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忏悔录”——北村新作解析

当代中国大陆基督徒作家北村曾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代表性的“先锋小说家”。他的创作时间跨度大，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写到新世纪，沉淀几年后于2016年又推出长篇《安慰书》。继《安慰书》之后，近几年他的创作又重新进入一个勃发的状态，连续创作了一系列基督教信仰意味浓厚的中篇小说《韩江忆》（《北京文学》2022年10月号，《小说月报》选载）、《表舅记》（《作家》2023年7月号，《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选载），《风随着意思吹》（《钟山》2023年2月号，《中篇小说选刊》选载）。

《韩江忆》写了一起相依为命的继母继女因冲突而导致的杀人悲剧。围绕这起因婚外情导致的案件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很可怜，但也都爱无能，爱无力。人性的罪恶因此得以揭示出来，从而引发对上帝的追问。

《表舅记》（原名《英雄记》）写了一起救人真相的败露，以及救人英雄的忏悔。家喻户晓的道德模范、抖音里的流量明星刘英雄，某一天突然发现，他要帮助的对象竟是十八年前他强奸一位女性后她生下的女儿。自己的亲骨肉要寻找很难适配的骨髓，最后非刘英雄自己亲自上不可。要面子还是要救女儿，是摆在刘英雄面前的一道难题。最后他的良心战胜了他的旧我，他终于在众人面前真诚地忏悔。

《风随着意思吹》则写了教育之殇与一个天才少年的陨落。少年陈维楸从小擅长厨艺，嗅觉敏锐，立志长大要当厨师。其父出于“荣耀自己”的目的一定不让儿子走这条道，要他考大学学医，最后导致孩子抑郁症爆发，在拿到名校录取通知书后随即跳楼自杀。其母后来去给人传福音，终于走出丧子之痛。小说既探讨了教育的问题，也探讨了天职的观念。

北村这批小说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他前期小说的特点，侧重于对个体的心灵世界、良心与罪恶的诘问与挖掘，以及人的灵魂的反思与悔改，并在神性的光照下更新个体生命，或者思考更新生命、过得胜生活的障碍或可能。他的小说几乎都以命案起笔，或者抽丝剥茧地写案中案，或者通过对案件与庭审的细致描摹，达到他所谓“心证”的目的，即被告或法官基于良心自由与事实提供或确信的证据。

“心证”的方法有点儿像英国基督徒作家G.K.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探案集》中的探案方法，运用在小说创作中，通过人物的心灵领悟或神学告白，来寻找探案线索与证据。侦探故事是其表层结构，其深层结构则是神学主张或宗教经验。如此，通过一起又一起命案的“心证”，作者如同撕开耶稣的伤口或社会人性之恶瘤给人看，令人思想人类深重的罪和基督无条件的爱，从而经历强烈的心灵洗礼与真诚的信仰告白。

从北村横跨40多年的小说创作中，既可以看到他个人灵性生命成长的鲜明痕迹，又可见时代的精神风貌投下的长长的倒影。北村成为基督徒是在1992年3月。他的信仰见证描述说那年3月的一个夜晚，他被两个信主的朋友带到一个阁楼上，不过二十来分钟的时间，他从阁楼上下来的时候，“感到天地都更新了，……我的灵魂到家了。”

这二十来分钟的信仰顿悟，当属神的奇异恩典。然而北村在朝向信仰之旅上的挣扎、困难、悔改、得胜、喜乐与盼望等痕迹，却在其小说创作中历历在目。从早期“者说”系列的先锋作品到他后来以平实朴素的方式创作众多关于爱与爱情的小说，我们也可看到他的灵性生命的成长记号。

从《愤怒》（2010年）到2016年的新作《安慰书》，北村已经越来越走出个人的封闭的“孤岛”（《安慰书》语）。两部小说都以命案开始，以良心拷问或心灵忏悔结局。也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由基督之爱到“邻人之爱”等公共性命题书写的可能性。

北村近年（后期）的基督教小说，一方面延续他在前期作品中对“心证”的思考，另一方面更侧重与社会的互动，或者说他似乎开始关注社会更新的问题。自2016年以后，中国大陆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他近期出版的小说，虽大多写于疫情期，却无一笔写到疫情。社会语境的剧烈变化经过他带着圣灵的棱镜的过滤，呈现出与前期作品既一脉相承又有所更新的变化。笔者将之概括为由一个人的“忏悔录”向每个人的“忏悔录”的转型，亦即转向“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每个人都渴望救赎，故而也都需要悔改”的言说。

倪柝声神学的影响

北村的信仰背景，受到倪柝声地方教会较深的影响。倪柝声对人的“灵、魂、体三元素”的分类也被北村所传承。这一分类在神学传统上是有不少争议的。不过在基要真理上倪柝声与伦敦弟兄会甚至莫拉维亚弟兄会和敬虔主义的传统相连，可能又促进了其在文学与音乐上的实践。

弟兄会(the Brethren)有不同的派系，如“开放弟兄会”(Open Brethren) 与从其中分别出来的“闭关弟兄会”(Exclusive Brethren)。倪柝声靠近后者。悔改、属灵重生与内在生命的更新是弟兄会和敬虔主义传统的侧重点。基督徒借着思想耶稣的忧伤，信靠耶稣、体验喜乐的宗教感情，同时也借着圣灵的光照，实现良心自由，归正外显的信仰生活模式，更新属世的生活。

这也是北村前后期小说一以贯之的主题。经历试炼、背负十字架、顺服神的律法、靠神喜乐——这些基督徒新生命生活的记号表明信徒与基督真实的个人关系。最初的敬虔主义是一种积极的基督教，它不是“寂静主义”的（Quietism）的消极避世，而是强调要更新社会与文化。这在北村近期的小说中更明显一些。他认同文化是信仰的彰显，社会则是文化的显出。基督徒效法基督，应是改变社会的积极的行动者。他近期小说中也出现了勇于承担罪责的基督徒形象。

北村的写作，既探讨了汉语神学范式下文学表达的某种独特性，又显示了全球神学语境下汉语神学与文学的一个面相。

当代中国大陆是一个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杂糅的“混现代”景观社会，在这个时代，社会一方面不断地世俗化，让人们远离基督教等宗教，另一方面未得到充分发展的、不确定的现代性又促使人更迫切地需要与稳定的精神传统和灵性秩序相连结。因而这是一种典型的后世俗语境，与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莫言所著《丰乳肥臀》中“高密东北乡”乡民的精神世界相类似（莫言称该书是“高密东北乡”的“圣经”）。

北村与他的福州前辈倪柝声的信仰传统相接壤，而他更有意识地打造了“霍童”这样一个被基督福音抚触过的中国南方千年古镇，从而在近现代中国基督教福地上又增添了一份福州的文学记忆版图与灵性精神空间。

在这样的语境下，基督教小说如何写的问题，也是一个基督徒作家如何理解信仰传统以及如何信的问题。因此，后世俗的视角可以帮助基督徒思考如何妥善处理世俗与信仰的关系并继续相信的问题，从而信得更深远，也更深刻地理解基督教文学应负的使命。

张蕴艳，独立学者，爱荷华大学等多间欧美大学访问学者，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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