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诺（Bono）的朋克摇滚反叛是充满盼望的哀歌

“我们曾经收到一个邀请。”波诺告诉我。他用崇敬的语气说出接下来的一句：“葛理翰（Billy Graham）牧师很想见见乐队并为我们祝福。”

我们正在进行视频通话，波诺（Bono），这位U2的主唱坐在绿色沙发前的地板上，他的电脑放在他前面的咖啡桌上。这是都柏林的黄昏时分，正在落下的夕阳使房间熠熠生辉。这场景几乎有舞台效果。波诺的眼睛里也闪烁着光芒。他知道他的故事会吸引人。

“他是《今日基督教》的创始人。”波诺笑着提醒我。“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不过我还是希望得到祝福。我试图说服乐队和我一起去，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不能去。时间安排很困难，但我还是找到了办法。”

那是在2002年3月，就在U2乐队传奇性的超级碗中场表演之后的几周，以及他们的单曲《向前走》（Walk On）获得格莱美年度最佳唱片之后的几天。

“他的儿子葛福临在机场接我。”波诺说。“葛福临在撒玛利亚救援会做着很有成效的工作。但他对自己车上载的人不是很放心。”他笑着说。“在去见他父亲的路上，他一直在问我问题。”

波诺为我重演了这段对话。

“你......你真的爱主？”
“是的。”
“好吧，你爱主。你得救了吗？”
“是的，而且在救人。”
他没有笑。一点儿不笑。
“你献上了你的生命吗？你知道耶稣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吗？”
“哦，我知道耶稣基督，我尽量不把他仅仅用来做我个人的拯救。不过，你知道，是的。”
“为什么你的歌曲不是，呃，基督教歌曲？”
“它们是的！”
“哦，好吧，它们中的一些是。”
“你是什么意思？”
“嗯，为什么它们......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它们是基督教歌曲？”
我说：“它们都来自一个地方，福临。看看你周围。看看造物，看看树木，看看天空，看看这些青翠山丘。他们没有挂出一块牌子说‘赞美主’或‘我属于耶稣’。他们就那样将荣耀归于耶稣。”

四十年来，波诺发现自己一直处在这样的对话中，回答着那些不太确定如何看待他或U2的基督徒。

U2乐队的成名与现代基督教音乐（CCM）的出现恰巧是同一时间。在1980年，即U2发行第一张专辑《男孩》时，现代基督教音乐已经成为主流。拥有真诚信仰和新鲜面孔（通常很悦目）的年轻艺术家被推销给父母和孩子，他们需要“对整个家庭都安全”的音乐。

这一新行业的成功是一把双刃剑。唱片公司需要能够在教堂礼拜中演出并在基督教书店中销售专辑的乐队，因此，除了拥有天赋和魅力之外，现代基督教音乐家还被要求保持一个十分干净的形象，并在他们的歌曲中加入明显的基督教歌词。一些音乐家开玩笑地将此称为现代基督教音乐的“JPM ”商数——歌曲中“每分钟提到耶稣”（Jesus per minute）的次数。

U2在这个生态系统之外发展，到90年代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乐队之一。他们的歌词往往渗透了基督教的意象、圣经的语言和属灵的渴望，但同样也常常提及性、权力和政治。

“他们在MTV出现的五年之前成立，并且忠实于他们的后朋克倾向。”音乐家史蒂夫·泰勒(Steve Taylor)告诉我。“他们避免了让他们的音乐被任何过于精致的乐队形象或营销噱头所掩盖。”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泰勒可说是现代基督教音乐“局外人中的局内人”，他的讥讽、前卫的后朋克和另类音乐在能够被接受的边缘地带擦边。他经常戳穿福音派同路人的虚伪行为。

“现代基督教音乐选择了形象和营销，而不是实质内容，最终成为一个束缚，在思想和艺术上鼓励了最低的大众共同标准。因此，如果现代基督教音乐的产业体系对U2持怀疑态度，我相信这种感觉是彼此的。”泰勒说。他补充道：“我认识的艺术家不这样看。U2是我们的披头士。”

Image: AP

Bono performing with U2 in 2011.

我对波诺说：“你的出道故事，有一种阴魂弥漫的感觉。”

他笑起来，问道：“是T·S·艾略特在......《四首四重奏》(Four Quartets)里写的吗？‘终点就是我们的起点’？"

我们正在谈论《降服：40首歌曲，一个故事》(Surrender: 40 songs, One Story)，波诺近600页的回忆录，此时离11月的发行只有几周时间。

波诺告诉我：“1974年将我的母亲从我身边带走，但它给了我这么多回报。”

“我的母亲在她自己父亲下葬的时候倒下了，我再也没有和她说过话。”他补充说。“几天后，我在医院的病床上看到了奄奄一息的母亲。那时刻......我是说，人们经历过很多更糟糕的事情。” 他描述了他因工作接触到世界上一些最贫穷、最无助的人时目睹的惨状。

“不过说真的，”波诺继续说，“死亡对一个正进入青春期的男孩来说像兜头浇下的冰水。T. S. 艾略特是对的，终点就是我们的起点。经常是在那种时刻你开始了对生命的思考。我的意思是，其实我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活在否认中。”

《降服》是对否认死亡的持续挑战，从2016年的一次几乎致死的心脏病发开始。但他母亲的去世在故事中占了最大的比重——她在家中消失不见了，此后五十年来一直存在于他的心中和想象中。

在他成为波诺之前，他是保罗·休森（Paul Hewson），是鲍勃和艾瑞斯·休森(Bob and Iris Hewson)的儿子。鲍勃是天主教徒，歌剧迷，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暗示了他行为举止的锋芒。艾瑞斯是新教徒，调皮、热情、经常在不恰当的时候无法控制地大笑，比如在歌剧演出中，或者当鲍勃用钻头钻进自己的裤裆，以为自己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时。（他其实没事）。

Image: Courtesy of Hewson Family Archive

Bono’s parents, Bob and Iris Hewson.

她去世时，波诺才14岁。休森家中被她离去的哀伤笼罩，这加剧了他和父亲之间已有的距离感。

“要想让一个小孩子成长为在体育场开盛大音乐会的歌手，无非有几条路。你可以告诉他们，他们很了不起......或者你可以直接无视他们。这可能更有效。” 他在《降服》中写道。

“失去母亲在我生命中打开的伤口成为一种空虚，我用音乐和友谊来填补它。”波诺告诉我。“的确，还有'不断增强的信仰'，就像威尔士布道家史密斯·维格尔斯沃思(Smith Wiggleworth)说的那样。”他笑着补充。

给他改名为“波诺”的朋友把他带入了塑造他一生的基督教信仰。德里克·罗文（Derek Rowen），又名“古吉”(Guggi)，惯常给人起绰号，大多数结识过他们这帮朋友的孩子，早晚都会得到一个新名字。(其中一位是大卫·埃文斯(David Evans)，因为他轮廓清晰的威尔士人特征，得到了“刀锋”(The Edge)的绰号。这个绰号也保留了下来。）

波诺写道：“古吉使我了解到上帝可能关注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个细节，这个概念将支撑我度过少年时代。也度过了成年时期。”

在他们参加的教堂集会和祷告会中，波诺为他与生俱来但“刚萌芽且未成形”的灵性感觉找到了方向和名字。这深深地震撼了他，直到今日。他写道：

圣经让我如痴如醉。那些文字从书页中活生生地走出来，跟着我回家。在那本哥特风格的英王钦定版圣经中，我找到的远比诗歌更多。......当教堂有献身呼召时，我总是第一个站起来，就是“走近耶稣”的那刻。我现在仍然这样。假如我现在在一个咖啡馆里，有人说：“如果你准备好把你的生命交给耶稣，请站起来。”我会第一个站起来。我不论在哪里都带着耶稣，直到现在也是这样。

艾瑞丝·休森的去世并不是1974年唯一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在她倒下的四个月前，三枚汽车炸弹在都柏林爆炸，第四枚在莫纳亨爆炸，造成3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一枚炸弹在海豚唱片店附近爆炸，这家唱片店是波诺课余时间经常去的地方，但他当时不在现场。同一天公交车罢工，意味着他骑着自行车去上学然后骑车回家，炸弹爆炸时他正在家里。他写道：“那天我不是躲过了一枚子弹；我躲过了一场屠杀。”

Image: Getty

The bombing in Dublin in 1974.

两年过去了。对波诺来说，这两年是内化创伤、恐惧和悲痛的两年。然后，在1976年，小拉里·穆伦（Larry Mullen Jr.）在他学校的墙上贴了一个广告：“鼓手找乐手一起组成乐队”。回应的人中有波诺、刀锋(The Edge)和亚当·克雷顿(Adam Clayton)。

U2是后朋克音乐时代的一部分，与冲击合唱团（The Clash）、硬手指（Stiff Little Fingers）和性手枪（Sex Pistols）等乐队同时兴起。后朋克从雷蒙斯（Ramones）等前辈的率性力量中发展而来，但声音更有活力，歌曲经过更好的编排。在这个时代，摇滚乐的反叛精神变得更政治化，对精英的虚伪和权力的滥用愈发厌恶。

但是，当他们的同时代人沉溺于愤世嫉俗，唱着“没有理由”或 “没有未来”的时候，U2唱的是哀歌，呼喊道“还有多久？”，沉痛地唱着“我们本可以成为一体”。乐队更像是先知而非不同政见者，察觉到在不公义的表象之下有着复兴的盼望。

我就这一对比询问波诺。我说：“即使在你那些比较黑暗的歌词中，它们读起来也不像绝望。它们读起来像哀歌。而在哀歌之下，总是有某种希望。朋克音乐是反叛的声音。你的背景中有这些创伤，这些失落感。在你当时的世界里，似乎盼望本身就是一种叛逆的行为。”

他想了一想，重复了这句话：“在哀歌的背后潜藏着盼望。对，悲痛成为一种呼求，不是吗？一篇等待回应的祷告？”他笑了。“对，朋克摇滚祷告。可能这些歌正是如此。”

“那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朋克摇滚。”他说。“他们真正启发了我。我想我们在U2中叛逆的是一些更隐晦的东西，也许对一些人来说更难理解，但我们其实是在叛逆自己。”

“我有一本圣经，我记得给《以弗所书》第6章划了重点：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属灵世界执政的、掌权的争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用公义当护心镜遮胸，拿着信德当盾牌，戴上救恩的头盔，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我想，这才是真正的战斗，其余的都是它的表达方式。顺便说一句，我不认为宗教人士理解他们自己的经文，因为他们经常使用他们的宗教——在爱尔兰肯定有——当作棍子来打压其他人。我是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如果你仔细想想，这真是可笑。是的，我们选择了一种更有意思的战斗。”

他坐了起来，笑了。“如果你能容忍一个热心的爱尔兰摇滚歌手引用自己的歌词，《远方没有地平线》(No Line on the Horizon)中有一首歌叫《黎巴嫩的雪松》(Cedars of Lebanon)，我想歌词是这样的：‘小心选择你的敌人，因为他们会定义你。选择有意思的敌人，因为以某种方式，他们会提醒你。’然后歌词说‘故事开始时他们不在，却在结束时现身。他们会比你的朋友更长久地陪伴你。’我想U2做对的事可能只不过是······我们比朋克摇滚选择了更有意思的敌人。”

这让我想起波诺被《滚石》杂志的大卫·弗里克(David Fricke)采访时曾说过的话。弗里克正在报道U2乐队1992年为其专辑《注意宝贝》(Achtung Baby)进行的巡演，在这部专辑中乐队沉浸在狂野、荒诞、自我嘲弄的魅力中。乐队既批判摇滚乐的过份行为同时又沉浸其中，似乎自相矛盾，波诺对此评论说：“嘲笑魔鬼，他就会从你身边逃开。”

Image: Photograph by Patrick Brocklebank

Bono, far right, with band members and friends in 1979.

在他们的第一张唱片发行后，U2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他们真的相信我们是真的走错了路。”波诺说，指的是都柏林他们所在的一个关系紧密的基督教社区的领导人。他们给乐队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相信跟随上帝的呼召意味着离开这条路，专注于在都柏林传福音和教会生活。

刀锋(The Edge)退出了。波诺无法想象没有他的U2，所以他也退出了。拉里理解。亚当不理解，但也不打算争吵。他们开车来到经理人保罗·麦金尼斯(Paul McGuiness)的家中，告诉他U2已经走到了尽头。波诺在《降服》中描述了这一幕。

他问道：“我是否应该认为你们一直在与上帝谈话？”
“我们认为这是神的旨意。”我们真诚地回答。
“所以你们可以直接呼叫上帝？”
“是的。”我们沉吟着说。
“好吧，也许下一次你们可以问问上帝，是否可以让你们在地球上的代表违反法律合同？”
“不好意思，你是说？”
“你认为上帝会让你违反法律合同吗？......你的这位上帝怎么可能要你违反法律，不履行你的责任来完成这次巡回演唱呢？这是位什么样的上帝？”
说得对。上帝不太可能让我们违反法律。

那次谈话很关键。无意中，麦金尼斯给了他们所需要的许可，让他们生活在身处世界但不属于世界的张力中。波诺写道：“作为艺术家，我们慢慢地发现了悖论的存在，发现了我们不一定非得解决所有那些矛盾的冲动。”

“他的音乐总是‘是的，而且’。”桑德拉·麦克莱肯(Sandra McCracken)告诉我。麦克莱肯自己也是一位艺术家，她将音乐带入了教堂圣所也带入气味难闻的酒吧——在她之前一代的许多基督教音乐家是无法想象的。波诺展示了基督教艺术家生活在这些边缘空间的样子，让爱和想象力引导他们创作自己相信的音乐，这是最要紧的。

“他似乎打破了报纸和圣经的边界。两者没有区别，他的生活中同时有这两样。”麦克莱肯说。“而这对我来说是如此打动人心。它让我想起你努力和孩子进行的最好的那种谈话。你注意到什么吸引了孩子的注意力，然后问，‘你为什么喜欢这个？’这里有一种慷慨大度。”

这是2002年2月。9/11事件后的第一届超级碗赛场上，不停地展现着美国国旗、国歌和前总统们的身影。但在中场休息时登台的是U2乐队的四个爱尔兰人。

很难想象还有哪个乐队或艺术家更能够表达9/11事件后美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焦虑。自从第一张唱片发行，20年来他们的朋克摇滚祷告使他们成为上帝同在的可靠见证，也是在黑暗世界中盼望着公义的见证。

当音乐开始时，刀锋（The Edge）演奏着他小时候在纽约买的Gibson Explorer电吉他。波诺出现在人群中间，唱道：

心灵是一朵花，
从石地里发芽。

藤村诚（Makoto Fujimura）是一位画家，著有《艺术与信仰》一书。他将 “文化战争 ”描述为一种两极化的心态，将文化视为可占据的领地，而不是与邻舍的共享空间。与其说这是一场零和游戏，他邀请我们采取“文化关怀”和“生成性创意”的姿态——通过携手创造为这个破碎的世界带来美和治愈。

他告诉我：“身处灾难毁灭中而不变得愤世嫉俗，需要某种勇气。因为波诺的经历，能够理解他面对世界上的苦难时想要祝福‘平安（Shalom）’。”

在中场休息时，《平安》（Shalom）听起来非常像《这是美好的一天》（It's a beautiful day）。

Image: Getty / Michael Caulfield

Bono performing with U2 during the Super Bowl XXXVI halftime show in 2002.

我们很容易忘记9/11事件带来的冲击和它在整个西方世界留下的焦虑。当我们经历那种暴力时，我们需要先知式的见证人，他们不仅能重新点燃我们的勇气和希望，也能教会我们怎样唱出哀歌。

当U2开始演奏第二首歌时，他们身后的黑色幕布高高升起，9/11事件遇难者的名字投射其上，向天空滚动上升。刀锋(The Edge)开始了《街头无名之地》（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中那熟悉的打击乐，波诺按照《诗篇》第51章第15节祈祷：“哦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整个乐队一起猛然加入了这首歌，波诺喊道：“美国！”并张口发出了介于原始尖叫和哈利路亚之间的呐喊。

“艺术家必须学会站在灾难原爆点的灰烬上，相信他们会有新的使命、新的歌。”藤村告诉我。“这意味着要关注所有的事情，不论好坏。......对于波诺和U2，他们的创伤经历使他们能够听到一种召唤。注意到燃烧的荆棘——这些上帝在说话的地方——并与世界分享他们所看到和听到的。”

《街头无名之地》（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 ）是一首哀歌，为跨越种族、阶级和国家的团结合一而祈祷。歌曲结束时，波诺打开他的夹克，露出缝在里层的星条旗——又一个团结合一的象征。

波诺后来描述这一夜是“桀骜不驯的喜乐”。这描述不仅适用于那晚，而且适用于他所有的独特见证。

基督教艺术家往往面临着不成文的规则——需要避免的主题、需要投射的自我形象、要塞进作品的信息、不能冒犯的人、要支持或避免的政治话题。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教条主义更毒害创意了。

U2对这些冲突的回应是接受了处于中间地带而带来的矛盾。这使一些人认为他们对主流来说过于基督教，对基督徒来说又过于主流。我发现这个框架完全搞错了。处于边缘地带使他们更有能力同时与两个社区对话。这使他们在2002年的那个晚上有机会给全世界送上一份悲痛和盼望的礼物。

波诺还发现自己以一种新的方式来面对这些分歧。在世纪之交，他参与了一个名为 “禧年2000 ”的项目，目的是终结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这个项目的成功以及它带来的对非洲艾滋病情况的了解，激发了波诺对社会活动更深的投入，最终带来“一”项目的创立，包括为非洲提供抗病毒药物的巨大努力。

为了让这项活动获得成功，波诺需要得到保守派政治家和福音派领导人的支持，但当时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福音派基督徒对帮助艾滋病受害者，包括孤儿，兴趣不大。波诺主动与他从未想象过会同席而坐的政治家们建立关系。他写道：“我逐渐看到，《圣经》是一扇门，通过它我可以和那些原本无动于衷的人一起行动。”

“这些不是党派的问题。”迈克尔·格森(Michael Gerson)告诉我。他曾是小布什政府的演讲撰写人和政策助理，此后多年来一直与“一”运动合作。“波诺基于对人类尊严的共识找到了与其他人的共同点，而这根植于圣经。”

这就是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怎么会在办公室里为波诺祷告。这位参议员是U2的反战歌曲《蓝色天空中的子弹》（Bullet the Blue Sky）的灵感来源之一，且不是正面的灵感。很难想象有哪位政治家的观点会与波诺的观点更截然相反。赫尔姆斯称爱滋病为 “同性恋疾病”，几十年来一直是民权立法的反对者。波诺写道：“而他却把他的手放在我的头上。”

赫尔姆斯在为他祈祷。

“他眼里含着泪水，之后他将公开忏悔他过去谈论艾滋病的方式。这对左派和右派来说都是巨大的震惊。把艾滋病比作经文中的麻风病打动了他。他必须效法耶稣。”

在整个布什执政期间，波诺和“一”项目的其他成员疏通了一个又一个关系，使得超过1000亿美元的税金被用于预防艾滋病传播和提供治疗。

波诺告诉我：“那让美国转危为安的，那激励了美国的保守派总统与艾滋病斗争并领导全世界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最了不起的医学干预的，是保守派基督徒。”

我告诉他，我对这些故事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在我们目前这个两极分化的时代。

“我将自己定义为激进的中心。”他说。“我们都需要非常小心不要让信仰被政治劫持。”

如果说在1981年《男孩》发行时，充满盼望的哀歌是一种反叛行为，那么处于激进的中心也许就描述了2022年的朋克摇滚。

波诺说：“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让自己陷入这种进步派和保守派两极分化的世界观。我认为那是非常分裂的。通过寻求更高境界我们会找到共同之处。”

“我们需要度过现状抵达智慧之所，而且我预测会有复兴。”波诺继续说道。事实上，他预测各宗派的教堂，“可能被填满，而不是被清空。但这取决于它们如何被使用。我们必须希望人们能够活出信仰，而不仅仅是讲道。我们必须传道。如果你是一个传教士，那就传吧。但如果你不能活出信仰，那就停止。”

当我第一次有采访波诺的设想时，我发现他生活涉猎的范围和规模大到有点让人难以承受。他不仅仅是世界上最大的摇滚明星之一——他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和最有成效的社会活动家之一。当然，在阅读《降服》时，我震撼地发现，他那不平凡的人生也充满了人人经历的那平凡的复杂性——爱、失去、悲痛、恩典、伤口、救赎。

“我想向我的家人、朋友和歌迷解释我怎样度过人生。”波诺谈到《降服》时说。“我也想向我的家人解释我对他们的生活做了什么。是他们许可我离开，无论是U2这个巡回马戏团还是我的社会活动。我只是想让他们......”他停顿了很久。“我想让他们了解我怎样度过人生。”

作为一个差不多一生都认同波诺歌词中的属灵气质的人，我认为波诺完全有理由写一本属灵回忆录。这种体裁应该不是奥古斯丁发明的，但他的《忏悔录》成为样板之作。奥古斯丁对欲望、遗憾和希望的表达至今仍激起共鸣，因为它所反映的体验，是每个灵魂允许自己感受到对上帝的渴望时都能体会到的。奥古斯丁最著名的祷告：“我们的心动荡不安直到它在你里面安息”，听起来非常像U2的“我仍然没有找到我在寻找的东西”。

即使在《降服》的最后几页，波诺也认为自己是一个朝圣者，而不是一个圣人——一个仍在寻找的人。他讲了一个故事，是他观看儿子与他的乐队Inhaler演出后父子之间的对话。波诺告诉他：“做自己是最难的事情，而对你来说这很容易。我从来没有做过一次自己。”

我告诉波诺，这句话真的让我很吃惊。

他说：“降服这个词对我来说似乎仍然遥不可及。你期望从一个因信仰而变得完整的人那里看到的心理协调和整合，我可能没有。我有快乐，我有一些洞察，我有很多。但我指的是自在地做自己。”

他接着说：“你知道，在舞台上搞U2......牵涉到很多事情。我们必须在走上舞台之前好好准备。我们必须为对方祈祷。就像，‘算了吧，伙计们。这只是一场摇滚表演。别把自己太当真。’但是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我昨天刚在高中母校对六年级的学生演讲。我给他们读了这本书；我非常紧张。”

他慢慢地吸了一口气，说：“但我能告诉你，在内心深处，有一个锚。我被固定在一块基石上，那块基石就是耶稣。”

迈克·科斯帕(Mike Cosper)是CT媒体主管。

翻译：湉淙 / 校編：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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