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 :第一位“失败”的新教宣教士
1807 年,25 岁的马礼逊航行到了广州港,他充满了热情,渴望见到中国人认识基督。27 年后他在中国去世,去世前他一共只有为十个中国人施洗。虽然马礼逊死时心灰意冷,但他的开拓事工,包括一套六卷的中文词典和一本圣经译本,却为后来的宣教士打开了大门,从而让他当初梦寐以求而未得的数百万中国人成为基督徒。
马礼逊在一个严厉的苏格兰长老会家庭中长大,他阅读了教会杂志上的宣教故事,从此激发他对海外宣教的兴趣。然而,他的母亲却要他承诺,在她还活着的时候不要出国。直等到马礼逊二十岁出头,母亲去世后,他才开始在伦敦接受传道培训。经过两年的学习,他被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录取。当他还在寻找男同工一起去中国的时候,他跟一位住在英国的中国学者学习了一年的中文。最后马礼逊没有等到他的伙伴,就独自一人前往中国。当时,东印度公司掌握了大部分前往中国的英国船只,他们拒绝让马礼逊登船,马礼逊只好被迫由美国前往中国。
马礼逊一生与东印度公司的关系,一直是互取所需,却又互不信任。该公司为了维护其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严禁包括马礼逊在内的西方人士向中国人传福音。他们担心宣教士们会冒犯到中国的贸易伙伴。但在马礼逊抵达中国后,公司主管了解到他的语言能力,于是聘请他担任翻译。他们虽然为马礼逊提供一份薪水,但也试图限制他的宣教活动。例如,1815 年,当东印度公司得知马礼逊秘密完成新约圣经的翻译后,就威胁要将他遣送出境。
1809 年,马礼逊与玛丽‧莫顿(Mary Morton)结婚。六年后,他们有了两个孩子,而此时身患重病的玛丽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英国。直到六年后,马礼逊的妻儿才回到广州去看望他们的父亲和丈夫。玛丽去世后,马礼逊将孩子们送回了英国。三年之后,他亲自前往英国,度过了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休假。再次回到广州时,他带上孩子和新婚妻子伊丽莎白。他与伊丽莎白又育有四个孩子,享受着美满的婚姻。
1834 年,宣教先驱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在印度去世两个月后,马礼逊也相继去世。当年轻的马礼逊时第一次航行到中国时,有人问他:“在充满偶像崇拜的中国,你真的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什么吗?”马礼逊的回应像是在说他自己都不知道的预言:“先生,我没有办法,但我相信上帝会有办法的。”
郭实猎(Karl F.A. Gützlaff, 1803-1851) :蒙羞的理想主义者
历史学家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描述郭实猎:“一个圣徒、一个怪人、一个充满异象的人、一个真正的先驱,和一个受骗的狂热分子。”郭实猎是一个悲喜参半的例子,虽然他有许多缺点,但是基督还是藉他被传讲开来。
马礼逊晚年的时候,有一位同样有热诚的青年郭实猎,他的船正沿着中国海岸前行,他沿途分发马礼逊翻译的中文小册子。郭实猎是一位不属于任何差会的宣教士,他过去几年在印尼和泰国宣教。最近,他失去了妻子和女儿。
到了 1840 年代后期,有关郭实猎在中国的事工报导非常耀眼:郭实猎训练了 300 位中国人从事中国的福音事工,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他们分发了数千本新约圣经。据统计,受洗的归依者不少于 2871 人。在他本国内的支持者感到很兴奋,直到 1850 年这场骗局被揭开。
当时,郭实猎正在欧洲推广他的宣教事工,但有证据显示,他已经知道自己被中国同工骗了。他们编造了归依者的人数,秘密将郭实猎付钱印刷的新约圣经重新卖给了印刷商。然后,印刷商将这些圣经再次卖给毫无戒心的郭实猎。
还有更严重的事:郭实猎担心失去经济上的支持,便选择去隐瞒数字上越来越严重的不一致。当事情曝光后,他感到很丢脸。心灰意冷的他回到中国,试图收拾残局。一年后,郭实猎就去世了。
如果历史断定郭实猎是一个“受骗的狂热分子”,就必须补充说他是一个傻瓜,并且是个为基督癫狂的狂热份子。在印尼和泰国的宣教期间,郭实猎和他的妻子将整本圣经翻译成暹罗语。在所有他曾经宣教过的地方,无论是印尼、泰国或中国,他“愚蠢”到像他想要传福音的对象一样穿衣、吃饭和生活,在他那个时代这是很激进的行为。他巧妙地将福音主义与社会关怀作结合,就像 1842 年他协助谈判,结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样。
尽管郭实猎创立的传教组织“福汉会”(Chinese Union)与他一同消逝,但“中国传道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却在其根基上茁壮成长。1853 年,也就是郭实猎去世两年后,中国传道会将戴德生差往中国。戴德生称郭实猎为“中国内地会之祖”,以此来纪念和尊荣他。
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 1859-1936) :中国最伟大的布道家
古约翰的背部、颈部和头部被剑砍伤,血流不止。他认为自己肯定会成为下一个在 1900 年义和团之乱中被杀的数十位中国宣教士之一。然而,古约翰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并与妻子罗莎琳(Rosalind)一起逃往安全的南方继续宣教。这段宣教之旅将为他赢得被一位历史学家称为“中国最伟大的布道家”的荣誉。
最初为了孩子的健康,罗莎琳反对古约翰的策略。他的策略是用一个月的时间在一个地区或城市传福音,并且培养出一位本土布道家继续牧养新信徒。每年一次或两次,他们会回到这些地方,鼓励初信的教会会众。
古约翰因有其源源不绝的精力而闻名。他经常会一天讲道八小时,并且好几次他甚至向 25,000 人讲道。因为古约翰一家巡回宣教,他们迁至满洲和朝鲜待了一段时间。但他们持续影响最久的地方是中国,1908 年至 1913 年间,有 13000 多名中国人成为基督徒。
1918 年,古约翰带领了一场五旬节式的复兴活动,包括基督徒将军冯玉祥在内的一些中国士兵都有参加。经过为期两周的传道,近 5000 名官兵参加了圣餐崇拜。
古约翰一家承受了一些争议和心痛。1920 年代,当基要派与现代主义的争论达到高峰时,古约翰与年轻的长老会宣教士交战,他说这些宣教士在传讲一种淡化的福音。古约翰一家 11 个孩子中有 5 个死在中国的土地上。
1934 年,74 岁的古约翰失明后,他们一家才终于退休,回到加拿大。不到两年,古约翰就去世了。
慕拉第(Lottie Moon, (1840-1912) :美南浸信会宣教事工的推手
“她是我们宣教士中最好的一位。”《美南浸信会宣教杂志》如此赞美在中国宣教一辈子的慕拉第。1912 年平安夜,72 岁的慕拉第去世了。她打破了大男子主义对宣教妇女的限制,还成功地让浸信会宣教事工,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将福音扎根在中国人当中。
慕拉第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成长于一个维吉尼亚州的贵族家庭中,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南方淑女。她却成为一个不太可能的宣教士候选,因为她在大学期间曾对基督教保持怀疑。然而,家庭对她的影响来说更深远。她的叔叔詹姆斯·巴克利(James Barclay)是第一位来到耶路撒冷的基督会(Christian Church)宣教士。她还有一位虔诚的母亲,常常为她得救祷告。慕拉第有一个妹妹,她比慕拉第早几年来到中国,并最终邀请慕拉第加入她的行列。慕拉第在攻读研究生期间经历巨大转变,归依成一位基督徒,在预备跟随妹妹去中国前教了几年书。她拒绝了托依(C. H. Toy)的求婚。托依有自己的宣教计画,还是未来的哈佛教授。虽然慕拉第很爱托依,但她认为托依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使得他们不会成为一对好伴侣。
在中国,她曾是一个学校的老师,但很快她就觉得这个传统的女性角色限制了她传福音方面的恩赐。慕拉第在《浸信会宣教》期刊上写道:“当一个女人计画了有展望的事工,却发现自己被束缚在教导几个女孩的琐碎工作中,我们是否会对平凡感到厌倦和厌恶,感到能力遭到浪费,并且相信自己的人生就是一场失败?”她又说:“来到中国的女性想要的是自由的机会,尽可能多地从事工作。…女人有权要求完全的平等。”
慕拉第与其他在中国的男性宣教士,在哲学理念上有歧异。当时她已经 44 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宣教士,她搬到了平度县,试图在那里建立教会。起初,宣教工作既困难又令人沮丧,但不久慕拉第发现并报告说,她“在中国从未见过如此渴望学习、如此追求属灵的人!”她又说,“肯定没有什么比灵魂得救更喜乐了。”
得救的灵魂中有一个是李寿丁,他成为教会的牧师,在随后的二十年间为一千多名归依者施洗。
然而,山东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饥荒,使喜乐变成了绝望。最后的几年间,慕拉第为数千饥饿的人募集资金和食物。美国方面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帮助,于是她清空自己的银行帐户,但仍然有很多需要。这使她陷入抑郁之中,无法吃下任何食物。她的健康每况愈下,最后她去世了。
尽管如此,慕拉第的产业依然持续了下去。在她去世的 85 年后,美南浸信会每年会透过“慕拉第圣诞奉献”筹集数百万美元以支持宣教。
师达能夫妇(John and Betty Stam, 1906/07-1934) :激励一代宣教士的殉道者
当师达能夫妇被共产党俘虏、带去处决的时候,有人问他们:“你们要到哪里去?”
师达能说他不知道士兵们要去哪里,而后又加上一句:“但是我们是回天家。”
师达能(夫)和史文明(妇)在慕迪圣经学院相遇,他们都觉得上帝呼召他们去中国宣教。史文明的父母都是资深的宣教士,在史文明抵达中国的一年后,师达能也跟随她的脚步,不过是在不同的地区宣教。一年后,1933 年 10 月 25 日两人结婚,并于 1934 年 9 月生下海伦(Helen Priscilla),两位都以他们的女儿为傲。
三个月后,2,000 名共产党人袭击了对师达能夫妇居住的旌德县城,他们夫妇和婴儿都被拘禁。共产党密切监视了师达能夫妇好几天,最后允许师达能向中国内地会总部写信。一封信中,他转达了逮捕者两万美元赎金的要求,最后他说“求主保守你们、引导你们。至于我们夫妇,无论是生是死,愿上帝都得着荣耀。”
他们虽然知道红军带着强烈反西方、反基督教的情绪,但却无意中听到士兵们正在讨论如何处置他们的孩子,他们为此感到震惊。12 月 8 日上午,当士兵们准备杀死海伦的时候,一位农民听说了师达能夫妇的情况,就挺身为孩子的性命求情。士兵们告知那位农民,要以他的性命来换孩子的性命。农民同意,当场就被处决。
隔天早上,当史文明正在给海伦洗澡时,师达能夫妇突然被带离房子,而且没有机会带上孩子。两人被剥光内衣,游街示众。当他们被判处死刑时,有一群人聚集在那里。有一位中国医生,同时也是一位基督徒,在最后一刻为师达能夫妇求活路,共产党毫不犹豫地判处他死刑。师达能反过来为医生求情,却无济于事。然后士兵命令师达能夫妇跪下,很快两人都被斩首。
全世界的基督徒听闻这对年轻宣教士的死讯,也知道中国的基督徒们大胆地救下了小海伦,他们将海伦藏在一个米筐里,经过一次百里的长途跋涉,将她送到外祖父母手中。
尽管师达能夫妇只服事了三年,他们勇敢的殉道精神却鼓舞了一代人。师达能夫妇的传记出版后,数百人自愿加入宣教的服事工作。
凯文‧米勒(Kevin D. Miller)是 《今日基督教》的助理编辑。
翻译:思慕,校对:T. N. Ho
(本文为《今日基督教》教会历史栏目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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