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让儿子遗传到我的罪

过去几年，生物技术有些突破性的进展，尤其在人类细胞治疗和基因编辑领域。

今年3月，专家们齐聚一堂，召开第三次全球会议，讨论他们的工作所涉及的伦理困境——在此之前不到5年，一位中国遗传学家宣布，他已为一对双胞胎进行“基因手术”来防止他们遗传到父亲的爱滋病。目前，对胚胎进行多基因疾病（包括第1型糖尿病）筛查的相关研究正引起激烈的辩论。

一些人担心这种筛查能力有朝一日会导致一种“科技优生学”和“设计婴儿”，即未来的父母可以挑选他们未来孩子的遗传特征——或者干脆编辑掉他们孩子的遗传疾病，尽可能让他们过上最好的生活。

身为第1型糖尿病（T1D）患者的母亲，我理解保护孩子的潜在冲动，尽管我知道他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我时刻意识着并担心我的儿子会患上和我一样的慢性病。

第1型糖尿病是一种改变人生的自体免疫性疾病，目前尚无法治愈。目前对此病因的最新研究表明，此病有很强的遗传因素——复杂且多基因的遗传——这增加了父母患有1型糖尿病的孩子也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在我自己的家族中，我比我姐姐晚14年被诊断出T1D，从而巩固了这一诊断背后的遗传连结（原本认为这是随机性的疾病）。如果我儿子患有第1型糖尿病，这种连结就更显而易见了：他是从我这里遗传到此病的。

知道我的孩子有遗传T1D的风险後，我每天都在祷告，求主保守我的孩子健康成长。我愿意做任何事来让他免于遗传到这种影响着我生活各个层面的疾病。

除了这种恐惧，我很快就因着我跟儿子共同的性格特点和技能与他建立连结，每当人们注意到我们的相似之处时，我就会陶醉其中。他长得好像妳；他有妳的鼻子！如果他长大后喜欢打棒球，我们会因他爸曾经的少棒联盟生涯而感到骄傲。如果他最终喜欢上了科学，我会为自己和我的工程学位自豪。

然而，我的鼓励有時会超越孩子客观上的正向特质。当他过分的固执和骄傲时，或当他在愤怒时做出草率的回应时，我发现自己对这些反映出我性格上特有的意志力和果断特质的“回音”感到有趣，而没有意识到它们是我儿子从我这里继承和学到的罪恶倾向的萌芽期。

今天，我们之中许多人把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视为安全感的最高来源。但身为一个母亲，我对“遗传罪”的恐惧（如果没有耶稣给的盼望，这些罪是致命的）应该要远大于我对遗传病的恐惧。当我敏感而警惕地注意着糖尿病的每一个可能的征兆时，常常忽略了一个更危险、更有可能遗传的东西：我顽固且有毁灭性的罪。

人类真的会遗传到罪吗？科学和圣经皆回答了“会”。想在孩子身上看到自己的缩影不仅仅只是种自恋的渴望，研究表明，个体的基因组成可能决定了其性格高达60%的比例。此外，一个孩子的环境和照顾者无疑地（虽然难以量化）也对他的个性产生影响。

在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很难回答先天与后天的问题——因为孩子们在呈现先天性的行为时，同时也已开始模仿后天习得的行为。但是，无论我的儿子是遗传了我的骄傲基因，还是仅仅观察着我骄傲的行为、内化了我的情绪并模仿我的反应，这些性格特征肯定都是从我这里传承下来的。

身为父母，我们很容易忽视自己孩子的罪，尤其是当这些罪对我们来说很熟悉时——这既是因为我们自觉意识到自己的罪，也是因为我们满怀盼望的故意忽略他们身上出现相似的罪。但《圣经》指出，遗传性的罪会有持续性的伤害。

因着亚当的缘故，所有人类都继承了罪性（罗5:12），但就像特定的遗传特征一样，父母也会将某些特定的罪传给后代。

《列王纪》和《历代志》追溯了以色列和犹大王室的弱点。约坦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未能除掉百姓为其他神祭祀的邱坛（王下15:34-35）。这个疏忽成了他儿子亚哈斯的网罗，亚哈斯随后在每个城市建造偶像（代下28:25）。父亲的部分悖逆成了儿子的致命弱点，最终导致他完全的毁灭。

尽管大卫王以对神的忠心而闻名，但他也因两件决定性的罪行被世人铭记——强暴拔示巴并谋杀她的丈夫（撒下11章）。大卫亲自为这些罪负起个人的责任，但他被动地忽视了他儿子们身上的这些罪：暗嫩犯了强暴罪；押沙龙谋杀了暗嫩，后来还发动军事政变。

圣经中的这些记载不仅告诉我们罪会代代相传，而且具有毁灭性。父母所忽视的罪可能会导致家庭破碎、身体受伤和与上帝的分离。圣经指出，就像任何致命的疾病一样，所有的罪都会导致死亡（罗马书6:23；雅各书1:15）。

罪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病，我可以选择纵容或改正它。虽然我无法防止儿子的罪性，但我可以像重视他的身体健康那样重视他的灵命健康。

但在那之前，我需要先对自己生命里罪恶的冲动负责。

就像亚哈斯毁灭于一个似乎没有影响约坦的罪那样，我儿子也可能被我不经意示范的一些悖逆的行为深深地影响。我一直想停止收看的八卦或垃圾电视节目可能对我来说无伤大雅，但这些种子却可能在我儿子身上发酵并且有更深的影响力。

如果有一天他被诊断出患有糖尿病，我可以预想到自己会有一种撕心裂肺的内疚感，同时要为他将来肯定会遭受的痛苦向他道歉。但对于我可能会在无意中传给他的任何罪恶习惯，我是否同样感到自己应负上责任？

其次，我需要认真对待哪怕是最微弱的罪的迹象。

如果我注意到我儿子有糖尿病的早期症状，我会立即跪在地上祷告。但是当我在他身上看到嫉妒的迹像或苦毒的表达时，我却视若无睹。我很熟悉第1型糖尿病的早期症状，我能迅速发现它们是因为我亲身经历过。对于我和儿子可能共同犯下的具体罪行，也是一样的情况。这使我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和能力）去理解和处理他的罪。

坚持不懈地辨认我们生命里的罪——无论是我们自己的罪还是我们孩子的罪——是个令人不舒服的过程。但最终，这使我有机会将儿子引向耶稣的恩典里所应许的“卸下重担”，而不是忽视儿子同样有被基督怜悯和成圣的需求。

身为父母，在教导孩子我们需要恩典时，我们往往得先正视自己和他们的罪。在教导他们应该要相信什么的时候，许多教育学派都强调父母不能逼孩子逼得太紧。虽然我并不想故意给儿子带来羞愧感，但我更愿意面对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如果我确定这可以保护我的儿子免受罪行的后果，甚至是防止他遭受长期痛苦的话。

将儿子指向那位看顾我们、宽恕我们并爱着我们的上帝的良善，实际上应该能让我放松对儿子健康状态的控制。我对家人健康程度的执着在在提醒着我，我无法控制他们的健康。我可以参加每一个研究、监测每种症状、每晚祷告，但我儿子仍可能患上第1型糖尿病。事实上，他甚至可能会患上更可怕、更迫切的疾病，让我完全措手不及。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

说到底，这世上不是仅仅有着那些比慢性病更可怕的事值得我们恐惧，而是有比身体健康更好的应许值得我们期待。在马可福音2:5-12里，耶稣饶恕了一个被朋友放在祂面前的瘫子的罪。众人很困惑，等待着耶稣医治他的腿。

身为父母，我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我常常忽视儿子对耶稣的信心和被祂赦免等永恒里真实的需求，仅仅在意他暂时性的健康安好。

我会继续祷告我的孩子永远不会遗传我的糖尿病，但我可以安心地知道，我们在永恒里的身体将是强大且不朽的（林前15:42-43）。我安息于这个事实：身体上的痛苦是暂时的——但认识罪、认真对待罪并将儿子引向耶稣的宽恕，会对他产生永恒的影响。

就像我为孩子的健康祷告那样，我最迫切的渴望是让我的儿子认识主、认识他自己的罪，并被基督挪去他罪的重担。如果他能从我这里“遗传”到什么，我希望是对恩典的理解。

安娜・泰勒（Anna Taylor）是一位母亲、生物医学工程师和作家。她在临床试验方面的经验，加上科学与宗教学的硕士学位，帮助她将圣经与科学、苦难和怀疑论相协调。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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