的肯定,但這完全不值得我們穿上羊毛衣,讓自己看起來像毛很多的哥哥。然而,在聖經的敘事裡,祝福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在臨終的時刻,年邁的父親和母親也並非毫無用武之地,而是能為未來的世代堅固身處的社區的重要一份子。

當我們不再以這樣的眼光看待年長者時,那些害怕成為「已死之人」的人幾乎會做任何事情來維持自己「未死之人」的身份。在許多情況下,他們想要的不是堅守一個職位本身,而是能被人「看到」——因為自己有所貢獻而仍然有價值。於是造就了如此矛盾的狀況:老年人的邊緣化導致了某種形式的老年人政治。

教會裡世代交替得不順利的第二個原因則與這相反:我們輕看了年輕人。

每週我都會花不少時間拜訪多個大學校園。即使我大部分的時間是和沒有特定宗教信仰的學生相處,我也會在學生群體裡尋找我的福音派基督徒肢體們,常常拜訪各種校園事工。多數的時候,我和同工會舉辦開放式的問答時間。到目前為止,無一例外,我都能準確地預測學生會問的問題。

學生們很少問我關於基督教世界觀與美國各種文化戰爭的問題。他們也幾乎從不問我神學學派的問題,如加爾文主義與阿米念主義,或互補主義與平等主義。他們最常問的問題一般分為兩類:(1)我該如何禱告?(2)我該如何讀聖經?

一方面而言,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畢竟,耶穌的第一批門徒也問過祂這些問題——祂也熱切的回答了他們。我們所說的主禱文就是對第一個問題的回應。而耶穌復活後在去往以馬忤斯的路上與門徒的對話則是對第二個問題的回應。

這兩個問題是基督教的基礎,而我們的下一代人想知道答案。他們想成為耶穌的追隨者。

但另一方面,這種問題往往也顯示了這些年輕基督徒覺得他們找不到能問這些問題的人。許多人說,他們想要找屬靈導師,但不知道去哪裡找。「問這種問題很尷尬,」年輕基督徒可能會這樣說。「走到某個人面前問『你願意當我的屬靈導師嗎』,感覺就像在問『你願意當我的朋友嗎?』」

幾個世紀以來,教會曾有過(但在許多方面已經失去了)屬靈導師制度——以及隨之而來的領導權的世代交替——而且實施起來一點都不尷尬。事實上,新約裡大部分的書信正是在處理這個問題:老一代人能如何傳承給下一代人?無論你怎麼翻譯希伯來文和希臘文經文,你都不會讀到「你們這些屁孩離我家遠一點!」這句話。

每當談到領導能力問題,我們似乎總會因曾發生過的糟糕事件而陷入過度反應的模式裡。

多年來,在教會懇切呼召人們信主或將他們的生命「重新奉獻」給基督的同時,許多教會的呼召皆在於詢問人們,上帝是否呼召他們進入「全職服事的禾場」。這種態度可能會使人們覺得,只有那些成為牧師或宣教士的人才是「真正認真的基督徒」,而忽略了人們在「世俗」職業裡服事主的更廣義的方式。

但是,你最後一次聽到一個教會特別的詢問會眾「是否有可能上帝正在呼召他們每一個人去傳講神的話語,或將福音傳到地極」是何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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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樣的問題不僅僅會促使年輕人思考他們是否正在經歷這樣的呼召,它們還能促使其他會眾認識到,我們所有人都是凡人——神的國度擴展的方式,正是由一代人裝備下一代人,使他們有能力完成這項任務。

就像養育自己的兒女那樣,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也意味著我們允許出現一些可控的風險。新一代的人學習的方式之一,就是當他們把事情搞砸時,有年長的男性和女性在身邊幫助他們了解失誤的原因。跌倒後爬起來,並在下一次做得更好。

世代交替很少是順順的自然就發生的事。上帝有時會介入打亂。想想雅各,他在為約瑟的兒子瑪拿西和以法蓮說祝福時,顛倒了頭胎和二胎的祝福。

每個世代都有那些突然被神改變生命,在某種程度上推動社會進步的人。然而即使如此,使徒彼得也需要哥尼流(徒10)的迎領;奧古斯丁需要安布羅斯主教(St. Ambrose);魯益師(C.S. Lewis)需要其他讀書會成員的支援。

為了重新讓老年人和年輕人知道他們的價值,我們必須以同樣的方式開始:學會對他們說:「我們需要你。」而我們確實需要他們。

我們對國家下一任總統是否是80多歲的人無法做什麼改變。但教會卻不是這樣。我們可以避免成為這樣的教會:那些帶著大家前進的人是那些害怕被取代的人。

一個知道如何信任下一代人的教會是個知道如何信任守約的神的信實教會。祂永恆的臂膀仍然支撐著我們——而且上面沒有帶著醫療警報手環。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是《今日基督教》的主編,領導本刊公共神學項目。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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