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有記憶以來,宣教士這個詞在我腦海裡總有種讓人感到焦慮的形象。一個年輕人因為感受到了對某個“危險”或“貧困”國家的強烈呼召,放下了舒適的家及家人,融入到一個新的文化裡。他們無限循環着“忍受苦難、信靠上帝、結出果子、籌款”的人生狀態。

當一個正在休假的宣教士詢問是否能和我約會時,這個形象馬上就在我腦海裡出現,讓我不得不面對我對宣教士會有的生活所感到的這種不安。這位正在休假的宣教士即將在青年使命團的台灣分部(YWAM-Taiwan)委身整整五年的服事。隨然我對他很有興趣,我還是覺得自己不是能這樣犧牲舍己的料。但在夏天去台灣拜訪了他幾個星期後,我驚訝地發現他的生活跟我童年時的印象完全不同。他白天在咖啡店上中文課,每週有幾個晚上在機構做咖啡事工,教台灣人英文和聖經。他住在一間有着空調、無線網絡及衛星電視的現代化公寓裡,他大部分的傢具都來自台北地鐵幾站以外的宜家傢具店。即使他家在數千英里外的北卡羅萊納州,他仍然可以在線上看維京人(Vikings)隊的足球比賽,而且隨時可以跟家人講電話。

這些便利的現代化設施能讓我(及其他人)更容易對台灣說“好(我願意去宣教)”。但我沒有意識到的是,後來在其他微小但對於過渡時期以及道成肉身的宣教來說非常關鍵的時刻上,說“好”會變得多困難。

高速的互聯網、飛機及手機使我們這些離開家鄉及親人的人,能以過去時代的人難以想像的方式來與這個世界保持聯繫。但這些技術的進步在某種程度上也抑制了宣教士在上帝呼召他們委身的事工禾場上“活在當下”的能力。

延長了文化衝擊

在我初次拜訪台灣的夏天過後,我和這個宣教士結婚了。三周后,我們一起搬到台灣。等待着我的是滿滿的文化衝擊階段,因為我心裡懷抱着的異國情調的台灣形象,讓我忘了我正生活在一個我毫不熟悉的文化里的事實。和我在明尼蘇達州農村林地老家不同的是,我現在住在一個由混凝土高樓建成的城市,幾乎不可能看得到一片草地。語言障礙意味着連去買菜跟去郵局這樣的簡單的事情都需要花幾個小時,讓我才半天的時間就已筋疲力盡,無法再做任何事。而炎熱潮濕的夏季持續了數個月,即使少數幾個涼爽的日子也經常伴隨着傾盆大雨。

在初期的日子裡,我常不斷地看着Facebook動態或打電話給我媽媽來暫時緩解過渡時期的壓力,有時還會幻想着回家。中文課下課後,我會花好幾小時看Netflix,吃從便利商店買來的垃圾食物,迫切希望能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感覺像個正常人。

我的領導斯科特·康蒂瓦爾(Scott Contival),青年使命團台北分會的負責人,對我的掙扎毫不意外。斯科特在台灣生活了17年,親眼見到他許多員工在最初幾個月努力適應新文化的掙扎,他跟我說我的經歷很正常。“一個人通常需要6到18個月的時間來經歷文化衝擊的循環,才能達到能夠感受到正常的地步。”

或至少以前的人是這樣。

“最近幾年,我們看到新來的宣教士有一種趨勢,就是他們實際上並沒有走出文化衝擊的階段,”他說。 “他們的筆記型電腦跟智能手機讓他們能無限制地接觸自己的家庭及文化,這讓道成肉身的工作變得更加困難。”而我慢慢地——甚至是痛苦地——意識到,道成肉身,也許是宣教士能“成功地”在國外生活最重要的部分。

新的世代

雖然道成肉身仍然是多數現代宣教士的願望,但他們所面臨的挑戰也在增加。

“對於過去的宣教士來說,和家人道別,前往宣教禾場的那一天可能是他們一生中最難受的一天。但船一開,傷口就開始癒合,”斯科特說。

彭蒙惠 (Doris Brougham)可以證明這一點。在1948年,她22 歲那年,她第一次坐着一艘為期六周的貨輪從波特蘭(Portland)來到中國。她的前三年在中國的政權更替時期度過,最終落腳在一個被稱為“福爾摩沙”的島嶼上——就是今天的台灣。在最初動蕩的歲月里,她幾乎沒有收到家人的來信,唯一的聯繫途徑就是一些能碰巧在正確的時間抵達正確的地點的信。當她來到台灣時,她唯一的財產是一本中文聖經及一隻小號。

彭蒙惠的生活並沒有馬上變得輕鬆。在她剛出國的前三年,她意外的失去了雙親,但回家的路又長又貴,她無法參加他們的葬禮。她必須找到一種能處理她巨大悲傷的方式。而這個方法最終加深了她對新的家鄉的愛及對上帝的依賴。當她吹奏小號時,村裡的孩子們經常聚集在她身邊,組成即興合唱團,為處在困難時期的她帶來歡樂和意義。漸漸地,她在台灣人當中有了新的生活。如今,她所建立的結實累累的“天韻”福音事工已有70年的歷史 (依然進行着)。

在現代,宣教目的地跟我們家鄉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小,而且交通越來越便宜。航班能在幾小時或幾天內送我們回家,而不是幾周或幾個月。智能手機讓我們能即時和家人聯繫。社交媒體讓我們能很快的更新朋友的近況,更不用說政治、名人和體育新聞了。這種聯繫在許多方面上都是種祝褔——我們的家人和教會能更容易傳遞鼓勵的話給我們,也能更容易知道到我們可能面臨的緊急情況。休假回家也變得更容易且負擔得起。朋友也隨時能來宣教地拜訪我們。

但這些新的發明也可能會讓人分心。要如何與這些便利的科技劃出健康的界線是個挑戰。“我對今天的宣教士最大的擔憂是,即使他們已經離開了家鄉,卻完全有可能透過社交媒體和視頻繼續在那裡生活着,”斯科特說。“而離鄉背井的傷口會因此不斷重複地被撕開。”就我個人而言,我一直努力在與自己充滿愛的原生家庭之間劃出健康的界線——尤其因為他們不想讓我有被遺忘的感覺。某次聖誕節,因為他們拿着手機讓我能親眼看着他們拆開我送他們的禮物,讓我淚流滿面。今年他們資助我回家過30歲的生日,雖然是看似簡單的事,卻導致我回台灣后思鄉數周。

其他問題如“我應該多久打電話回家一次?”或“可以看Netflix嗎?每周能看幾個小時?”困擾着我及其他能接觸到高速互聯網及智能手機的人。這些問題的答案因人而異,但處理我們所擁有的這些大量的選擇性,可能會消耗掉宣教士情感上的能量,使我們的重心離上帝呼召我們所去的禾場越來越遠。

在全球化的時代支持宣教士

和所有基督徒一樣,宣教士會感到軟弱、想家及氣餒。在這些低谷的時刻,毫無節制的追劇及狂熱瘋迷某個球隊等等行為並不罕見。在我們覺得孤單的時候,現代教會可以透過拜訪我們的宣教地或利用科技來陪伴並鼓勵我們。對宣教士的支持一直以來都是全人關懷的,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支持。但在這個數位時代,支持者們需要戰略性地思考如何才能最好地幫助宣教士忠於上帝對他們人生的呼召。我的家人曾提出分享他們的Netflix密碼給我,或幫我買季票看明尼蘇達雙城(Twin Cities)隊的比賽。但我意識到這些事對我來說太誘人了,我不能把我有限的注意力再分散出去了。現今不少宣教機構在學習如何制定標準來在這些領域上幫助宣教士,支持者們也可以既挑戰又鼓勵他們所關心的宣教士。

宣教士和他們的家人為了將基督的國帶到世界上各個角落做出了很大的犧牲,而他們的身後也需要一個同樣願意犧牲舍己的支持團隊——不僅在財務層面,在禱告、體貼、及真誠溝通的層面上也是。支持團隊的工作不一定是去減輕宣教士的痛苦,而是與他們一起承擔。

宣教士的支持者及教會肢體應該首先關心宣教士的文化適應狀況。他們在哪些領域上掙扎?科技是否在某些層面上危害到他們的事工?能回家參與某些家庭活動是否會更好,還是就算錯過了也沒這麼嚴重?他們經歷哪方面的文化衝擊?狀況是否越來越好?有沒有在哪個領域上更容易軟弱犯罪?我們如何能在禱告及監督方面成為他們的幫助?

保羅在結束寫給帖撒羅尼迦人的兩封信前,提出了個簡單但熱切的請求——請他們為他的事工禱告(帖前5:25,帖后3:1)。而今天的宣教士們也有同樣的需求。如果你正在為某個宣教士禱告,請讓他們知道!這雖然是件簡單的事,對他們卻是很有力的鼓勵。

與台灣接軌

今年稍早的時候,我有機會與現年90多歲的彭蒙惠聊天,聽聽她在1950年代過渡到宣教士人生的經歷。她既聰慧又風趣,很快地說起她在亞洲生活的一些有趣故事。正如她所分享的,很明顯的,她初來乍到時的台灣與我現在所生活的台灣截然不同。她剛來台灣時,非常少人會說英文,學中文與其說是種選擇,不如說是個必要條件。她去的很多地方的衛生設施遠非現代化,她遇到許多患有肺結核或有其他傳染病的病人,擔憂自己被感染。聽着她分享,我不安地在座位上動了動,覺得我的掙扎與她相比簡直微不足道。她面臨生死攸關的局面,而我在煩惱我該在手機上下載哪個應用程式。

但我發現,當我開始認真對待我個人的掙扎時,它能成為我生命成長及事工蓬勃發展的催化劑。我跟丈夫把電視鎖在壁櫥裡一整個賽季,這樣我們就有時間能與彼此及來我家的客人建立更有意義的連結。我不再帶手機到公共場所了,這樣我就能在公園遊樂區跟其他媽媽聊天,而不是刷着Twitter。由於我限制自己與家鄉聯繫的時長,我發現我和台灣連結的時間開始增加。文化衝擊的痛苦最終緩解了。我發現和家人減少聯繫反而讓我更有生命力,和他們的聯繫並不是讓我能好好生活的必需品。

搬到台灣一年多后,我跟丈夫搭着出租車到醫院生下我們第一個孩子。雖然家人遠在千里之外時迎接新成員是件苦樂參半的事,但我們發現我們的兒子還有另一個大家庭——將他視為己出的台灣阿姨和叔叔們。我們的兒子說出的第一句話是中文,他對台灣菜有着無窮無盡的胃口,這讓我們所有朋友都很高興。我們仍然會傳照片跟視頻給家人 (並歡迎他們來台灣)。但台灣已成為了我們的家。

Rachel Kleppen 與她的丈夫Travis和兒子Benaiah住在台灣台北,他們服事於青年使命團台灣分部。她在明尼蘇達州聖保羅的伯特利大學(Bethel University)獲得青年事工及聖經研究學士學位。

翻譯: 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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