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文盲时代读懂圣经的能力

基督徒是有阅读习惯的读者。我们是“读书人”。我们拥有翻译成我们母语的个人圣经，并且每天读经。 想像一下“灵修时间”的画面：你会看到一张桌子，一杯咖啡和一本翻开的圣经，书页上有书签、画上的重点和注解。对基督徒而言，每天读经是信仰生活的最低标准。我们之中一些人可能会想，什么样的基督徒达不到这么低的标准呢？

许多基督徒能与上面描绘的画面有深刻的共鸣。 这当然也是我的成长经验。作为人类历史上的这个时期——20世纪美国福音派教会的缩影，这幅画面是正确的。 但是，作为“追随基督”的永恒愿景，这幅画面却有不足之处，而且这种不足之处会严重影响我们在“后文字文化（postliterate culture）”中培养门徒的能力，在后文字文化 时代，多数人仍懂得基本的阅读技巧，但绝大多数人会花更多时间消费视听媒体。

（编按：根据维基百科，后文字社会（Postliterate society），亦译作“后文学社会”，意指当一个社会发展至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已普及至无需文字（Literacy）继续存在的虚讲社会理论 。在这个虚构的环境里，读写也变得不再重要，文字不再需要存在。）

透过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理解这种“以识字为核心”的基督教观念在未来将如何使培养门徒的努力失败。 在基督教历史大部分的时间里，多数基督徒都是文盲。 每天读圣经并不是一种选择，因为阅读并不是种选择。

这并不意味着圣经与普通基督徒的生活无关。 但神圣的书页主要不是个人虔诚与否的私事，而是上帝的子民聚集敬拜时一同聆听的公事。圣经是教会之书，是宗教仪式之书，是基督肢体高声赞美的自然栖息地。若要聆听上帝的话语，就必须加入上帝的子民。 圣经朗读者为着所有人的益处大声朗读圣经。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人每天读圣经的命令就像在现代要求基督徒天天给自己的私人飞机加油的建议一样。 回顾教会历史，我们学到的教训就是，我们认为跟随基督时“理所当然要做的事”对所有基督徒来说，可能并非永远正确，也并非适用所有地方。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地点，适合（甚至必要）的东西可能并不适用于其他人。 门徒训练的实践可能比我们通常意识到的更依赖科技和更广泛的社会实践。

例如，想一想印刷术、公共国民教育和大量的文盲会众对教会的影响。 关于教会领袖故意让会众成为圣经文盲的黑暗时代的说法往往失之偏颇，因为没有廉价的书籍就不可能有会阅读的大众，而没有印刷术就不可能有廉价的书籍。阅读的习惯和目的发生在一种社会、一种文化、一种极其复杂的道德和科技环境中。 对我们而言有必要性的圣经阅读，在另一个时空地点则不是必要的——甚至是鲁莽或根本不可能达到的。

此外，根据圣经本身的内容，基督徒的生活本质上并不是一种阅读生活，这一点十分明确。圣经每一卷书都是在上帝大多数子民不识字的时候写成的。有鉴于此，我们对“个人读经时光”的强调似乎更是种现代创新的操练，不仅有别于基督教历史上大部分时间的门训方式，也有别于圣经历史。

因此，识字能力不能等同于忠实的门徒训练，这是必须设立的前提。 问题是，当大众皆有识字能力确实是我们所处社会的现实，“识字能力”对我们而言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许多基督教传统中，教会在过去几个世纪的答案一直是“尽快、尽可能频繁地”将圣经交到人们手中，并鼓励将读经作为与基督同行的日常活动的核心内容。今天的基督徒之所以成为“有阅读习惯的一群人”是因着几十代以来信仰上的先祖们具有的非凡远见并付出无尽的辛劳。

对我们这些受益者来说，唯一恰当的回应就是感激之心。我常听朋友开玩笑地说，他们是在“剑操”和“圣经超级杯”中长大的。有些人说，他们仍能列出从所罗门直到以色列流亡时期所有君王的名字。 这些笑话总是带着感谢和一丝怀旧之情。 30年前，他们可能会对这些汗水翻白眼，但现在，当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回想起在教会度过的童年，他们会恍然大悟，发现教会已失去多少像那样的传统。

但下ㄧ个问题是：我们还失去了什么？ 这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最近这个问题变得尖锐起来——也就是关于下一代的读写能力，人能们流畅地阅读特定文本的能力。 今年二月，亚当·科茨科（Adam Kotsko）在《Slate》杂志上撰文，对大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敲响警钟。3月，在Substack网站上，Jean Twenge分享了支持科茨科所担忧之事的实证研究。

这些统计数据令人沮丧。例如，在2021年和2022年，每5名高三学生中就有2人表示在过去一年中没有读过一本书。与1976年相比，这一数字大约是1976年的四倍。其他研究也表明，美国成年人，尤其是男性，也有类似的情况。

每ㄧ年，我都要为教授数百名不同班级和专业的大学生，这些统计数据与我的亲身经历不谋而合。 我的学生大多是无特定宗派的福音派基督徒，就读于德州西部一间私立基督教文科大学。 我喜欢找他们做匿名调查，只问一个问题：你从开头到结尾完整读过多少本书？ 我唯一的限制条件是，这本书不能是老师指定的，而且必须超过八年级的阅读程度（例如，比哈利波特更难）。 多数学生的总阅读量低于5本书。 许多人只读过2、1或0本书。

长篇阅读能力下降的原因肯定有很多。 和其他人一样，我倾向于将大部分原因归咎于电视、串流媒体、智慧型手机和社群媒体。但无论原因为何，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

美国不再是由需要持续性地、理性阅读的书籍和其他书面作品的读者所组成的社会（如果美国曾经是的话）。用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的话来说，基督新教所孕育出的“印刷术文化”已不复存在。 教会内如此，教会外也是如此。

因此，实际的问题不在于这是否是我们所面对的世界，而在于我们应如何应对。 当我们所知的“大众识字能力”不再时，我们应如何与圣经互动？

在近期一本书中，杰西卡·威尔逊（Jessica Hooten Wilson）写道：

面对萤幕的诱惑，我们必须回归对书籍的热爱，以圣经开始，以圣经结束，但也包括其他书籍，这些书籍为我们启迪经文中的真理，向我们展示如何在自己的时代和地点像耶稣 一样生活。 阅读必须成为基督徒每天的属灵实践。 阅读的生活可以抵消萤幕和数位科技所带来的生活失调。

同样地，艾伦·雅各布斯（Alan Jacobs）在最近一篇回应科茨科（Kotsko）和其他为人类失去识字能力而写的挽歌的文章中写道，“许多父母正在为没有书的 童年抗争”。在福音派教会和典型基督教学校中，阅读习惯仍被教导、示范，并以“成为基督徒、好邻舍和公民的意义为”为阅读时的核心。 像这样的操练首先出现在惠顿学院，现在也出现在贝勒大学的荣誉学院，雅各布斯看到阅读习惯在这些学生身上留下的印记，他们是一种奇特的次文化的产物，而阅读 是这种次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身为一名读者、教师和热爱书籍的孩子的家长，我不敢苟同雅各布斯的结论，即“屈服并非不可避免。事实证明，反抗（不读书的文化）终究有机会成功。”将 孩子培养成读者，教导他们热爱阅读是可能的。 我对自己学生的目标也是如此：让尽可能多的学生摆脱萤幕的诱惑，爱上阅读。 偶尔我也会成功。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值得一搏！

然而——我担心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和家长（还有牧师及长老）并没有看到森林中的树木。 回想杰西卡·威尔森的说法：阅读必须成为基督徒每天的属灵操练。这是真的吗？ 我们已经认识到，在特定条件下（没有印刷术前），这句话不一定是对的。 但假设我们考虑说这句话的人的文化处境和其良好的意图，这句话依然是对的吗？

不，我不这么认为。 惠顿、贝勒和典型的基督教学院的学生也是如此。 他们为阅读习惯做出的努力是崇高的战斗，但它们仍是一场失败战争中的小小反抗——事实上，这场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失败。 总的来说，美国人无论老少都已不再有看书的习惯，而且每股趋势线都指向其他错误方向。

事实上，请停顿思考一下我上一句话的结尾：“错误的方向”。这句话已暴露了我自己的阶级和偏见。 难道每个人都必须成为读者——即，每天以阅读书籍作为休闲娱乐？ 阅读是拥有美好人生的基础吗？ 阅读是基督徒生活的基础吗？

我不太确定。 明确地说，我不能声称我对这些问题有绝对正确的答案。 我有的是初步的想法，需要进一步探讨，尤其需要教会和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一同探索、深思。 不过，我想在此分享我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们正处于一场地震般的技术变革之中，这场变革已经撼动基督徒脚下的土地。 我们不应继续假装旧世界仍与我们同在。 这种改变包括普通基督徒与圣经的关系的本质。

其次，基督徒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社会环境中。 如果日常门徒训练的愿景紧系于科技和更广泛的文化，而这些改变及影响又与一、两个世纪前的基督徒大不相同，那么我们应能预见门徒训练的实践也会不再相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教义、灵修的必要性或爱上帝和邻舍的责任上妥协，而是意味着我们的灵命操练和责任在不同的环境下会采取不同的形式——而我们必须 仔细辨别，我们坚持我们多年来习惯的灵命操练形式是否真是因为它们对我们的信仰生活至关重要（例如祷告），还是仅仅因为我们怀旧、不愿改变。

在大多数人没有每天阅读书籍的文化中，大多数基督徒可能也不会每天阅读教会的书籍。除非我们相信私人、个人读圣经的时光是如此基础、如此不容退让，以至于我们的教会应投入大量资源，使读经成为每个普通信徒生活中的一种“反文化而行”的信仰实践。

像这样的教会不仅会建立和支持基督教学校，它们也会致力于在整个数位科技生态系统面前始终如一地反文化：敬拜中没有萤幕；讲道中不使用AI；主日没有线上直播；教会内不使用智慧型手机；教会没有社群媒体；圣经课上不使用圣经app，只有从家里带来的实体圣经。这样的教会对其本质受到的威胁有清醒的认识，不会被蒙蔽。他们不会做出打脸自己的行为。

我对这种做法持开放态度。 但在我看来，除非我们愿意以这么激烈的方式对抗，否则现代西方教会应该接受这样的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后文盲的世界里，因此必须学会向后文盲时代的人传道。 具体地说，这意味着接受多数教会成员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好读者的事实，而这并不是个严重的问题——这并不会使他们比其他基督徒逊色，也不会妨碍 他们在信仰生活和事奉神方面的成熟。

接受后文盲世界的结果将是对基督徒生活愿景的改变。 这会让我们既仰望过去、也仰望现代的礼拜传统（从“前现代文盲时代”传至今日的崇拜模式）。 我们这些以个人读经操练为基础的群体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我们的会众不会停止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 但我们以祂话语为中心的方式会与过去不同。 也许我们需要在聚会中进行更多——比之前多很多——的口语经文朗读，甚至是背诵和表演。 也许我们需要在讲道中花更长时间、更详细地阐述经文。 也许我们需要重新想像“读懂圣经的能力”的意思：也许这不再意味着能阅读、能重复不断读个人圣经的习惯，而是能以圣经里的故事、人物和事件为基础的“思想 能力、想像力和表达方式”。

也或许以上的可能性都不正确。 正如我所说，这些想法只是初步的。 我对其他想法持开放态度，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如此。 但我们确实需要另一种视野。 基督徒在历史上并不总是有阅读习惯的读者，在可预见的未来，大多数基督徒似乎也不再会是有阅读习惯/能力的读者。 在这个崭新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如何辨识一种持久的“忠心于神”的形式，是我们面临的迫切挑战之一。

布拉德·伊斯特（Brad East）是艾伯林基督教大学的神学副教授。 他着有《教会：神的子民指南》、和《给未来圣徒的信：给灵里饥渴者的信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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