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性的悲劇后美國人仍然會聽佈道，但其語調已不再一樣

珍珠港被炸后，美國人依靠某些哀悼儀式來處理所受的震驚。 60年後，飛機撞上了世貿中心大樓和五角大樓，他們再次轉向這些儀式。

美國人急切地想了解這場悲劇，消費了各種形式的媒體報道。 在襲擊發生后的幾個小時內，政治領導人向公眾保證，國家將振作起來，然後將軍事行動確定為主要的報復機制。 而美國人去教堂是因為，正如梅麗莎·馬特斯（Melissa Matthes）在《悲傷來臨時：從珍珠港到“黑人的命也是命”的佈道力量》中所解釋的那樣，“在暴力發生后，在禮拜場所聚集默哀，似乎是一種典型的美國式做法。”

悲劇發生時，美國人從熟悉的事物中找到安慰。美國海岸警衛隊學院（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Academy）的政府學教授馬特斯閱讀了數千篇佈道，以此準備這本書。她從中發現了安慰的模式，這並不令人驚訝。 但馬特斯的研究並不僅僅是關注危機中的安慰話語。 本書之所以脫穎而出，是因為她解釋了新教牧師如何調整他們的修辭策略，以應對二戰後宗教政治格局變革中所面臨的重大挑戰。

教牧人員對珍珠港和9/11事件的不同反應尤其具有啟發性。 在日本襲擊夏威夷之後，新教教牧人員呼籲反省，特別要求會眾反思他們如何推波助瀾，創造了這個世界，令暴力可能發生。 馬特斯認為，大多數新教牧師都小心翼翼地保持發出自己的道德聲音。即使他們支持對等、適度的軍事反制，也拒絕將美國的軍事行動說成是替天行道。 60年後，講道偏離了這一先知性路線，牧師們轉而訴諸崇尚勝利的公民宗教，鼓吹美國之善以及軍事行動帶來的救贖力量。

1941年和2001年佈道辭令之間的差異體現了新教內部這段時間發生的更廣泛的變化。 在她著作所涉及的80年裡，馬特斯描述了牧師們，特別是白人新教徒的特點。他們太關注教會在民眾生活中退居次位，以至於在講台上反覆重申並推動國家的權力鬥爭。 雖然教牧人員期望與國家有更緊密的聯繫，以此恢復教會的公共職能，但馬特斯認為，這種做法最終導致牧師們失去了他們的先知之聲，從而失去了為國家提供道德方向的能力。

從懺悔性的反思到自滿的公民宗教

馬特斯所解讀的二戰後美國的核心，是教會在危機時期的文化地位決定了牧師們佈道中所採用的語調和主旨。 當新教教會在本世紀中葉保持着巨大的影響力時，神職人員認為他們有權利和責任來影響公共事務。 牧師們滿懷信心，精心設計佈道，挑戰會眾，使之恢復基督教價值觀。 此外，由於他們確信教會在公共空間很重要，教牧人員認為（這麼做）不會像馬特斯所說的那樣“使美國和基督教崩潰”。

但隨着新教地位下降，牧師們受教會人數減少和世俗主義發展的打擊，開始懷疑他們的干預是否能於救贖文化有益。 為了重建影響力，馬特斯有效地論證出新教 “喪失了它的預言能力”，轉而尋求 “討好國家，利用國家的機制和程序來增強自己的權力和權威”。

書中許多對比值得留意，最有趣的一個也許是馬特斯描述了新教徒如何應對兩個殺人犯釀成的慘劇。這兩個臭名昭著的殺人犯是李·哈維·奧斯瓦爾德（Lee Harvey Oswald）和蒂莫西·麥克維（Timothy McVeigh）。 在約翰·肯尼迪遇刺后，教牧人員立即引導會眾將反省納入他們的哀悼中。 他們尤其希望會眾看到，奧斯瓦爾德是一個 “典型的美國人”，他成年時正在美國海軍陸戰隊服役，他的仇恨和暴力來自一個不道德的社會，而他們（指會眾——譯者注）至少要對創造這個社會負部分責任。

這種文化衰退具有破壞性，究其原因，人們的看法各不相同。保守的新教徒通常歸其咎於將上帝從公共場所移除，而自由派則指責教會放棄了公共職責。 即便如此，這個時代的新教徒們還是同意，除非基督徒重塑強大的公共靈性，否則國家將繼續陷入卑劣的行為。

馬特斯認為，三十年後，在蒂莫西-麥克維因炸毀俄克拉荷馬城的穆拉聯邦大樓而被捕后，新教牧師不再能夠帶領國家進行反省。 儘管麥克維與奧斯瓦爾德相似，都是在美國中心地帶長大的退伍軍人，但公眾很少願意思考美國文化如何促成了1995年的暴力極端主義。 教會領導人跟其他一些人一樣，迅速將麥克維的行為定性為與美國方式相悖，而選擇強調救援人員和救死扶傷的醫生所體現出的國民良善。 對馬特斯來說，教會放棄懺悔性的反思而選擇自滿的公民宗教，表明新教徒已經逐漸習慣於將他們的觀點與更廣泛的國家利益相結合。

馬特斯描繪了20世紀末新教領導人對政治權力的態度變化，也將這個時代的種族互動描述為一個悲劇的連續體，有色人種社區在其中一直被視為“異類”。 危機揭示了有色人種社區地位的缺失，因為那些感受到政府拘禁的痛苦（日裔美國人）、暴力死亡的痛苦（馬丁路德金二世被暗殺）或虐待的痛苦（警察毆打羅德尼·金）的人很少看到其他美國人把他們的損失當作全國性的悲劇。 這種傷痛的隔斷使美國人的生活長期處於分裂狀態，因為它使許多白人牧師無法理解，被壓迫社區的人對系統性種族主義的憤怒反應是對社會改革的呼聲。

閱讀馬特斯的書，很難不把種族視為真正包容的美國公民宗教的最大障礙。 在二戰後的美國，有時種族正義的障礙包括白人基督徒，他們有意和積極地將有色人種社區視為“他們”，而不是“我們”。 當某些南方浸信會的牧師反對林登-約翰遜總統下令下半旗致敬，以紀念金牧師時，情況就是如此。 在其他場合，“黑人的悲痛應該保持低調”——這一信息不那麼直截了當，但危害依然不小。 對馬特斯來說，許多美國白人草率地宣布種族不是像特雷沃恩·馬丁（Trayvon Martin）和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這樣手無寸鐵的黑人受害者死亡的因素，表明黑人的悲痛繼續被貶低。

獨立而有思想的講台

儘管馬特斯經常討論那些引發爭議的熱點問題，但她能在眾多信息來源中保持專註，有自信來處理這些主題。 因此，她對哀悼和政治之間交集的描述充滿深思熟慮，有很多值得讚賞的地方。

不過，即便如此，這個話題並非沒有挑戰。 其中最主要的是，所有學者都面臨困難，在對大型宗教社區的信仰和實踐進行分類時，如何在不忽視顯著差異的情況下找出共同特徵。 雖然馬特斯在梳理美國新教的概括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一些讀者還是會希望她對教派和意識形態的特點給予更多關注。 她的分析將肯定會受益於對浸禮會、門諾派和其他教派更徹底的研究，這些教派認為與國家的密切聯繫有悖於教會的使命。

同樣，馬特斯描寫了白人基督徒對非裔美國人缺乏同情。儘管這很重要，提醒了我們教會在社會層面的失敗，但也存在像歷史學家、路德宗牧師馬丁·馬蒂（Martin Marty）這樣的白人新教領袖，他們參加塞爾瑪遊行，經常倡導民權，並將黑人的悲傷視為一個美國全國性問題。 也許這些和其他類似的例子是個例，並不影響本書的論證，但將它們納入其中無疑會讓讀者更清楚地感受到美國新教內部存在的多樣性。

儘管有這些偶爾的疏漏，《悲傷來臨時》還是對教會的公共存在在當代美國的演變過程做了令人信服的描述。 馬特斯看到新教徒放棄了先知性的呼召，為此感到悲哀。她的結論是，民主國家需要獨立和有思想的講台。 教會堅定不移地追求公共地位，在教會內外都有影響。這是本書恰當的結尾提醒人們注意的。

Keith Bates是聯合大學的歷史學教授。 他是《原教旨主義主流化：約翰·賴斯和原教旨主義的公開重現》的作者。

翻譯：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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