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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联合国会将关于极端气候变化的报告献给一位福音派基督徒

威尔士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霍顿(John Houghton)认为罪是这场生态危机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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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联合国会将关于极端气候变化的报告献给一位福音派基督徒

合国有关气候变化跨政府小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的第六份报告令人震惊,但并不意外。

该小组在1990年对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首次评估 发现,燃烧化石燃料大大增加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氯氟烃和一氧化二氮,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并使海洋暖化。

第一份报告说:“随之而来的变化可能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 第三、 第四和 第五 次IPCC评估发现更多的证据和日益增强的共识,即人类活动正在导致气候变化,其影响将伤害很多人。

8月公布的第六次评估更为紧迫和强调,但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IPCC现在说,气候变化不仅 可能 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而是将会。

不过,拿起这报告最终版本的决策者、科学家和关心的公民可能会对一件事感到惊讶:它是 献给 一位福音派基督徒,他说气候变化的根本问题是罪。

约翰·霍顿曾经 执笔说:“照顾地球是上帝赋予的责任。 不照顾地球是一种罪过。”

霍顿于2020年死于COVID-19并发症,享年88岁。他是头三篇IPCC报告的总编辑,也是一位很早就推动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有影响力的领袖。

他之所以担忧温室气体效应、平均气温上升、珊瑚礁死亡、热浪和日益极端的天气,是从他作为大气物理学家的培训所得到的了解,以及他对科学的承诺。 这担忧也来自他作为福音派对上帝的理解,《圣经》中关于人类与创造物的关系,以及基督徒跟随基督的意义。

霍顿的孙女汉娜·玛尔科姆(Hannah Malcolm)向CT解释,说:“我们还没有活出圣洁的呼召。 我们顺应了这个世界的模式,渴望累积财富,渴望增加我们的舒适,这并不符合对基督的追随者的要求。”

霍顿1931年出生于威尔士的一个浸信会家庭。 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意识到他需要对基督做出个人的决定,他就做了。 在他生命的尽头,霍顿形容这是他做过的选择中最重要的选择 。

他对上帝的爱激发了他对科学的爱。 他认为这是一种崇拜的方式。

霍顿在2007年 告诉一家威尔士报纸,说:“对任何人来说,最大的事情就是与宇宙的创造者建立关系。 当我们做我们的科学时,我们发现自然的规律。 因此,我们发现宇宙的背后是什么,宇宙背后是否有智慧和创造者。 作为基督徒,我们正在探索我们与宇宙创造者的关系。 这个就是绝对美妙的事情。”

霍顿16岁开始就读于牛津大学,1951年获得学士学位,1955年获得博士学位。 次年,苏联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正当全世界都在思考如果在大气层中引爆核弹会发生什么时,这位25岁的科学家将注意力转向了大气环流。

他说:“我们从飞机和气球上测量数据,但它们只是在某一个地方。 如果我们能将仪器放在卫星上,每天绕地球飞行约14次,并通过测量从地球发射的辐射来测量不同气层的大气温度,那将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这导致他成为最早研究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家之一,也成为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所成立的IPCC工作小组的主席的自然人选。

第一份报告发表后,霍顿清楚地看到,在确定性层次方面,以最大透明度进行的谨慎科学研究,不足以推动世界各国政府就气候变化采取行动。 有太多短期的诱因,使他们怀疑那些警告——有关在遥远的未来将要发生的毁灭性后果。

霍顿越来越发现自己需要担任沟通者的角色。

玛尔科姆说:“他非常相信科学研究的善良,但他也发现他的听众是政治家和领导人。 这绝不仅是一个他想解决的智力问题。 每当他谈到这个时,他都会从生态破坏开始,并不断以正义问题作为参考点。 我听到人们说他有先知的紧迫感。”

1995年,当IPCC发表关于气候变化科学的第二次评估时,霍顿开始明确地谈论气候变化的罪过。 他受到希腊东正教主教约翰·齐齐乌拉斯(John Ziziouslas)的影响,认为“得罪”自然也是得罪上帝,因为人类被赋予照顾上帝的创造物的任务。

根据霍顿的看法,虽然有些宗教教导地球和物质世界是邪恶的, 但《圣经》教导创造物是好的,并将人类描绘成被神圣委托,要培养和照顾世界的园丁。

霍顿 执笔说:“我们更经常是剥削者和破坏者,而不是园丁。 一些基督徒误解了创世记1:26中给予人类的‘主权’,作为肆无忌惮地剥削的借口。 然而,《创世记》,就如《圣经》的其他部分,坚持人类对创造物的管理是隶属于上帝(创造物的最终统治者),并把这管理描绘成创造物的‘园丁’。”

霍顿开始联系福音派领袖,与他们谈论这要来临的生态危机。 他具影响力地说服理查·西齐克(Richard Cizik)、约翰·斯托特(John Stott)和里克·沃伦(Rick Warren)将气候变化作为优先事项,并把它说成是一个属灵问题。

在IPCC的第三次和第四次报告之后,尽管该小组获得了 诺贝尔奖 (与前副总统戈尔(Al Gore)共同获得),但许多主张大幅削减碳排放的宣导者开始感到绝望。 改变的发生不够快,无法带来不同的后果。

但霍顿,源自他的信仰,经常谈到在基督里的盼望的重要。

玛尔科姆说:“他相信,主的善良将会在活人之地被看到,这支撑着他。”

他经常祈祷上帝的国来临——“快!”——并将事情矫正。

退休后,霍顿回到威尔士,在一间长老会担任长老,并教他的孙儿女们爱威尔士的山脉和被风扫过的海滩。

玛尔科姆现在正准备在英格兰教会服事,并在写一篇关于神学和气候悲哀的博士论文。她觉得霍顿认为不可能说服人们保护他们不喜欢的东西。 他希望基督徒学会热爱他们的环境,让气候变化科学推动他们悔改。

她说:“我们要成为‘神明’的愿望驱使我们破坏了许多在我们周围的东西。 气候科学工作的某方面揭示了我们犯罪的后果,困扰著当权者,指出我们需要接受这后果,但也揭露可能有别的选择,替代我们的罪。”

霍顿没有活着看到第六次IPCC报告的发布,或把它推广给福音派基督徒。 但是,献给他、怀念他的科学评估呼应了霍顿一生工作的核心主题:现在就是时候了,它说,要转离毁灭的道路。

翻译: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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