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物的高龄化是对教会的警讯

有天我坐在咖啡厅时，无意中听到隔壁桌两位女士在讨论政治。我以为会听到典型的倾向选择红党或蓝党的聊天内容，但我错了。她们讨论的是年龄问题。

“我要求的不多，”一位女士叹气道。 “我只希望整个大选结束时，无论最后是谁的手按在圣经上宣誓就职，不会同时也戴着医疗警报手环。”

我不知道这两位女士是民主党人、共和党人，还是独立选民。她们没有透露自己想要投给谁。她们只是在感叹，两个主要政党的领袖年纪都在80岁左右。

到2028年下届总统任期结束时，本周刚宣布竞选连任的总统拜登（Joe Biden）将会是86岁，而川普（Donald Trump）会是82岁。这位女士又叹了口气，问道：“难道我们没有比这两位更年轻的人吗？”

她的问题适用的范围远远不止于总统选举。民主党参议员们对89岁的参议员戴安娜·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长期缺席于议会表示担忧，其中一些人匿名表示，他们认为她有认知能力下降的迹象。

2022年连任的参议院院长查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如今也已89岁。几年前，当我带着一群美南浸信会的牧师与一些参议员会面时，格拉斯利第一句话就抱怨他老家的浸信会教会里的鼓声有多大。

尽管民意调查显示，多数的人同意咖啡店里这两位女士的观点，但明年的总统选举——除非发生健康事件——似乎仍是关于要选择哪位八旬老人在未来四年里带领这个国家。

虽然身为一个国家，我们对这个事实也没有其他办法，但这种情况应该促使我们反思：身为一个教会，我们能如何避免类似的情况？

人们常偷偷告诉我的一个担忧（但他们不愿大声说出来）是，教会里世代交替的情况有多糟糕。我最担忧的教会不是那些为支付每月账单而挣扎的教会，而是那些座位仍然坐得满满，有足够的预算花费，但会众多是来自婴儿潮世代的教会。对这些教会而言，如果没有其他因素，仅仅根据人类生物学，他们会众人数的崩溃将会是突然发生的。

讽刺的是，这种现象发生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贬低了老年人的地位。我们有多少次看到教会领袖，超过退休年龄却仍紧抓着他们的职位，有时甚至是带着生死攸关的绝望？

有时候，这当然是出于他们的自我中心——认为这份工作非他们不可的想法。但更多的时候，挣扎于留下来是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感觉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对许多人来说，他们的价值感是建立在他们与事工的关联性上，所以他们视事工的结束为他们人生目的的结束。对他们而言，退休感觉就像死亡。

在许多情况下，这是因为我们已顺应了一种现代文化——这种文化以他们认为的“有用性”来定义人们。正如诗人大卫·怀特（David Whyte）曾指出的，我们往往只会注意到那些跟我们以同样速度行进的人。

但这与圣经里的观点截然不同。仅以雅各为例：他的故事以他从垂死的父亲那里偷取祝福的计谋开始，以他祝福自己的儿子和孙子结束（创27、48-49）。

这段故事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很模糊，即使我们这些在信仰上坚定的老基督徒也很难理解。我们通常仅仅会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祝福。虽然我们希望得到上一代人的肯定，但这完全不值得我们穿上羊毛衣，让自己看起来像毛很多的哥哥。然而，在圣经的叙事里，祝福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在临终的时刻，年迈的父亲和母亲也并非毫无用武之地，而是能为未来的世代坚固身处的社区的重要一份子。

当我们不再以这样的眼光看待年长者时，那些害怕成为“已死之人”的人几乎会做任何事情来维持自己“未死之人”的身份。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想要的不是坚守一个职位本身，而是能被人“看到”——因为自己有所贡献而仍然有价值。于是造就了如此矛盾的状况：老年人的边缘化导致了某种形式的老年人政治。

教会里世代交替得不顺利的第二个原因则与这相反：我们轻看了年轻人。

每周我都会花不少时间拜访多个大学校园。即使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和没有特定宗教信仰的学生相处，我也会在学生群体里寻找我的福音派基督徒肢体们，常常拜访各种校园事工。多数的时候，我和同工会举办开放式的问答时间。到目前为止，无一例外，我都能准确地预测学生会问的问题。

学生们很少问我关于基督教世界观与美国各种文化战争的问题。他们也几乎从不问我神学学派的问题，如加尔文主义与阿米念主义，或互补主义与平等主义。他们最常问的问题一般分为两类：（1）我该如何祷告？ （2）我该如何读圣经？

一方面而言，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毕竟，耶稣的第一批门徒也问过祂这些问题——祂也热切的回答了他们。我们所说的主祷文就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应。而耶稣复活后在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与门徒的对话则是对第二个问题的回应。

这两个问题是基督教的基础，而我们的下一代人想知道答案。他们想成为耶稣的追随者。

但另一方面，这种问题往往也显示了这些年轻基督徒觉得他们找不到能问这些问题的人。许多人说，他们想要找属灵导师，但不知道去哪里找。 “问这种问题很尴尬，”年轻基督徒可能会这样说。 “走到某个人面前问‘你愿意当我的属灵导师吗’，感觉就像在问‘你愿意当我的朋友吗？’”

几个世纪以来，教会曾有过（但在许多方面已经失去了）属灵导师制度——以及随之而来的领导权的世代交替——而且实施起来一点都不尴尬。事实上，新约里大部分的书信正是在处理这个问题：老一代人能如何传承给下一代人？无论你怎么翻译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经文，你都不会读到“你们这些屁孩离我家远一点！”这句话。

每当谈到领导能力问题，我们似乎总会因曾发生过的糟糕事件而陷入过度反应的模式里。

多年来，在教会恳切呼召人们信主或将他们的生命“重新奉献”给基督的同时，许多教会的呼召皆在于询问人们，上帝是否呼召他们进入“全职服事的禾场”。这种态度可能会使人们觉得，只有那些成为牧师或宣教士的人才是“真正认真的基督徒”，而忽略了人们在“世俗”职业里服事主的更广义的方式。

但是，你最后一次听到一个教会特别的询问会众“是否有可能上帝正在呼召他们每一个人去传讲神的话语，或将福音传到地极”是何时呢？

像这样的问题不仅仅会促使年轻人思考他们是否正在经历这样的呼召，它们还能促使其他会众认识到，我们所有人都是凡人——神的国度扩展的方式，正是由一代人装备下一代人，使他们有能力完成这项任务。

就像养育自己的儿女那样，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也意味着我们允许出现一些可控的风险。新一代的人学习的方式之一，就是当他们把事情搞砸时，有年长的男性和女性在身边帮助他们了解失误的原因。跌倒后爬起来，并在下一次做得更好。

世代交替很少是顺顺的自然就发生的事。上帝有时会介入打乱。想想雅各，他在为约瑟的儿子玛拿西和以法莲说祝福时，颠倒了头胎和二胎的祝福。

每个世代都有那些突然被神改变生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社会进步的人。然而即使如此，使徒彼得也需要哥尼流（徒10）的迎领；奥古斯丁需要安布罗斯主教（St. Ambrose）；鲁益师（C.S. Lewis）需要其他读书会成员的支援。

为了重新让老年人和年轻人知道他们的价值，我们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开始：学会对他们说：“我们需要你。”而我们确实需要他们。

我们对国家下一任总统是否是80多岁的人无法做什么改变。但教会却不是这样。我们可以避免成为这样的教会：那些带着大家前进的人是那些害怕被取代的人。

一个知道如何信任下一代人的教会是个知道如何信任守约的神的信实教会。祂永恒的臂膀仍然支撑着我们——而且上面没有带着医疗警报手环。

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是《今日基督教》的主编，领导本刊公共神学项目。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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