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忘不了教会学校的女翻译家

本文是“中国近代史上深具影响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杨苡（1919—2023），本名杨静如，中国女性翻译家、作家。她最有名的译著Wuthering Heights至今仍以她命名的《呼啸山庄》最为盛行传神。

杨苡出生于天津的书香世家，祖辈有四位曾在晚清时考入翰林。杨苡兄长杨宪益和丈夫赵瑞蕻也是著名文学家或翻译家。杨苡的家族是一个书香世家。祖母是四川总督吴棠的女儿，叫吴述仙。传说因吴棠有恩于掌权前的慈禧，后慈禧格外照顾吴家，杨家也跟着沾光。杨苡的父亲杨毓璋曾任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长，是中国第一代银行家。他因病死于1920年之后，庶出的二奶杨苡的母亲徐燕若坚定地要求一子两女不要放弃读书，即除杨苡与杨苡的哥哥杨宪益之外，还有后来成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的杨苡的姐姐杨敏如。

1927至1937年的十年间，杨苡就读于天津中西女校。这所民国时期的教会女校，全称“天津中西女子中学”，是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的。美以美会在中国办了不少教会学校，包括燕京大学、金陵大学，还有金陵女子大学等。

中西女校虽然校址设在贫民区，但校园里都是洋派的漂亮建筑，设施齐全，中英文图书藏书丰富，不过学费也贵，是一所比较“贵族”化的学校，学生大都来自有头有脸的人家（如顾维钧大使的女儿）。中西女校具体的目标是培养淑女，规矩严格，特别注意学生的仪表举止、礼貌等，吃饭前也要唱基督教的谢饭歌曲。但整个学校的气氛又是宽松的，老师对学生很友善。学校里宗教色彩的课和活动，对女学生们来说也有游戏的意味。朝会唱基督教歌曲，圣经课讲故事。中西的教育中，音乐是重头戏，杨苡说学生们是在“歌声中成长”。杨苡晚年回忆说在中西女校的十年，她是“玩过来”的，那个学校简直是给她最多快乐的一个乐园。

中西女校虽是教会学校，但似乎并不直接向学生传福音，校内并没有布道，学生们听布道要去附近的教堂，而且为了不影响上课，出去听布道都是在晚上。而杨苡在校外竟然听到当年著名的布道家、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宋尚节博士（“Dr.宋”）的布道，并且因此“被说动”而信主。

杨苡在晚年追述自己的“重生”经历：

Dr.宋布道极煽情，有一次……说着说着他从衣服里拿出一个小棺材，挺精致的，里面有很多纸条，上面写着基督教定义的各种罪。他抽开挡板，把纸条一张一张拿出来念：仇恨、忌妒、偷窃……听完后谁要是要求悔改了，就走到前头去。我的好朋友、同班的，一个个都往前走……说服了就登记，先悔改，然后是要求“重生”。“重生”就是一对一的约谈，当面向牧师说出你的“罪”，悔过了，你就“重生”了……我犯了什么罪呢？我觉着我没说过谎，没打过人，没骂过人，没偷吃过东西。贪婪、偷窃、仇恨……我都没有，甚至考试做小抄我也没有。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宋牧师就启发我：嫉妒过没有？我说嫉妒过，嫉妒我姐姐，因为我母亲爱她，不爱我。好，总算有个罪了。他就把一只手放在我头顶，另一只手竖起来指天，让我“重生”——这就通圣灵了……

宋尚节布道用小棺材当道具多半是真的，但杨苡对基督教信仰中的罪、重生和圣灵的工作的认识显然是非常肤浅和不确的。尽管她自己认为“这就算信上帝了”，其后有段时间甚至还跟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布道团”去向其他人传福音，但她对自己到底信的是什么，可能还相当糊涂。所以当她后来再思想自己由宋尚节带领“重生”的经历时，会“越想越觉得像气功”。

到杨苡初中快毕业时，中西女校发生了一个变化。原先教会学校都是自我管理的，现在国民党政府出台了新政策，要求所有的学校都要在教育部立案，教会学校也要纳入国民教育系统。首先，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汇文中学的刘校长兼任了中西的校长，原来任校长的范爱德教士改任教务长。其次明显的变化是周一的朝会不唱圣歌了，改唱《中国国民党党歌》，还增加了教党义的课，杨苡觉得“没意思极了”。后来共产党作为地下党也渗透到中西女校。好在中西的心理课杨苡很受益，给他们上心理课的范教士（范爱德）对文学的兴趣也感染了杨苡。初中毕业后，杨苡的“中西十年”像她毕业歌所唱的“像一道光”远去了，却也长久地在她心里发酵，照亮她后面的岁月。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杨苡开始给流行小说《家》的作者巴金写信，从此杨苡与巴金一生中多次互寄书信。后来她又认识了巴金哥哥李尧林，两人发展了一份友谊之上、爱情未满的情谊。

1937年，杨苡在教会学校毕业后，保送至位于天津的南开大学，但受七七事变的影响，天津沦陷。1938年7月7日杨苡离开天津，经香港转程越南后到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学习。她认识了沈从文，舍友有萧珊（后为巴金妻子）与王树藏（萧乾女友）等。杨苡还参加了校内穆旦等人组织的高原文学社，参加了全国抗战文艺协会云南分会的活动，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过多篇诗歌散文，其译自英国诗人拜伦所著的叙事长诗《栖龙的囚徒》在《现代文艺》杂志上发表。

1940年，杨苡与同学赵瑞蕻登报结婚。婚后，杨苡转至金陵女子大学就读，但因生育导致课程被耽误。1942年杨苡随赵瑞蕻到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苡在南京的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担任翻译工作，参与了《罗马帝国衰亡史》和《马可波罗游记》的翻译工作。1954年，杨苡开始了翻译《呼啸山庄》的工作。杨苡不满意此前梁实秋的中译本将此书名译为《咆哮山庄》。1955年，杨苡译著《呼啸山庄》由巴金主持的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反右运动中，杨苡译著《呼啸山庄》、赵瑞蕻译著《红与黑》都遭到批判。

文化大革命期间，杨苡哥哥杨宪益被捕入狱，杨苡也被批斗，参加劳动改造。1980年后《呼啸山庄》得以再版。1987年，范用出版《雪泥集：巴金致杨苡书简劫余全编》一书，该书收集了巴金寄给杨苡的67封书信，杨苡为此书中的书信做注。1990年，杨苡译著《呼啸山庄》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其精装本被英国勃朗特故居博物馆收藏。2023年1月27日，杨苡在南京去世，享年104岁。

杨苡虽然在教会学校读书的时期有“信上帝”的经历，但是她的信心非常肤浅。她在自述中也讲到，那段时间她经常祷告。有一次家里东西丢了，她虔诚地跪在垫子上祷告，结果东西找到了，她感觉“上帝显灵了，就接着信”。但“初中会考时，我又试了一下：我的数学成绩一直不好，心里特别紧张，于是祷告上帝让我过关，结果数学还是没及格。我觉得我那么虔诚，花了那么多时间，上帝没帮我什么忙，后来就不信了。”

杨苡离开中西女校后，不但逐渐远离了基督教信仰，她的文学生涯在后来时代的左翼浪潮中也开始左转，令人扼腕叹息。

但一直到晚年，在教会学校的“中西十年”都一直是她内心所珍藏的美好回忆。她后来唯一一部口述自传，主要只写到抗战胜利她三十岁之前的经历，就停在那里了。不知道她是否觉得后面的年岁不堪回首？在她的文学生涯中，她能够坚守内心的一份宁静淡泊，是否与她早年在教会学校接受的教育和熏陶有关呢？20世纪八十年代她翻译的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天真与经验之歌》，充满对诗人弥尔顿所述的人的堕落的反思，对纯真的心灵的向往，对仁爱的上帝的颂赞，是否也代表她自己在信仰上的重新感悟与反思？

但愿杨苡沧桑的一生，如她早年在教会学校所唱的《渡死海歌》（Crossing the Bar）所述：“……让那无量深处所涌现的，重返家乡黄昏与晚钟声过后，便是黑暗，但愿毫无痛苦，这番辞行，我好扬帆，我虽必须辞别时间空间，这远随了潮头，我却希望与我舵工会面，当我入海时候。阿门”。

张蕴艳，独立学者，爱荷华大学等多间欧美大学访问学者，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本文是“中国近代史上深具影响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