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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掌握了涉事牧師的秘密名單,美南浸信會卻拒絕對性侵行為採取行動

調查顯示:SBC執行委員會成員認為發聲者的求助是對傳揚福音的干擾,擔心法律責任,對他們的報告進行搪塞,並抵制關於改革的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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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掌握了涉事牧師的秘密名單,美南浸信會卻拒絕對性侵行為採取行動
Image: Courtesy of Baptist Press / Edits by Mallory Rentsch
A third-party investigation looked into abuse responses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南浸信會領導人擁有一份700多名有性侵行為牧師的秘密名單,他們選擇保護該宗派免遭訴訟,而不是保護其教會中的人免遭進一步性侵。

倖存者、受害人權益維護者和一些美南浸信會成員自己花了15年多的時間,呼籲防止性侵者從一個教會悄悄被轉移到另一個教會。 負責美南浸信會(SBC)日常運作的執行委員會(EC)中的當權人士了解問題的嚴重程度。 但是,他們與律師緊密合作,惡意詆毀那些想對性侵行為採取行動的人,並一再拒絕提供幫助和無視改革的請求。

根據周日發布的一份大規模的第三方調查報告,“在幕後,律師們建議什麼也不說、什麼也不做,甚至在受害者指出仍站在SBC教會講壇上的性侵者時也是如此。”

調查將事件責任歸咎於執行委員會成員和他們的律師,並指出數百名當選的執委會董事基本上被蒙在鼓裡。 執委會的首席法律顧問奧吉·博托(Augie Boto)和長期律師吉姆·根特(Jim Guenther)向過去三位執委會主席羅尼·弗洛伊德(Ronnie Floyd)、弗蘭克·佩奇(Frank Page)和莫里斯·查普曼(Morris Chapman)建議,對性侵行為採取行動,將對SBC的法律責任和體制構成風險,導致這些主席對提議的防範性侵行為的改革提出質疑。

隨着 #ChurchToo 和 #SBCToo 運動再次呼籲採取行動,博托稱為性侵倖存者辯護是 “一個邪惡的陰謀,其目的是完全分散我們對福音的注意力”。

倖存者們則不僅描述了她們受到的性侵,還有15年以來因由執委會領導人的搪塞和侮辱性回應所帶來的心靈打擊。

克里斯塔·布朗(Christa Brown)是一位長期的受害人權益維護者,她在16歲時經歷了牧師的性侵,她說,她 “無數次面對浸信會領袖們”,但他們迴避和不相信她,“留下了仇恨的長期記憶”,這些領袖試圖傳達給她一個信息, “你是一個沒有任何價值的生命,你不重要”。 她說,結果是,她的信仰不但沒有提供慰藉,而是變成了“與噩夢交織的網絡”。 她將其稱為“靈魂謀殺”。

另一位受害者黛比·巴斯克斯(Debbie Vasquez)從14歲開始就被一位SBC牧師反覆性侵。 當一次性侵導致她懷孕時,她被迫在會眾面前道歉,但被禁止提及誰是孩子的父親。 這位牧師後來在另一個美南浸信會教會任職,當巴斯克斯向執委會求助時,她的懇求多年來一直被忽視和迴避,直到三年前《休斯頓紀事報》(Houston Chronicle)的調查浮出水面。

同時,在過去的20年裡,數名SBC主席都未能對他們自己的教會和神學院中的性侵行為做出適當的反應。 在一些具體事例中,領導人站在那些被可信地指控為性侵或掩蓋事實的個人和教會一邊。 調查人員發現,一位前主席——約翰尼·亨特(Johnny Hunt)牧師在2010年對另一位牧師的妻子進行了性侵犯。

在他們投票啟動調查一年後,下個月(2022年六月——譯註)在加利福尼亞州阿納海姆(Anaheim)舉行的年度會議上,數千名美南浸信會成員將決定他們是否準備好為性侵倖存者和教會安全着想,做出報告建議的巨大和昂貴的改變。

美南浸信會主席埃德·利頓(Ed Litton)在給CT的一份聲明中說:“在我對這份報告所揭示的嚴重罪惡和失敗感到悲痛、憤怒和失望的同時,我真誠地相信美南浸信會必須下決心改變我們的文化,實施急需的改革。” “現在是時候了。 我們有如此多事實可以悲嘆,但真正的悲痛需要正確的回應。”

第三方調查公司 Guidepost Solutions 建議這個擁有1370萬名成員的宗派建立一個性侵者的在線數據庫,為倖存者提供賠償,嚴格限制保密協議,並建立一個專門應對性侵問題的新實體。 這份288頁的報告中的建議對於倖存者和維權者來說聽起來很熟悉,多年來他們一直在呼籲採取這些措施。

“如果在2006年我第一次寫信給他們時,執行委員會能夠採取具體行動措施,有多少孩子和會眾可以免於可怕的傷害? 又有多少倖存者可以免於因試圖向一個始終背棄自己的系統報告神職人員的性侵而遭受反覆創傷的可怕回憶?”布朗在2021年的一封信中問道。 “SBC執行委員會長期以來對改革性侵問題處理機制的抵制,已經導致產生了新一批神職人員性侵受害者,以及在努力揭示情況的過程中受到二次傷害的倖存者。”

在等待報告發布時,現任臨時執委會主席威利·麥克勞林(Willie McLaurin)和執委會主席羅蘭德·斯萊德(Rolland Slade)引用了《傳道書》:“人所做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神都必審問”(12:14)。

現任領導人敦促美南浸信會成員接受這個壞消息。

“這是一個尋找我們的缺陷和問題的時間,這是一個接受報告結論的時間,”他們上周寫道,“這是一個重建美南浸信會成員信任的時間,也是一個通過必要的改變以迎接應有的挑戰,並以此治癒創傷的時間。”

SBC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調查

該報告是一個耗資200萬美元的項目,涉及330次面談和8個月內收集的5兆字節的文件。 執委會還承諾為調查的法律費用提供200萬美元,使其總投資達到400萬美元,資金來自教會和聯會對於“合作計劃”(the Cooperative Program)的奉獻。

為協助調查的SBC工作組提供諮詢的蕾切爾·登霍蘭德(Rachael Denhollander)在推特上說:“調查的透明度是......無與倫比的。” 這是SBC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調查;它已經改變了執委會的組成,並將決定這個有177年歷史的宗派的發展軌跡。

Guidepost的調查包括了過去20年中涉及性侵事件的受律師特權庇護的交流信息,這一規定導致執委會主席羅尼·弗洛伊德在10月辭職,Guenther, Jordan & Price 律師事務所在歷經60年後終止了他們的法律服務。

根據該報告,該律師事務所積極建議執行委員會不要對侵權行為負責。 根特與律師博托一起工作,後者從20世紀90年代到2019年一直參與執委會的工作,擔任過董事、副主席、首席法律顧問和臨時主席。 在保守派復興的時期,他是佩奇·帕特森(aige Patterson)的盟友。 (去年,在帕特森因對強姦指控處理不當而被SBC神學院解僱后,因涉及財務行為的法律和解,博托被禁止在美南浸信會實體中擔任任何職務。)

報告說,博托和根特把每一次關於性侵的討論都變成了關於保護執行委員會免於承擔法律責任的討論,並將此作為最高優先事項。

報告說:“當性侵指控被提交給執委會,包括被定罪的性犯罪者被指仍在事奉時,執委會領導人一般不在其內部圈子之外討論這些信息,往往不回應倖存者,也不採取任何行動來處理這些指控以防止持續的性侵或未來的此類性侵。” “幾乎所有的內部重點都是保護SBC免於承擔法律責任,而不是關照受害者或制定任何計劃來防止SBC教會內的類似性侵事件。”

美南浸信會驕傲地自稱是一個由自治教會組成的團體。 這些教會一起參加宣教工作、團契和培訓,但聯會沒有等級制度。 SBC不按立或任命牧師,也不對選擇同意其信仰聲明並向其合作計劃奉獻的47000個教會擁有權力。

這種缺乏監督的情況意味着,當某個SBC教會或實體出現問題時,執委會可以聲稱它沒有責任;這些教會是獨立的。 法律顧問認為,教派領導人越是指導教會處理性侵問題,它就越要承擔錯誤和處理不當的責任。

報告說,早在2000年,帕特森就把預防性侵培訓看作是抵禦訴訟的一種方式,他告訴一位牧師,如果教會能夠記錄下 “他們做出何種努力,來教育那些做涉及兒童工作的人注意、應對危險”,就不會有針對他們的訴訟。

作為東南和西南神學院的主席,帕特森勸阻兩名說自己被強姦的婦女報告其受害經歷。 2018年,他因其應對行為被西南浸信會神學院(South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解僱,並與神學院一起被西南神學院的女學生起訴

帕特森的助手保羅·普萊斯勒(Paul Pressler)是保守派復興時期的領導人兼律師,同樣面臨被指控他利用權力性侵年輕男孩,而且SBC也被列入訴訟中。 (無論帕特森,還是作為SBC前執行副總裁和前執委會成員普雷斯勒,都不同意為調查接受面談,儘管帕特森的律師提交了一份兩頁的文件。)

帕特森和同為SBC前主席的傑里·文斯(Jerry Vines)因之前對達雷爾·吉利亞德(Darrell Gilyard)的支持而受到審查,吉利亞德是一位面臨一系列不當性行為指控的牧師,這些指控可追溯到90年代。 報道援引一位執委會成員在一封電子郵件中的內容,有44名婦女向兩位SBC領導人反映吉利雅德的情況,“據報道,幾乎每一次,她們都為此被羞辱,她們被對待的方式是她們認為自己不被相信。 從所有公布的資料來看,吉利德似乎從一個教會轉移到另一個教會,並能夠意識到他遺留下的被傷害生命。”

執委會律師根特和博托早在2004年就討論了建立性侵者數據庫的想法,以回應布朗。 2007年,在年會的一項動議之後,這個問題再次被提及。 執委會成員當時沒有推進這一想法。 根特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他擔心 “被法院認為SBC理所當然負有發出警告的責任”。

然而,在發言人兼副總裁羅傑·“辛”·奧爾德姆(Roger “Sing” Oldham)和一位不具名執委會成員的幫助下,他們確實保留了一份名單。 報告說,在博托的要求下,該成員收集了新聞剪報,並在一個表格中以姓名、年份、州和宗派來追蹤性侵待牧師的行為。 第一個版本是在2007年,包括66個因虐待而被逮捕或起訴的人。 到2022年,該名單增加到703人,其中409人據信屬於SBC下屬的教會。

圍繞着性侵應對和預防問題,《休斯敦紀事報》發表於2019年的一個標誌性系列報道引發了新的關注,揭露了380名SBC下屬牧師被指控性侵。

然而,即使性侵神職人員的秘密名單越來越長,執委會領導人仍將他們的批評集中在倖存者和發聲者身上。 他們抱怨倖存者不了解SBC的體制,並針對該宗派。 帕特森稱發聲團體SNAP(Survivors Network of those Abused by Priests,受甚至人員性侵者的倖存者網絡)“與性犯罪者一樣應受到譴責”。 一位執委會成員說,主持 StopBaptistPredators.org 網站的布朗是一個 “沒有誠信的人”。她在那裡介紹倖存者的故事,並張貼關於性侵牧師的公開報告。

博托看到的是邪惡的力量在作祟。 在Guidepost獲得的一封電子郵件中,他寫道:

這整件事應該被看穿本質。 這是一個邪惡的陰謀,目的是要完全分散我們對傳播福音的注意力。 這不是福音。 這甚至不是福音的一部分。 這是個誤導性的舉動。 是的,克里斯塔·布朗和蕾切爾·登霍蘭德因為受害經歷而沉溺於可用性啟髮式思維(availability heuristic,依賴最先想到的經驗和信息,並以此作為判斷的依據——譯註), 她們到SBC尋找性侵行為,當然,他們找到了。 她們的呼聲無疑引發了連鎖反應。 ...... 但這並不能怪他們。 這是魔鬼暫時的成功。

據一位不具名的執委成員透露,“在過去幾乎所有的案例中,當受害者向SBC當權者求助時,他們都被迴避、羞辱和詆毀。 在執委會,我們繼承了一種文化,即拒絕那些質疑權力或指責領導人的人。”

不過,美南浸信會的主要領導人並不只是不相信和侮辱倖存者。 在某些情況下,他們與被定罪或供認不諱的當事人保持一致,並親自幫助他們。

該報告包括幾個例子。

  • 前執委會主席、2021年SBC主席候選人邁克·斯通(Mike Stone),在他的一位牧師朋友被發現在2019年與他的會眾成員交換露骨的短信后,幫助這位牧師起草了一份道歉信。斯通他“從不也不可能在知情情況下支持教會保留性行為不斷的牧師”,並說他直到調查才知曉對這位牧師朋友的指控。
  • 奧吉·博托作為納什維爾體操教練馬克·施菲爾貝恩(Marc Schiefelbein)的品格證人作證,後者在2003年因猥褻一名10歲女孩被定罪。
  • 2002年至2004年間任SBC的主席傑克·格雷厄姆(Jack Graham)沒有報告一位音樂牧師的行為,該牧師在1989年普雷斯頓伍德浸信會(Prestonwood Baptist Church)得知他猥褻了一名兒童后將其解僱。 這位牧師去了另一個教會,20多年後因其在普雷斯頓森林的罪行被定罪。 (現任執行牧師邁克·巴斯特(Mike Buster)在一份聲明中說,教會“斷然否認報告中對33年前事件的描述。 普雷斯頓伍德在1989年或之後從未保護或支持過性侵者。”)
  • 2016年至2018年的SBC主席史蒂夫·蓋恩斯(Steve Gaines)知道他所在的貝爾維尤浸信會(Bellevue Baptist)的一名在職牧師以前曾性侵過一名兒童,但直到此事在博客上出現時他才將其披露。

該調查報告還發現了執委會領導人自己丟失道德底線的情況。

  • 執委會主席弗蘭克·佩奇於2018年3月突然辭職。 一份官方聲明說辭職的原因是“道德上的不正當關係”。 執委會沒有調查這是否是自願的,也沒有調查“他的行為是否延續到了工作場所”。
  • 2008年至2010年的SBC主席約翰尼·亨特在其主席任期結束后一個月,猥褻並親吻了一位年輕牧師的妻子,並告訴這對夫婦要保守秘密。

亨特的性侵犯行為此前未被報道。 這名婦女和她的丈夫(一位SBC牧師)在調查期間站出來,告知Guidepost發生的事情。 亨特是佐治亞州第一浸信會伍德斯托克教會(Baptist Church Woodstock)的前牧師,在5月13日辭職前曾是SBC北美宣教董事會的高級副總裁。 東南浸信會神學院有一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講座職位。

根據這對夫婦的說法,他們比亨特年輕24歲,亨特提出協助他們的事工。 有一次,他在巴拿馬城海灘時休假時為該婦女安排了一個住處。 隨後,他進入該女子獨自居住的公寓單元,對她進行了性侵犯,拉下她的衣服,將她按在沙發上,對她進行猥褻,並吻了她。

2010年7月的事件發生后,這對夫婦在亨特的教堂與他見面。 他警告說,如果他們多嘴,將會“對亨特博士所代表的4萬多個教會產生負面影響”,並把他們介紹給“尋求希望事工集團”( HopeQuest Ministry Group)的羅伊·布蘭克希普(Roy Blankenship)進行輔導。 布蘭肯希普證實那位妻子和亨特之間發生了一些事情,並告訴調查人員亨特應該是那個阻止此事發生的人,但“跳探戈需要兩個人”。

在接受Guidepost面談時,亨特否認性侵這名婦女,並說他甚至從未進入她的公寓。 Guidepost調查人員又找到了三名證人,證實了該婦女和她丈夫的部分敘述。 他們認為亨特的陳述不可信。

亨特以前與護教士拉維·撒迦利亞(Ravi Zacharias)關係密切,並且在發生撒迦利亞性侵按摩治療師事件的那間水療中心的2009年盛大開幕典禮上是特別嘉賓。 去年,亨特譴責撒迦利亞的性侵行為,將其描述為“針對如此多的無辜婦女的罪惡”。

信使們(Messengers,即SBC年會的出席代表們)支持改革

在 #MeToo 運動之後,SBC的性侵倖存者引起了新聞媒體的廣泛關注。

2018年,被她的青年牧師性侵犯的朱爾斯·伍德森(Jules Woodson)告訴《紐約時報》,在他含糊地承認了“性事件”之後,看到教會為他鼓掌,對她是個什麼感覺。 同年,梅根·萊弗利(Megan Lively)告訴《華盛頓郵報》,佩奇·帕特森如何告訴她不要向警方報告她被強姦的情況。 2019年,《休斯頓紀事報》的調查使更多倖存者浮出水面。

因此,南方浸信會成員大聲疾呼並採取了行動。 參加年會的信使們通過決議,肯定婦女的尊嚴,並譴責性侵行為。 他們投票修改了他們的章程,明確指出性侵是被驅逐出SBC的理由。 他們責成一個委員會就某個教會是否違反規定提出建議。

2018年,他們還選出了一位將應對性侵作為其議程核心部分的主席。 在格里爾(J. D. Greear)的領導下,SBC推出了圍繞預防和應對性侵的培訓,即 “關愛行動”(the Caring Well Initiative),並舉行會議,聽取倖存者、專家和牧師的意見。

但根據Guidepost的報告,幾乎所有這些努力都遭到了某些執委會領導人的批評和抵制。他們說,優先考慮性侵問題可能導致訴訟。

有時,這種分歧在外界看來是很明顯的:格里爾作為SBC主席在年會的講話中81次提到了性侵問題,而弗洛伊德作為執委會主席在他的 “2025異象”計劃中卻沒有將性侵問題列為優先事項。

Guidepost報告顯示,在幕後,執委會的法律顧問建議人們淡化這一問題。 他們向倫理與宗教自由委員會(ERLC)施壓,要求其不要將SBC的性侵事件稱為危機,並避免使用 “煽動性的語言”,如說該宗派讓倖存者失望。 執委會成員試圖撲滅對SBC處理性侵問題不當的批評,並扼殺任何允許倖存者和性侵問題專家在SBC活動中發言的努力。

“夥計們,這真的不好辦,”弗洛伊德在調查人員獲得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 “我們不能讓SBC各教會、組織把人置於大庭廣眾之下,就SBC及其一些領導人和前領導人大放厥詞。 所有關於團結的工作都受到了挑戰。”

一年前,這些SBC內部的衝突和威脅的真相在泄露的信件和錄音中被公開,這些信件和錄音記錄了ERLC前領導人羅素·摩爾(現在是CT的駐刊神學家)和菲利普·貝桑庫特(Philip Bethancourt)的溝通交流。 這些文件顯示執委會領導人在努力恐嚇倖存者並抵制改革,此事使牧師們警醒。 它們激發了對執委會進行調查的強烈要求。

“我們很震驚,”提出調查執委會動議的田納西州牧師格蘭特·蓋恩斯(Grant Gaines)去年告訴CT。 “但我們不應該如此震驚,這些受害倖存者,他們的故事就在我們身旁。”

一個進入公眾視野中的故事是珍妮弗·萊爾(Jennifer Lyell)的故事。 她被一位神學院教授性侵,但2019年3月由執委會管理的《浸信會報》(Baptist Press)的一篇文章將她的被性侵定性為外遇。 在文章發表時,萊爾是 Lifeway 公司的高管,也是SBC中級別最高的女性。 她的說法的真實性得到了南方神學院院長阿爾·莫勒( Al Mohler)的支持。

萊爾最終離開了她的工作,並因教會對此事的強烈反應,以及為糾正敘事和尋求賠償而經歷長達數月的遭遇,使身體和精神都很痛苦。

在報告發布后的推特話題中,萊爾描述了不得不等待執委會和其他機構領導人之間的緊張關係緩和,前者控制着對有關她的文章的修正權,並在當時對其他SBC人物如何談論性侵問題保持警惕,後者則支持她的故事,但可能會因為發聲而面臨報復。

2022年2月,她獲得了執委會的道歉,以及未公開數目的和解補償。 Guidepost說,執委會董事們並不知道她曾提出誹謗索賠,而且此前在2020年5月收到過一份和解協議。

漢娜·凱特·威廉姆斯(Hannah Kate Williams)還起訴執委會在應對她父親(受雇於SBC的機構)的性侵行為方面存在疏忽,並指責它在她公開自己的遭遇后對她進行惡意攻擊。

執委會的律師批評格雷爾,說他不該重複《休斯敦紀事報》調查報道里僱用性侵牧師的10個教會的名字,並要求執委會下屬委員會對其進行調查。 根特說她們要被告誹謗,並努力為教會洗脫罪名。 博托曾打電話給其中一個教會道歉。

幾個月後,博托反對成立資質委員會(credentials committee),該委員會將審查一個教會是否違反了圍繞性侵或其他問題的標準,使其與SBC“不能再友好合作”。

Guidepost說,2019年為這一新目的而重新配置的資質委員會也讓性侵倖存者感到沮喪,因為它很混亂,而且效率低下。 它沒有書面指南,沒有培訓,也沒有全職工作人員的支持。

由於它被授權的範圍有限,根據SBC的體制,它不能解決教會過去的錯誤行為,也不能進行調查以確定牧師的有罪或無罪,只能就教會針對指控的反應做出回應。 因此,投訴平均需要9個月的時間才能得到結果——有些人根本就沒有聽到迴音。 要挑戰某一教會的成員資格,必須先按委員會規定登錄一個簡陋網站,有些遞交的材料連這一步都沒有走到。

在過去的三年裡,委員會處理了30份材料,僅有3個教會因性侵而被開除會籍。 在每個案例中,犯罪行為都是明顯而惡劣的:教會在知情的情況下僱用了一名性犯罪者。 委員會沒有對最近報告所統計的其他27份材料的結果做出任何公開評論。 Guidepost調查員發現,在資質委員會審查期間,有五個教會自願脫離,另一個教會解散。

新實體以及其他建議

監督和發布執委會調查的特別工作組認為公眾的哀慟是回應調查的第一步。 他們還要求美南浸信會成員選舉建立一個新的工作組,以評估如何按照浸信會的體制實施建議的變革。

該報告為執委會和資質委員會提供了30頁的建議,包括。

  • 建立一個常設實體來監督對於性侵的應對和預防
  • 啟動“罪犯信息系統”,這是一個在線數據庫,教會可以自願參加,以報告經證實的性侵或掩蓋行為。
  • 公布被取消神職或學位的教會和個人的名單
  • 促成幫助性侵倖存者的方案,並從SBC的奉獻中提供補償,以支付醫療和心理治療
  • 向倖存者道歉並設立紀念標誌,在SBC日曆中增加一個倖存者主日
  • 禁止簽訂保密協議(nondisclosure agreements),除非是受害者主動要求的
  • 要求為SBC實體內就職或讀神學院訂立行為準則
  • 為執委會成員聘請一位首席合規官(chief compliance officer)或道德與合規官(ethics and compliance officer)

“我們必須下決心奉獻我們的時間和資源,不僅要很好地照顧性侵倖存者,而且要在我們前進的過程中提供一種問責、透明和安全的文化,”特別工作組在隨報告發布的一份聲明中說。

“我們承認,任何悔改行為都需要持續的、審慎的、專註的服從和犧牲。 這就是我們救主的呼召,讓我們團結起來跟隨他。”

性侵倖存者和發聲者克里斯塔·布朗在提交給Guidepost材料中說,她並不對有意義的改變抱有希望,但仍然祈禱報告“可能帶來一絲正義”。

“美南浸信會有道德義務保護其附屬教會的孩子和教徒的生命、身體和人性,為所有受到美南浸信會神職人員性侵的人提供照顧和確認,”她寫道,“確保對性侵者和助紂為虐者追究責任,並建立制度,確保這些不人道和不合情理的悲劇不會持續到後代。”

翻譯:葉洛夫,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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